唐建荣，孔钰婷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

一、引 言

在全球温室效应加剧和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下，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国家鼓励政策的出台以及新能源技术投资的增加使该行业的前景备受关注，行业竞争也因此愈演愈烈。良好的成本管理是企业能够在外界行业竞争中取胜的重要保障，而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准确认识是进行有效成本管理的前提。在传统的会计理论中，成本被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基本表达式为：y＝a＋bx，其中a为固定成本，表示与企业业务量x无关的成本；bx为变动成本，表示与业务量成线性相关的成本，且其变动方向与业务量的变动方向一致。该成本模型简单易懂，能够让企业管理者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但同时又过于理想化，并不能真实反映成本性态。

近年来对成本性态的研究发现，企业在业务量下降时成本的降低量小于业务量上升时成本的增加量，该现象在学术界被称为成本粘性。Anderson等人在2003年的研究中发现，美国7 629家上市公司在1979—1998年期间的销管费用和一般行政费用存在粘性行为［1］；孙铮等人利用292家公司的数据对企业的费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2］；孔玉生等人的研究从费用粘性拓展到成本粘性，对927家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数据进行测试，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且成本粘性受各个行业和公司属性影响［3］。

笔者在其他专家研究的基础上，以深沪两市58家新能源上市公司2007—2011年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其总成本的粘性行为（以下简称为成本粘性），同时分析和检验其驱动因素，以深化管理者的成本意识和效率意识。

二、文献回顾

成本费用存在粘性这一现象最早是由美国学者Anderson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的，他们利用Compustat数据库（由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开发）观察了美国7 629家上市公司1979—1998的年度财务数据，发现这些上市公司收入增加1%时费用增加0．55%；收入减少1%时费用减少小于0．55%，只有0．35%。同时，还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特征中的资产收益率和员工人均业务量以及经济环境中的宏观经济趋势都能对费用粘性产生重要影响。Calleja等人通过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不同国别的费用粘性存在差异，法国和德国的上市公司粘性更大，并且把这些差异归因于公司治理和管理层监督的差异［4］。继国外学者研究之后，国内学者也对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刘彦文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并且受到宏观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度和历史费用的影响，但是各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又有差异［5］；万寿义等人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的角度把深沪A股的上市公司分为国有和非国有，并通过对2004—2010年数据检验后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费用粘性要大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资本密集程度会加深费用粘性程度，而且国有公司受其影响更大［6］。对于成本费用粘性成因的研究，孙铮等人认为可以从契约观、效率观和机会主义观解释费用粘性行为［2］；万寿义等人从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构建了费用粘性行为成因的理论框架［7］。以上学者都认为成本费用粘性行为的出现是“三观”或者“三种理论”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通过上述文献的总结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对于成本费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费用粘性的分析，研究对象多以深沪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主，缺少关于特定行业的研究。刘武基于行业差异的研究指出，企业费用的粘性行为有显著的行业差异，不仅要从整体上把握，更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归属差异［8］。因此，笔者选择当前受关注度较高的新能源行业为对象，研究成本粘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三、研究假说与检验模型

（一）研究假设

企业通常会选择签订长期契约以维持双方合作，一方面能够保证企业日常的运转，另一方面也能取得成本上的优惠，但是高昂的调整成本也隐含其中。因此，当业务量下降时企业的成本费用很难随业务量同比例下降，同时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经理人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当业务量增加时，扩大费用的支出、提升自己的薪酬或者购入更多的资产；当业务量减少时，经理人可能不会及时下调上述支出。因此，根据以上描述提出假设1：

H1 新能源行业存在成本粘性。

非流动资产中的固定资产具有成本高和使用年限长等特点，因此企业一旦签订契约，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据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对固定资产进行调整，若要调整就会出现高昂的调整成本。同时，新能源行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无形资产的投入高于一般行业，当业务量下降时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分摊到各产品的单位成本就要增加，企业管理层可控成本减少。因此，提出假设2：

H2 非流动资产密度与成本粘性程度正相关。

企业的负债水平同样会影响成本粘性的程度，当业务量下降时，负债所产生的财务费用不会因为业务量的下降而下降，所以高负债水平企业的总成本粘性很有可能会强于低负债水平的企业。因此，提出假设3：

H3 负债水平与成本粘性程度正相关。

企业成本粘性的存在不仅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企业董事会中设立独立董事一职的目的就在于监督企业的经营过程和抑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成本管理水平和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作为社会威望和工作能力的体现，独立董事往往同时在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职务，从而形成连锁董事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促进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从整体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9］。同时，在缺少监督的环境下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容易被发现，若控制股东拥有足够数量的股权并有效行使控制权，股东利益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从成本粘性角度出发，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抑制，成本就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因此，提出假设4：

H4a 独立董事比例与成本粘性程度负相关。

H4b 股权集中度与成本粘性程度负相关。

（二）检验模型

本文以Anderson的对数研究模型为基础，同时参照孙铮、万寿义等专家建立的模型，对新能源行业的成本粘性进行验证并引入各影响因素，探究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

建立对新能源行业成本粘性存在性的检验模型（1）：

其中costi，t为公司i在t年的总成本，包括营业成本及三项期间费用；revi，t为企业当期的业务量，但该数据比较难以获得，而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可以认为是“单价”与“当期业务量”相乘，营业收入的增加也意味着业务量的增加，因此本文中的业务量用营业收入代替［10］；Di，t为哑变量，在销售量增加时取0，业务量下降时取1；系数γ2为成本对业务量增加的变化，即业务量每增加1%，成本增加了γ2%；γ2＋γ3表示成本对业务量减少的变化，即业务量每减少1%，成本减少了（γ2＋γ3）%。若新能源行业不存在成本粘性，γ3应为0；若存在成本粘性，则γ2＋γ3＜γ2，即γ3＜0，且γ3越小，成本粘性越大。本文选择了对数模型，原因在于自然对数可使对系数的解释更具吸引力，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和偏态性。

本文主要目的在于考察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结构对新能源上市公司总成本粘性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模型（1）的分析可以看出，成本粘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系数γ3上。因此，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因素，建立二阶段模型：

其中变量Gi，t为影响因素变量，将其代入式（1）得模型（3）：

根据成本粘性原理的分析，影响因素对粘性的影响应体现在系数γ3和γ4上，若影响因素对成本粘性有加强作用，系数γ3和γ4均为负数。

公司特征可从客观上制约成本的灵活调整，而公司治理机构则会对生产经营决策及要素配置产生主观性的影响，因此从以上两个角度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非流动资产用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之和代替，企业的股权集中度用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代替，具体见表1。

表1 研究变量表

四、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中国2007年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准则，考虑到新旧会计准则在核算上的差异，将2007年到2011年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定义为样本对象，同时剔除2007－2011年间被ST、PT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总共得到样本企业58家。本文的财务数据一部分直接来自CCER数据库，一部分由上述数据整理得到。

（二）描述性统计

2007—2011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描述性统计表

从表2可看出，新能源上市公司不断成长，收入和成本呈上升趋势，其中成本变化率的均值为1．24，收入增长率的均值为1．23，即成本的上升速度高于收入的上升速度，因此很容易产生成本粘性行为；从成本和收入变化率的极值可以看出，不同的上市营业收入和成本支出存在较大差异，在实证部分变化率取自然对数，以此来消除差异过大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采用基于截面数据的最小二乘法（OLS）对中国深沪上市的新能源企业成本粘性行为以及各影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检验。实证过程中，首先利用模型（1）对新能源企业成本粘性的存在性进行验证，然后利用模型（4）对影响因素与成本粘性的理论假设（H2～H4）进行验证，结果见表3。

表3 新能源行业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

1．新能源上市公司成本粘性存在性。本文通过模型（1）对新能源上市公司成本粘性的存在性进行验证，结果见表3。由表3中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当销售收入增加1%时成本上升0．932 2%；当销售收入下降1%时成本相应只下降了0．833%（γ2＋γ3＝0．932 2－0．099 5），小于0．932 2%，且γ3在给定的置信水平10%上显著（虽然该置信水平略高于孔庆根研究的5%，这可能与本文所选择的行业有关），其余系数都在给定的置信水平5%上显著。同时，该方程调整后的R2值为0．941 581，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拟合优度较高，对方程F检验统计量达1 862．613，对应的概率值为0．0000，远小于0．05，说明方程在给定的5%置信水平显著，可认为方程关系成立。因此，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成本粘性存在，即假设1成立。

2．新能源上市公司成本粘性影响因素。非流动资产密度的影响系数为－0．146 88，并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根据以上模型分析系数γ3也为负，说明非流动资产密度对成本粘性有加强的效果，即假设2成立；同理，引入负债水平影响因素后影响系数和γ3都为负，表明假设3成立；引入独立董事比例影响因素后系数γ3为负，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系数为正，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就越能抑制成本的粘性行为，即假设H4a成立；在剩余一个影响因素中，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系数为负，同时也通过了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此时系数γ3为正，说明该影响因素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确定。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的数据进行成本粘性行为研究，结果如下：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存在成本粘性，且粘性程度为0．099 5，即业务量下降1%时成本的降低程度比业务量上升1%时成本增加程度低了0．099 5个百分点；较高的非流动资产密度和负债水平有加强企业成本粘性程度的作用，而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就越能抑制成本粘性的发生；股东比例的影响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基于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成本管理水平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

第一，准确预测生产资源，减少调整成本。假设中提出非流动资产密度过高会给企业带来过高的调整成本，进而引发成本粘性行为，实证结果显示非流动资产密度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系数为－0．1468 8，表明非流动资产密度对企业成本粘性具有加强的作用。因此，企业可以尝试使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进一步准确把握自身经营现状以及预测未来经营所需要的资源，在保证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下降低非流动资产密度，以此提高成本调整的灵活性。

第二，适度降低负债水平，树立信用形象。实证研究中负债水平对成本粘性程度的影响系数为－0．261 72，表明较高的负债水平易加深成本粘性程度。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经营现状和发展战略等自身因素，并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形势，制定切实可行的融资计划，保证低成本、高效率的融资活动。避免高负债水平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高财务费用压力以及因无法及时还款而产生的信用危机。在供应商和银行等金融机构面前树立良好的信用形象，借此形成良性循环，使企业可获得较低的融资成本和采购成本。

第三，逐步完善独董制度，推动科学决策。实证分析指出，独立董事比例对成本粘性程度的影响系数为1．406 07，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企业的成本粘性程度越低。因此，企业应积极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进一步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应多引入专业知识背景较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才担任独立董事一职，从而提高独立董事整体的业务水平；应保证独立董事聘用过程的公开透明、职责分配合理明晰以及权力执行规范高效。

第四，努力提升高管素质，抑制机会主义。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因此，企业应督促管理者学习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例如引入关键链（法），以系统的观点找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重要瓶颈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利用该资源，这不仅能缩短项目工期更能降低项目成本［11］；还应建立健全对管理者行为的内部监督机制，减少为己谋私利的可能性；可将成本粘性程度作为管理者业绩考评的标准，尽可能减少管理者以业务量增加为由而支出不必要的成本。

［1］ Anderson Mark C，Banker Rajiv D，Janakiraman Surya N．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Sticky”？［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1）．

［2］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

［3］ 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成本粘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11）．

［4］ Calleja Kenneth，Steliaros Michael，Thomas Dylan C．A Note on Cost Stickiness：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J］．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2006（2）．

［5］ 刘彦文，王玉刚．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09（3）．

［6］ 万寿义，徐圣男．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的经验证据——基于上市公司实质控制人性质不同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4）．

［7］ 万寿义，王红军．费用粘性成因的理论分析［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4）．

［8］ 刘武．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12）．

［9］ 杨蓓，张俊瑞．终极控制人性质、连锁董事关系与审计独立性［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3）．

［10］周国强，文颖，熊延超，王涛．制造型企业成本粘性研究［J］．财会月刊，2011（11）．

［11］唐建荣，张白羽，浦徐进．中国碳减排的技术路径及政策建议——基于经典估计贝叶斯平均（BACE）法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