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林

(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一、FDI 进入中国的背景和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FDI 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且利用外资金额呈现递增趋势。一方面FDI 的涌入给中国带来了技术、管理模式和在发展中急缺的资金;另一方面FDI 的进入也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很多像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这些本来就很稀缺的资源，给国内的内资企业造成了冲击。国内外学者对FDI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FDI 的成因和FDI 流动的趋势特点;二是FDI 的流入对东道国和流出国经济的影响。Keller(2003)发现东道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存量决定了对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不同产业对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1］。Woodward(2003)发现FDI 流入的溢出效应可分为水平溢出和上下游产业垂直溢出两种，其中上下游产业垂直溢出效应要大于水平溢出效应，对这种溢出的吸收效果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有关［2］。Brennery 和Weigeltz(2001)发现FDI 的流入会加剧东道国的贫富分化，并扩大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表现在FDI 大量流入的行业工资显著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3］。Head 等(1995)发现中国特有的金融扭曲造成了FDI 大量流入中国，政府对信贷的过分干预造成了中国很多地区的非国有企业缺乏资金，FDI 的流入弥补了这种不足，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因为对资金的需求不同，FDI 流入不同产业的量也不一样［4］。Smith 等(1994)发现人民币的升值趋势是FDI 流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外资资本流入中国希望得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但是这种趋势也有行业差别，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是这种FDI 流入的主要行业［5］。Dimelis(2005)发现东道国的政府行业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FDI 在各行业的分布，也即政策性因素对FDI 溢出效应的影响是显著的［6］。但是上述文献均没有就引入FDI 对内资企业的影响作出深入详细分析，虽然一些文献提及了这个问题，但也仅是定性的说明，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本文的目的就是对不同的FDI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对内资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

图1 中国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图

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积累不足和技术水平落后的基础上，中国选择了依靠FDI 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双引擎”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如图1所示)。中国发展的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结果，跨国公司通过FDI 的资本性输入把非核心技术移植到中国来，同时自己保有核心技术和品牌，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低廉的资源价格来进行生产，产业链中的一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配件和生产资本由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产业链中的很多自然资源由中东、俄罗斯等提供，经跨国公司整合后产业链的最终产品出口到欧美等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FDI 的流入使中国获得了急需的资本和技术，同时在内需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利用世界产业分工转移的机会开启了使用外需实现经济腾飞的大门。部分国内资金为了获得FDI 的身份并享受优惠政策，流出到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中转地区，并在这些地区迂回流入到中国，但现有研究表明这些资金占中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的不到5%［1］，所以对此本文不做重点研究。中国对俄罗斯等资源出口国和日本等零部件提供国出现贸易逆差，对最终消费实现的欧美等国出现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大于贸易逆差，整体表现为贸易顺差。巨额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转而投向欧美的金融市场，其中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而这种储备资产运用形成了对欧美的一种货币投放，使欧美经济体在这种变相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得到了充沛的流动性，同时中国的储备资产运用也为欧美的消费提供了融资，欧美的消费增加又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种循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在FDI 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双引擎”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也面临着巨大风险:按照原有增长模式发展，FDI 的大量流入可能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一旦比较明显的挤出效应压缩了内资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中国经济可能会丧失独立性和长久持续增长的动力，发展模式也会被锁定在这种初级的的粗放式增长之中，南美洲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过度依赖外资造成的。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主要有两种方式:原创性创造和技术引进，这两种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式对资本的需求会存在巨大差异。原创性的创新创造因为存在巨大的“试错”成本，其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失败率;技术引进则不同，引进的技术一般是经过市场检验并且得到市场认可的成熟技术，因而存在低风险和低失败率的特点。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技术进步方式以技术引进为主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就意味着FDI 进入中国的投资项目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的性质，而中国现在的技术水平和全球的最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的技术引进空间，因此可以预见从长期来看，FDI 流入中国的意愿还是很强的，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有大量FDI 流入中国。

技术引进创造的技术跃迁仍然会以FDI 涌入和产业转移的方式进行，随着全世界的资本积累，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这三大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49年我国建国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很多在今天正在逐步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全世界的发展来看，资本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19世纪最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纺织业，现在已经变成了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19世纪时纺织机相对于社会财富积累而言显得非常昂贵，而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历次技术革命以来，人类社会以资本衡量的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资本总量随着资本积累不断增长，而劳动力和土地却没有什么巨大的增长。所以人类社会从二战刚刚结束时的资本相对不足而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丰裕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步变成了现在的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不足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且这种变化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发生。这种禀赋结构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很多曾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会逐步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电脑生产、家用电器生产、通讯设备生产、汽车生产和工程机械生产等曾经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都在逐步朝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变化，这种产业性质的变化又会以FDI 的流动的方式体现出来。中国劳动力众多和土地面积巨大的要素禀赋特点使得中国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因此还会有很多国外的产业要转移到比他们本国更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中国来。这种转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外资企业直接到中国来投资建立合资或独资公司;第二种方式是中国企业收购国外企业在这些产业建立合资公司。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第一种，即FDI 把更高端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获得了“以劳动力换技术”的增长动力，把中国在劳动力和土地上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技术进步的实际生产能力提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由资本密集型变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会把生产甚至研发转移到中国来，这种转移的主要方式就是FDI。因此从长远来看，FDI 是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伴随着产业转移进行的FDI 的流入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但是也要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自身也经历了资本积累的过程，部分地区(如东部地区)和部分产业已经具备了很雄厚的资金积累和技术积累，甚至产生了一些世界知名企业和国际名牌，在这些地区和产业里面，盲目引进FDI 势必会对内资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因此也应当充分利用第二种方式提升内资企业的实力，即在FDI 进入中国的同时鼓励中国的企业积极进入国外市场，收购国外企业以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内资企业在FDI 涌入的大背景下提升自己。

FDI 的溢出效应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实现的，但是面对外资企业的竞争，东道国本土企业是经过竞争提升了自己还是在竞争中逐步弱化最后消失，则要看这种竞争给本土企业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哪个更大。

外商投资企业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FDI 按照来源地的差异，可分为港澳台外资企业和其他地区外资企业(主要是美日欧的外企)。这两种企业在企业规模、企业战略和技术含量三个方面有着很大不同:(1)从企业规模上来看，其他外资投资企业的单个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港澳台外资。港澳台外资企业多以规模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很多是中小型的家族制企业;其他外资企业多以规模较大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很多是世界五百强企业。(2)从企业战略上来看，港澳台外企来大陆投资的动因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无法承受母公司所在地逐步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想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赚取一些短期利润，这些企业也主要是外向型和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并没有在大陆长远发展的打算，也不看重大陆市场，在国际产业链上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以OEM 等低利润率经营模式为主。而其他外资企业则不同，他们主要推行本土化战略，瞄准的是中国大陆的广阔市场，看重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都有长远的在华发展计划，开拓和发展中国国内市场是这些企业的主要战略目的，在国际产业链上也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利润率也较高。(3)从企业技术含量上来看，港澳台的外企一般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如玩具制造、纺织业代工)和一些简单的产品组装和零配件制造为主，普遍技术含量较低。其他外资企业则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投向能源化工、汽车制造、电气工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技术含量普遍较高。

从表1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均资产还是人均产出，其他外资企业明显优于港澳台外资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基本和内资企业相差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两种FDI 的溢出效应自然有很大差异。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是外部经济性的体现，东道国对这种溢出的吸收能力取决于自身的技术积累、资本积累和制度环境。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行业，FDI 对内资企业的影响也会不同，对此本文做了实证研究，希望找出这些差异因素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理。

表1 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投资企业人均总产值和人均总资产比较 单位:万元/人

二、计量模型和结果

本文针对37个工业行业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0年的数据，时间跨度为11年，以2000年为价格平减的基期进行指数平减。把37个工业行业分为:资源型行业、原材料行业、一般制造业、高技术行业进行分类分析。

因为时间序列模型需要较长时间的数据，而跨行业的资料的数据时限一般不满足这种长度的要求，故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选取上，先用F-test 来判断选择混合横截面模型还是变截据模型，选择变截据模型时，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则通过Hausman 检验来确定。

(一)从产出效应角度分析FDI 的溢出效应

从产出效应来看，根据柯布道格拉斯函数:Q=ALαKβ，产出由技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三个因素决定。资本可分为FDI 和内资企业资本投资，劳动力也可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就业人口两种，这样公式就改写为:Q=AKα1FDIKα2DHα3FDIHα4D，两边取对数得:lnQ =lnA +α1ln(KFDI)+α2ln(KD)+α3ln(HFDI)+α4ln(HD)。FDI 可分为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资投资两种，企业自身的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可能对吸收能力造成影响，所以加入这两个控制变量，得到了FDI 和内资企业总产出的全面关系模型:

lnDGDPit=β0+β1lnDCAPit+β2lnDEMPit+β3lnHFCAPit+β4lnQFCAPit+β5lnHFEMPit+β6lnQFEMPit+β7lnHit+β8lnR＆Dit+β9Dit+uit(1)

其中:DGDP 为内资企业工业分行业总产出;DCAP 为内资工业分行业资产总值;DEMP 为内资企业分行业就业人数;HFCAP 为港澳台企业工业分行业资产总值;QFCAP 为其他外资工业企业分行业资产总值;HFEMP 为港澳台工业企业分行业就业人数;QFEMP 为其他外资工业企业分行业就业人数;H 为分行业人力资本，本文使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为该行业全部受教育就业人员的总就业年限除以总就业人口的值，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年限为6年、9年、12年和16年;R＆D 为分行业研发投入，包括政府研发支出、企业研发支出和高校及科研机构研发支出三项的总和;D 为虚拟变量，2000年到2010年期间，外资在该行业比重高于工业平均值时，D=1，外资在该行业比重低于工业平均值时，D=0;u 为回归方程的随机误差项。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情况较为严重，所以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分别进行整体研究，以求得到能够反映中国各地区不同情况的数据，结果见表2。同时两种FDI 在不同行业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所以把37个工业行业分成四组分别研究，以求得不同行业FDI 对内资企业的不同影响，结果见表3。FDI 的产出溢出效应用HFCAP 和QFCAP 的系数表示，FDI 的人员流动效应用HFEMP 和QFEMP的系数表示，虚拟变量D 的系数表示高外资比重对该区域内资企业产出的影响。

由表2，从产出效应来看，内资企业就业人数和资产总值的增加都会同步增加内资企业的产出。资产每增加1%，内资企业总产值增加0.89%(东部)、0.73%(中部)、0.71%(西部);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总产值增加0.31%(东部)、0.29%(中部)、0.23%(西部)。表明内资企业对资金和劳动力资源的产出弹性还是比较大的，就业和资本投资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两种FDI 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都较明显，其他外资的溢出效应系数0. 23(东 部)、0. 43(中部)、0.57(西部)均高于港澳台外资的0.11(东部)、0. 29(中部)、0. 39(西部)，即其他外资对内资企业的贡献远高于港澳台外资。主要原因是港澳台外资企业历史较短，且集中在外向型的加工贸易产业上，不易与内资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关系，有的甚至上下游产业的关联企业都在国外，自然就不容易通过关联效应产生较大的正向溢出。同时有些港澳台外资企业自身的技术含量较低，因此也不存在较大的对内资企业技术溢出的空间。其他外资主要以美日欧的大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技术和资金积累充足，且投资的多是内资企业没有能力投资或者没有技术发展的一些产业。同时这些大型企业为了在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目的，比较注重对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培训和引导，也多和内资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配套关系，这样就存在较大的对内资企业正向溢出的空间。

两种FDI 的溢出效应东部最小，中部其次，西部最大(0.23 ＜0.43 ＜0.57，0.11 ＜0.29 ＜0.39)。可能的原因是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经济资源稀缺程度较高，甚至很多资源都达到了饱和状态，所以溢出效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很多经济资源利用还不够充分，闲置的经济资源还较多，外资的进入可以促使这些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拉动需求创造就业机会，给当地内资企业创造市场和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因而中西部的溢出效应较大。

外资进入将对人力资本造成影响，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产生的效果有较大的差别:港澳台外资在东部、中部系数为负，在西部系数为正，其他外资在三个区域系数都为正，从全国层面上来看两种FDI 的人力资本系数也都为正，且其他外资的系数更大些。在东部港澳台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就会减少0.41%，说明港澳台外资企业已经明显挤占了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在“民工荒”现象较为严重的东部地区该现象较为严重。其他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增加0.19%，表明其他外资企业对当地的人才素质提升起了积极正面的作用，并通过人才的流动和知识的扩散促进了当地内资企业的发展。在中部也存在这种情况，只是程度没有东部严重，港澳台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就会减少0.09%，其他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的总产值增加0.11%。这可能是因为中部的劳动力稀缺程度没有东部严重，港澳台外资挤占劳动力的影响程度会轻一些。在西部，两种FDI 的进入对当地内资企业的产值增加都起了积极正向的作用，外资就业人数每增加1%，内资企业产值增加0.13%(港澳台外资)和0.19%(其他外资)，说明在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相对不那么稀缺，外资的进入为西部创造了资本积累，创造了人力资本溢出，从而提高了内资企业的产出。

受教育程度和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显示了对内资企业产出的正向效果。原因是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东道国研究开发投入越多，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越强。

描述外资在各行业比重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东部为负且显著(－0.31)，表明在高外资比重的行业里，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生了较强的挤出效应。东部的内资企业自身起步较早，实力较强，对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也较强，政府把很多好的政策和好的资源都给了外资企业，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减少了内资企业的产出。在东部提高外资的比重对内资企业确实是不利的，适当地降低外资在一些行业的比重可以增加内资企业的产出。相反，在中部和西部该系数却是正数，分别为0.17和0.16，在高外资比重的行业里，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入效应，增加了这些行业内资企业的产出。原因是中西部的内资企业起步较晚实力较弱，对经济资源的利用能力也较弱，FDI 的进入刺激了这些内资企业的活力，给内资企业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对象;FDI 的投资也带动了中西部内资企业的投资，并为内资企业创造了产品市场。在中西部要更多地引进外资，可以激活当地的经济产能，增加当地内资企业的产出。这个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在东部外资比重较高的行业，外资的进入对内资企业造成了以挤出效应为主的负面结果，挤占了原本就很稀缺的经济资源，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发展;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外资比重的行业，外资的进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内资企业通过学习和模仿，提升了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加快了内资企业的发展。从FDI 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东部地区的FDI 进入较早，发展较成熟，外资企业的母国母公司逐步加强了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同时学会了利用“高工资、高待遇”留住经过自己培训的精英人才，以防止东道国企业因为对自己的模仿和学习超过自己，这样就减少了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的FDI 进入较晚，这种情况比东部少一些，外资企业抵制内资企业学习模仿的意识较弱，措施也不如东部地区健全，因而在中西部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还是较强的。

表2 产出效应下FDI 对内资企业分区域和全国溢出效应的拟合结果

表3 产出效应下FDI 对内资企业分行业溢出效应的拟合结果

(二)从投资效应角度分析FDI 的溢出效应

因为FDI 的进入会对内资企业的投资率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挤入”也可能是“挤出”。为了从投资率的角度对FDI 对内资企业的作用进行研究，设计以下模型:

i=α+β1fdit+β2fdit－1+β3fdit－2+β4it－1+β5it－2+β6gdpt－1+β7gdpt－2+ε (2)

其中，i 表示各产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该部门总产值的比率，fdi 表示进入各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该部门总产值的比例，gdp 表示各产业部门总产值的增长率，t－1，t－2表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fdi 用其他外资和港澳台外资分别计算，用HFDI 表示港澳台外资，QFDI 表示其他外资。

βLT=1代表一个单位的FDI 的增加可以带来一个单位的总投资的增加，即外资的进入既没有挤入国内投资也没有挤出国内投资;βLT＜1代表一个单位的FDI 的增加使总投资的增加额小于1，即外资的进入挤出了国内投资;βLT＞1代表一个单位的FDI 的增加使总投资的增加额大于1，即外资的进入挤入了国内投资，结果见表4、表5。

由表4，从投资率的角度上看，东部地区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的βLT分别为0.79和0.87，说明东部地区的FDI 确实挤出了部分内资企业的投资，而且港澳台外资要强于其他外资。中部地区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的βLT分别为0.98和1.03，说明中部地区的港澳台外资对内资企业的投资存在很轻微的挤出效应，而其他外资则存在正向的挤入效应。西部地区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的βLT分别为1.31和1.39，说明西部地区的FDI 对内资企业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而且其他外资要强于港澳台外资。从全国来看，港澳台外资和其他外资的βLT分别为1.04和1.19，说明从全国整体而言FDI 对内资企业以挤入效应为主，而且其他外资要强于港澳台外资。

表4 投资效应下FDI 对内资企业分区域溢出效应的拟合结果

(三)两种FDI 对内资企业影响的分行业分析

由表3，从全国各工业行业来看，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作用还是以正向的溢出效应为主，溢出系数全部为正数，说明FDI 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港澳台外资的溢出效应普遍低于其他外资企业，尤其是在高技术行业两者差别显著，分别为0.61和1.72。从投资率角度看，大部分行业中其他外资的βLT都大于港澳台外资的βLT，说明其他外资的溢出效应的确强于港澳台外资。在国有资本较为密集、开放程度较低的行业外资的溢出效应较小。从产出效应来看，外资的溢出效应较小且小于该工业分类的平均值，如燃气生产和供应业(0.03、0.04)、水的生产和供应业(0.05、0.03)、烟草制品业(0.03、0.0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11、0.19)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12、0.17)。

由表5，从投资率的角度来看，国有资本较密集的行业的βLT值均偏小甚至小于该工业分类的平均值，如燃气生产和供应业(1.03、1.16)、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04、1.17)、烟草制品业(1.09、1.17)、煤炭开采和洗选业(1.15、1.23)和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07、1.39)。国有企业凭借和政府的关系，集中在高进入门槛高产业集中度的行业，影响政府在这些行业人为设置很高的进入壁垒，抵制外资的进入，造成国有企业对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效应较差。国企集中的行业往往竞争程度低、效率低、技术水平差，外资无法进入因而无法打破这种垄断或寡头共谋的局面，造成了东道国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要更好地吸收FDI 流入的挤入效应，必须破除这些行业的垄断，降低这些行业国有资本的比例，加快这些行业的民营化进程，同时利用FDI 进入带来的新技术、新管理模式和竞争来提高内资企业的自身素质。

在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外资的溢出效应较高且高于该工业分类的平均值。由表3，从产出效应来看，全部高技术行业(0.61、1.72)和通用设备工业(0.56、0.6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工业(0.71、0.98)都有较高的溢出效应;由表5，从投资率来看，全部高技术行业(2.69、6.63)和通用设备工业(3.12、3. 98)、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工业(1.24、2.65)都有较高的βLT值。进入这些行业的外资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很多是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自身在这些行业的技术积累较差，所以存在着较大的学习空间和技术溢出。这些行业以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如汽车工业、电气行业)，垄断性很低市场化程度很高，激烈的竞争和灵活的企业结构导致对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较好。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这些行业外资进入的鼓励力度，充分利用FDI 的挤入效应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用的是一种“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分区域分产业逐步推进”的方式，试图通过增量来改变结构，首先开放和国际接轨的沿海地区，逐渐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这些首先开放地区率先大量引入FDI，而内陆地区却因为开放时间较晚导致FDI 进入的时间也比较晚。增量改革也使得各个不同产业的开放程度出现了重大差异，开放较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FDI 进入较早，该产业积累的FDI 存量较多，而开放较晚甚至一直由国家垄断的产业FDI 进入较晚，该产业积累的FDI 存量较少。改革使用的是先在体制外的“增量”部分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然后逐步由双轨制过渡到单轨制的思路，而FDI 则主要集中在非国有的“增量经济”部分，东部地区开放较早，非国有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较大，FDI 流入较多;而中西部开放较晚，非国有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较小，FDI 的流入较少。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东部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中部的比较优势在农业，西部的比较优势在资源开采型行业。一方面FDI 流入的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农业和资源开采型行业FDI 的流入相对较少，使得中西部在利用外资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都出现了扭曲，人为地压低了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在产业上形成了中西部补贴东部的“穷人补贴富人”的价格补贴机制，使得FDI 进入中西部投资的意愿不强。但是FDI 流入对内资企业的挤入效应也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甚至为负的趋势，即东部等传统的FDI 流入地区和开放较早的产业因为长期大量的FDI 流入而出现了FDI 对内资企业明显的挤出效应;相反，在中西部这些历史上承接FDI 流入较少的地区和一些开放较晚的产业，FDI 的流入则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即外资进入该行业或地区的初期对内资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正面的挤入效应，而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以后，大量外资的进入则会对该行业该地区的内资企业产生负面的挤出效应。因此我国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FDI 的流入和产业转移。

表5 投资效应下FDI 对内资企业分行业溢出效应的拟合结果

(一)国内不同区域对FDI 的进入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FDI 流入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情况讨论。东部地区需要重新审视“招商引资”的问题，对于FDI 的进入需要防止其对内资企业的挤出效应，因为根据本文的结果，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挤入效应已经较小，挤出效应已经较为严重了。相反，中西部地区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引进FDI，从本文结果来看，外资企业对中西部地区的内资企业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正向溢出作用，在中西部的挤出效应较小，FDI 对内资企业的作用以挤入效应为主。为了对这种区域之间的不均衡作出调整，要鼓励东部的外资企业向中西部转移。

(二)对不同来源的FDI 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从FDI 的不同来源来看，其他外资比港澳台外资拥有更成熟的技术，有更丰富的管理经验积累，同时也更注重长期的发展和长远的利益，对内资企业的挤入效应也更大。其他外资在大陆投资的企业本土化程度要高一些，在大陆购买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的比例也较高，其产品也更强调在大陆市场的销售，这样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大。相反，港澳台外资企业的本土化程度普遍不高，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多从国外进口，产品也多数出口到国外，这样对内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较小。因此，在引进外资时要更加注重引进其他外资，对港澳台外资的引进要注意甄别，同时使用政策性的措施，引导港澳台外资改变在大陆的投资经营模式，使得港澳台外资对内资企业产生更大的挤入效应。

(三)积极发展内资企业，防范FDI 集体撤走的风险

从全球的几次产业转移来看，必须清醒地看到，FDI 资本具有很强的逐利性，从趋势上来看，总是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方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一些外商投资资本有向越南、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趋势。FDI 如果出现大规模撤离，会对当地经济产生很大的负效应，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大量的失业，还会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和物流、产品配套等关联系统对当地经济造成长期负面冲击，东莞的IT 外资产业群就曾经出现过这种集体撤离的情况，直接导致了东莞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所以，过多地依赖外资进入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是有很大风险的。政府必须重视本土企业的建设和本土企业家的培养，为中国本土企业的做大做强创造条件，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积极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创建中国企业自己的研发体系、销售网络和生产基地。从世界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律来看，FDI 可以短期内大量进入中国也可以短期内大量撤离中国(如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发生的那样)。中国经济真正长久稳定增长所依靠的力量还是中国的内资企业，吸引FDI 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FDI 的进入培养一批真正能够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内资企业。同时还要防止外资企业对国内一些行业的垄断，尤其是像农业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但现实中可以看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把税收优惠和特殊的税收政策给了外资企业，长期以来让外资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有些工业园区甚至只允许外资企业进入投资不允许内资企业进入投资，这使得内资企业在和外资企业竞争时一开始就遭遇不公平，导致一些内资企业“输在了起跑线上”，不利于内资企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内资企业吸收FDI 进入的溢出效应。建议政府应该给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平等的待遇，这样才能真正通过FDI 促进内资企业的发展，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长久稳定发展。

(四)转变增长方式，提高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依赖于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是这种增长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中国进口的产品(原材料和高技术含量零部件)价格弹性很小，出口的产品价格弹性却很大，这种价格弹性的差异可能会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造成中国出口品价格持续下跌同时进口品价格持续上升的状况，贸易条件(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1.00，持续下降到2010年为0.55，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造成国民福利的流失。中国立足于劳动力资源充沛的比较优势发展出来的低技术水平的经济扩张模式曾经一度解决了很多中国人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这一模式的继续，中国GDP 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能力持续减弱，GDP 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弹性系数从1979－1989期间的0.34下降到1999－2009期间的0.11。说明这种靠FDI 引进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使得加工贸易占用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加工贸易的生产过程中，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发生，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加工贸易及其产业链所能吸收的就业越来越少，中国继续这种发展模式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扩大内需，逐步摆脱依靠FDI 流入和大量资源要素向出口导向型产业倾斜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旧路，走出一条依靠内资企业发展来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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