侬与农:从姓氏变化看靖西壮族的族群认同*

2013-12-19罗彩娟

广西民族研究 2013年2期

罗彩娟

作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其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是壮族研究的重要课题，纵观学界，对壮族认同研究有“壮族汉裔”情结的研究，还有对西方学者“共产党创造壮族”言论的批判性研究，从而指出壮族认同自古有之，壮族并非共产党创造。有的还对土司家族的民族认同开展研究，如蓝韶昱以龙州县为个案，指出龙州县域壮族土司社会的族群认同是多层次的:各族群的自我认同表现为原生性，壮族的“汉裔”认同表现为场景性，土司既认同汉族又认同壮族表现出两面性，壮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表现为向心性。［1］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属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多根据历史文献，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壮族的认同，较少进行深入的个案剖析，得出的结论也缺乏一定的深度。本文将以靖西县侬姓/农姓族群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采用不同的姓氏这一典型案例，来解释当地壮族族群认同的过程与特征。并与当前的族群理论进行理论对话，指出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动态地考察一个族群的族群认同问题;族群认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不同的历史环境发生改变。

一、侬与农：靖西壮族侬/农姓大观

靖西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东接天等、大新县，南与越南高平省毗邻，西邻那坡县，北界百色市、云南省富宁县，东北靠德保县，是祖国南部边陲重地。全县辖11个乡8个镇，290个行政村街。有2441个自然屯，44个圩集。有壮、汉、苗、回4个世居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靖西县总人口为60.51万，是广西八个边境县 (市)中人口最多的县份。其中壮族人口占99%以上，是典型的壮族人口聚居县。据调查，靖西壮族有佯话、中话、隆安话、省话、乳话、左州话、府话七种不同方言。［2］

在靖西县，壮族人口占绝对多数，这是无容置疑的。另外，农姓也是其中的一个壮族大姓，在各个乡镇都有分布，还有少部分用“侬”姓。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使是同为“农”姓的壮族民众中，也有所谓“土农”与“客农”之分。这让很多外来者不明就里，笔者也对此产生极大的兴趣，在下文将会加以讨论。

另外，农或侬姓又因“侬智高”这个著名的壮族历史人物而引人注目。在靖西县，侬智高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是壮族人引以为豪的民族英雄。因为，在当地人看来，侬智高正是靖西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壮族学者的认同。侬姓后人于1996年冬在靖西县坡州建立了“壮族领袖、民族英雄侬智高出生地纪念碑”。同时，壮族民间还有不少纪念侬智高的相关活动，如靖西县安德镇于2005年农历二月初一恢复举行传统的“纪念民族英雄侬智高活动节”，此后，一年一度举行纪念活动。

此外，人们还以艺术的形式来宣传侬智高这个英雄人物。当地壮剧团编写和演出靖西壮剧《民族英雄侬智高》。该剧是以“侬智高以安德为根据地，领导壮族 (含南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维护国家统一，捍卫中华神圣国土的英雄事迹”为内容搬上舞台的。另有壮族说唱《民族英雄侬智高》以及壮族末伦《壮族英雄侬智高》等艺术作品传颂。在民间，还流传有许多有关侬智高的传说故事，如“侬氏为何不贴门神?”“侬智高自小爱大刀和笔墨”“为保卫祖国疆土民族英雄侬智高鼓掌”等。

足见侬智高在靖西县是个家喻户晓的壮族英雄人物，人们对侬智高顶礼膜拜。作为自称是侬智高后裔的侬姓/农姓族群更是引以为豪，他们对侬智高的认同，甚而对壮族的认同比其他姓氏的壮族同胞更为清晰和强烈。因此，侬姓/农姓族群成为研究靖西县壮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二、从侬到农：靖西侬/农姓壮族认同“汉裔”现象

靖西县农姓壮族称本族农姓是为避免北宋王朝杀灭侬族，而导致其先祖伪造族谱成农姓，得以生存繁衍至今。农姓壮族经历了一个从侬姓改为农姓的历史过程。

《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三册“峒丁”条说:石鉴以“昭州军事推官，挈轻兵入三十六峒，杀僚延 (僚延皆为壮族先称)颇众。”这是侬智高起义失败后，宋朝杀灭侬族的历史记录。因为当时北宋社会上已经有北方来的神农炎帝后裔的“客农”群体和侬智高侬氏的土著侬姓群体同时存在，侬姓族人为了逃避宋军杀灭，就以神农炎帝后裔的“农”姓为“避难所”，把“侬”字企 (单——笔者)人旁弃掉改为“农”并伪造族谱成北方来的神农炎帝后裔，挂“雁门堂”，才顺利地骗过了宋军的杀灭而幸存。［3］46

在今天侬姓后人的笔下，关于侬姓改为农姓的所谓“史实”增加了很多具体的生动的细节，农姓的族源愈加清晰，如:

北宋时，社会上已经散居着北方来的神农炎帝后裔农姓族群，客观上成了侬姓族人天然避难所。正当侬姓族人被宋官兵如狼似虎地围追堵截剿杀，在喊天不应、入地无门的生死关头，纷纷躲进农姓家中，农姓家人出于同情心，把避难的侬姓族人当作自家亲人给予掩护，当宋官兵逐家逐户逐人地搜查盘问到时，农姓家人对宋官兵说，这是我的第几个儿子，或这是我的第几个兄、弟、姐、妹、叔、伯……等。避难的侬姓族人也当场认农姓家人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认农姓家人的兄弟姐妹叔伯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叔伯，认农氏的祖宗为自己的祖宗，说自己祖宗是从北方来，如此这般地伪造族谱成神农炎帝后裔，才骗过了宋官兵而幸存。因为北宋时没有户口登记，壮族的户口登记始于元、明。北宋时，谁家有多少人？有什么人？官府不知道，避难的“侬”姓族人混杂在“农”姓人群中，看不出谁“农”谁“侬”，只能逐人盘问，这个空子就这么钻过来了，幸存的“侬”姓族人顺利地改“侬”为“农”而成为神农炎帝“农”姓家中的一员，“异源同流兄弟”这个特殊的家庭就应运而生了。“侬”姓和“农”姓杂居的村屯，也同样得到“农”姓族群的掩护才使“侬”姓家族顺利地伪造族谱把“侬”改为“农”而成为该村屯异源同流的特殊族群兄弟。［4］97

在侬姓后人看来，如果当时没有“农”姓人的掩护，他们土著侬姓是过不了关的，因此，他们认为神农炎帝“农”姓族群对土著“侬”姓有再生之德。可见，当前的靖西侬姓人对农姓人怀有感激之情。

如果把这一现象放到广西壮族历史更大的背景下来看，我们发现，伪造族谱，改为汉族求生存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就是学界所说的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相关文献多有记载。如《广西社会历史调查》里称:“宋代侬智高被狄青镇压之后，其所属峒民 (即侬氏族人)或逃散，或归顺，宋朝统治者作为对归顺者的奖赏和安抚，赐给他们跟随当朝皇帝的赵姓，宋人范成大撰的《桂海虞衡志》曾有记载 (即，‘智高乱后，侬氏善良 (者)许从国姓，今多赵氏’)。这些换姓侬人于是纷纷自为‘汉裔’，有的世传始祖为‘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人氏’。”［5］125

另一部分逃散者亦不复姓侬，而改为农姓，即与《中国姓氏大全》所述“相传为神农氏的后代”的汉族农姓亦无区别了。这一部分改姓农人竟也盛传其祖先随狄青征南蛮而来，甚至有在祖坟碑上镌刻“山东白马”这样的“祖籍”者。(注:农姓传说跟狄青来征南蛮，但往往不说来征侬智高。而把侬智高当成正面人物传扬。宁明、天等等地尚有农氏来自“山东”的碑刻。)［6］1082006年，侬牧岗先生以《桂、滇壮族农、侬两姓群体不是外来者》为题，对农、侬两姓中流传的“族谱记载论”、“雁门农氏南下论”、“侬后裔论”、“古籍为据论”等外来说的论点进行辩析，指出壮族农姓是由侬姓改变而来，农、侬二姓皆为壮族土著。［7］404-412同年，侬兵先生又详细探讨了壮族侬姓改农姓的历程及原因，并强调其改姓之后依然保持着土著本色，绝非外来“汉裔”。［8］413-423

关于壮人自称汉裔的原因，学界已形成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1)民族歧视与压迫的产物。多数学者认为，封建王朝实行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壮族认同“汉裔”的根本原因。(2)正统观念的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封建正统观念也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以汉族的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正统思想，对壮族，尤其是对其统治者产生较深的影响。(3)向慕汉文化。(4)其他原因。［9］

对于侬姓改为农姓的现象，一般解释是受到民族歧视与压迫的产物，如顾有识认为，宋代伐侬智高是强迫同化政策的集中体现。其中在败侬智高之后，赵宋王朝对侬部亲属实行灭族，对侬峒百姓则以赐姓的名义逼其“从良”，改为赵姓。侬峒壮人为免杀头灭族之灾，一部分更姓从赵，一部分则忍痛割爱，将侬字省去人旁，以农为姓。［10］52

在靖西县侬姓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中，他们对自己姓氏的来源也基本赞同被迫说，以此唤起同姓族人对先祖的共同记忆，强化家族认同。运用族群认同的场景论来加以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其合理性。场景论(circumstantialist)，又称工具论(instrumentalist)，是人类学关于族群认同的又一理论，认为人是有理性的，无时不在计算和优化自身的利益;族籍不过是人们为追逐集体利益而操弄的一种工具，只要能够增进利益，族群纽带就会有巨大的感召力。［11］349-350

侬智高兵败之后，宋代朝廷追杀侬姓后人，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为了这个族群的生存繁衍，当时选择农姓，改编族谱确实是出于一种功利性的考虑，也可以说是根据具体的场景而发生的变化。正如李富强所认为的那样，由于旧中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存在，一些壮族族群否认或隐藏壮族认同，而表现为浓厚的“汉人后裔”观念，其族谱往往将其祖先攀附为“韩信”等汉族著名历史人物。这不能说明他们缺乏认同的基础，只能说明壮族的民族认同与其他族群的认同一样具有场景性。这种场景性的产生与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密切相关。［12］

三、土农与客农：靖西侬/农姓壮族认同的边界维持

然而侬姓改为农姓之后，侬姓的族源追溯并没有到此结束，万事大吉。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农姓族人试图从同是农姓的人中寻找出自身独特之处，这时候侬智高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同为农姓，却有土农与客农之争，这一现象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范宏贵主编的《侬智高研究资料集》里专门收录了几份侬氏谱牒，以展示侬、农两姓的不同族源观点，并在这些侬氏谱牒前加上了“编者按”，进行了一番解释。编者按的具体内容如下:桂西、滇东南侬、农两姓本是同源。侬智高反宋失败后，大部分侬氏被迫改为农姓或赵姓，少部分保留侬姓。物换星移，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对侬、农两姓的族源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土著论，一为外来论。在此刊载的几篇侬、农两姓族谱，两种看法均有，并同时选登几篇与侬智高反宋有关的异姓族谱摘录。桂西许多姓氏都说来自山东白马街，因随狄“平蛮”而落籍广西。据此，将覃芝馨先生的《白马移民》调查资料放在一起，可供参考。［13］125

这种土著论和外来论的区别，就是所谓“土农”和“客农”的纷争。尤其是在农姓后人当中，他们非常强调自己的“土农”身份以区别于“客农”。因此，同样姓农，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族谱版本。

当今“农”姓群体，包含着侬智高土著侬姓后裔的“土农”和北方来的神农炎帝后裔的“客农”，虽然土客融为一体，成为异源同流亲密无间的兄弟，但因属于异源同流，自然也就有两种族谱了，即：一是当今“农”姓群体所有的旧族谱本子，都是神农炎帝“农”姓的族谱;一是土著“侬”姓后裔的一句话—— “我们是侬智高子孙”祖传口碑。这就是含笔者侬氏布团家族在内的靖西、德保、那坡、大新、天等甚至横县、邕宁等县地的“农”姓，家家挂“雁门堂”，个个说是侬智高子孙。如果一定要问：谁是土农？谁是客农？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有“我们是侬智高子孙”祖传口碑谁就是“土农”，因为北方来的“客农”是不会有“我们是侬智高子孙”祖传口碑的。［4］97-98

两者的不同就是土农是侬智高子孙，客农是神农氏后裔。两者更进一步的区分体现在，“土农”无迁徙史，侬氏是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根本没有“从何处来”，更没有“流向何方”的问题。而客农有迁徙的历史，或是从山东或从湖南或杭州或广东等地迁徙而来，这都是神农炎帝后裔“农”姓的迁徙史。

作为土农后裔的地方精英，对于土农的正统说持鲜明、肯定的态度。如侬兵认为“侬农两姓本不相属，只因侬智高之败才造成混同，导致认识的分歧。但形同而神异，土著侬姓的实质不变。弄清土著侬的嬗变是研究侬智高的内容之一。试想，如果侬智高反宋成功，仁惠皇帝篡了宋仁宗的宝座，启历年号代替了皇祐年号，大南国取代了大宋帝国，侬姓会改为农姓或赵姓么?土著侬姓改为农姓之后以雁门为郡望么?再说，如果说桂西、滇南、越北的壮族先人都是南下的中原人，那么，田阳敢壮山的遗迹是谁留下的呢?靖西宾山石器时期文化是哪个民族创造的呢?宁明花山壁画出自谁之手呢?由侬变农，形变而神不变，始终保持土著的本色。”［14］73-74

既然是异源同流的兄弟，同为姓农，为什么侬姓精英这么强调土农的土著性和“侬智高后裔”这个“源”呢?其实区分出土农和客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是农姓后人壮族意识从模糊走向清晰、壮族认同增强的体现。而一个族群要保持其内部的纯洁性和高度认同感，则需要强调自身和他者的不同之处，即维持自己的族群边界。然而，在壮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靖西县，壮族平时交往的对象也基本都是壮族自身，那么在周边都是壮族，大家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的情况下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呢?这与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是有很大区分的，那么从姓氏来追根溯源，寻找不同之处，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纵使是同为农姓，也有他们不同的地方。

巴特改变了人们对于族群这一个概念的认识，即:族群并不是在地域、经济和社会上隔绝状态下形成的文化承载和区分单位，而是一种人们在社会交往互动中生成的社会关系或组织。由于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必然会产生出认辨该族群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界的方法，因此，文化差异是族群认同和族界维持的一种“牵涉”或结果。［15］上述边界论强调了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表达了族群认同要建立在边界的维持这一基础之上。这种边界不仅仅指地理边界，还有社会文化的边界。故为了保持自身作为壮族的原生性，以侬智高后代自称的农姓这一支就在现实中进一步强化两个农姓之间的差别，土农与客农之分，是为了更好地维系自身的边界，而不至于又被认为是客农的汉族身份。可见，这时，壮族的民族意识越来越明显，强调自身的壮族认同，以区分于客农，这是土农的首要工作。根据族界论的观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地农姓族人煞费苦心地区分土农与客农的做法了。

四、由农变回侬：壮族的民族意识凸显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之后，壮族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壮族同胞的族群意识尤为凸显。此时的侬姓后人又在酝酿和张罗新一轮的改姓热潮，所不同的是，他们把祖先和自身当下的农姓改回更早的“侬智高”的侬姓。这在当地不少农姓族谱当中就有体现。如广西靖西县大甲乡侬氏族谱即是代表，该族谱称:“我侬氏家族，世居边徼。太祖侬佈团，生于清朝顺治元年。他据祖传，以口头方式遗嘱后人:我们是侬智高后代，因侬智高反宋失败，为避灭族之灾，改侬姓为农氏。据此，后人切记。自太祖佈团迄今，世系脉络分明，字派有据可循，形成一个支系。为缅怀先人，不忘祖德，重新启用侬姓，故称侬氏佈团家族。”［16］125如今，这个家族已经把农姓改为“侬”。

土农自认为最初姓侬，而不是农，其表现在他们都是侬智高后代子孙，是为了逃避朝廷追杀，才把侬字改为农。一直沿用农姓至今。但是到了目前，这一支土农中，不少人又改为原来的“侬”。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土农后裔的地方精英侬芸青先生撰文称:

笔者侬氏布团家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族各支系代表讨论，我们要不要恢复“侬姓”？大家认为：“农”姓对“侬”姓有再生之德，神农炎帝是“农”姓祖宗，也等于是我们“侬”姓后裔的祖宗了。我们祖先代代相传“我们是侬智高子孙”，说明我们“侬”氏后裔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宗。俗话说：“酒肉穿肠过，祖宗心中留”，我们对“农”姓祖宗和“侬”姓祖宗一起纪念，共建和谐，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近千年来，我们异源同流兄弟已经融为一体，为岭南人类文明的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我们应该发扬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至于要不要复用“侬”姓，应该由各支系、各家、各人自己决定，一般来说，用“侬”姓，用“农”姓，都是可以的。［4］

所以，要不要改为“农”姓并非强迫，而是各家各支系自己决定，于是，靖西目前出现了“土客同流，侬农同用”的现象。当地一位非侬姓的壮族精英蒙秀峰在访谈中告诉笔者:

姓农的 (在靖西)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各个乡镇都有姓农的。大部分没有单人旁的农，过去根本没有，只是最近这几年，侬芸青那个村改成“侬”的，原来的农家很多，传说是过去我们带有单人旁的，后来侬智高失败，把单人旁去掉，怕官府追杀，跟侬智高脱离关系了，现在要改回来，这种说法很多。

可见，由农改回侬目前是部分农姓的做法，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这部分侬姓族人的民族自觉、民族意识提到了新的高度，壮族认同感更为强烈。

和前人由侬改为农不同的是，如今从农改回侬，是在新的历史场景下的自觉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自从实行民族识别后，壮族被承认为一个民族，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政策，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从旧中国被压迫、被歧视，到新中国被确认，获得平等的地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从自然演变成自觉。1958年在广西成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地位空前提高。正是这种新的社会背景和国家政策下，壮族侬姓族人的民族认同或者说民族意识觉醒提高到新的高度。

五、余论：从姓氏认同到民族认同

综上所述，靖西县壮族的民族认同经历了一个从姓氏认同到民族认同的过程。侬姓族群的姓氏也经历了侬—农—侬的过程。基于此，笔者得出以下两个观点，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一)侬智高后裔是靖西壮族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

如前所述，侬智高这个英雄人物是靖西县家喻户晓的历史名人，更是壮族英雄的代表。尤其是侬智高的出生地在靖西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故靖西县侬/农姓族群不论是出于史实，或是编撰，把自身家族的命运与侬智高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侬智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不同的待遇。自抗宋失败之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侬智高都被当做朝廷的叛贼而进入历代史书的记载中。相应地，若是在当时宣称自己是侬智高的后裔，会遭到灭顶之灾，因此，老百姓也选择了“隐姓埋名”，改为国姓赵姓或者是“农姓”求得生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经过了民族识别，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壮族的身份得到了承认，壮族人民当家作主，壮族地位空前提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侬智高从过去被赋予“叛贼”身份得到了正名，变成了壮族的民族英雄，甚至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这个时候的侬/农姓族人也不需要再隐姓埋名了，于是他们纷纷重写自己的族谱，强调本家族是侬智高后裔这一光辉的历史就成为新时期人们的愿望和凝聚族群的主导因素了。因此，这个时候的农姓要求改回与侬智高同姓的“侬”姓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笔者认为，侬智高后裔这一家族族源历史成为靖西壮族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

(二)族群认同不是静态的现象，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族群认同理论相互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

通过对靖西壮族侬姓族群对其姓氏的操弄过程的考察，我们了解到侬 (农)姓的复杂来历和内涵的丰富性，更了解到侬 (农)姓是怎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自己的族群认同的。西方的族群认同理论在社会认同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相关的研究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主要有Raoul Naroll等人提出的“文化论”;弗雷德里克·巴特 (Fredrik Barth)的“族界理论”;以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哈罗德·伊萨克斯 (Harold Issacs)、范·登·伯格 (Pierre L.Van den Berghe)等人为代表的“原生论”;阿伯乐·库恩 (Abner Cohen)和保罗·布拉斯 (Paul Brass)为代表的“工具论”;查尔斯·凯斯 (Charles Keyes)的“辨证阐释理论”以及布拉克特·威廉斯所谓的“民族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建构说”等。［11，17］

这些族群理论并非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是对立和排斥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又各具特点，可以分别用来解释同一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何表现出不同的认同诉求。一方面，我们进行族群认同或者民族认同的研究不能以静态的眼光来把其纳入原生论或建构论的解释框架中，而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以动态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族群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哪些共同的遭遇。其族群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认同对象。如靖西县侬姓壮族的认同，就是由于他们共同经历了侬智高反宋失败，其后裔被追杀，为躲避灾难，侬姓后人改为“农”姓得以生存，以及后来壮族地位得到认可和提升，以侬智高这个壮族英雄作为本族群的祖先的共同记忆得以浮出水面，故土农极力强调自身的侬智高后裔身份，从而改为侬姓。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族群认同理论来解释同一个族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何以有不同的认同这个现象。侬姓后裔表现出来的不同时期的认同现象，可以分别用场景论、边界论、根基论来加以解释。

纳日碧力戈通过对云南通海县兴蒙乡多族互动、维持和创新族性的个案的调查研究，曾指出不能就“族群”论“族群”，不能一味寻找“族群”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而忘记把它和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历史和实践是“族群”的两大基础;历史中包含语言记忆 (包括文本)和身体记忆，实践主要表现为互动和过程。无论历史还是实践，都体现出共生的对立统一。［18］靖西壮族侬姓的认同过程正是如此，体现了历史与实践的共生与对立的统一。这也再次证明了，“壮族的民族认同，经过了一个自在到自觉，从朦胧到逐渐清晰、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从各支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19］

［1］蓝韶昱.壮族土司社会族群认同探微——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1(3).

［2］李富强，俸代瑜.壮族的经济社会变迁——对靖西壮族经济、人口和家庭制度的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1990(1).

［3］侬芸青.侬智高侬氏是原住左右江地区的土著民族［J］.靖西壮学研究，2009年6月8日第30期.

［4］侬芸青.土农客农是异源同流兄弟［G］//侬芸青.靖西壮学研究选编.靖西县壮学会、广西民族大学壮学研究中心靖西县工作站，2009.

［5］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6］龚永辉.“土话汉人”与“汉裔”观念——壮族自我意识历史形态初窥［G］//范宏贵，顾有识编.壮族论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7］侬牧岗.桂、滇壮族农、侬两姓群体不是外来者［G］//李富强.中国壮学: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8］侬兵.略谈由侬改农的壮族姓氏嬗变及其土著本色［G］//李富强.中国壮学: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9］邓金凤.壮族认同“汉裔”现象研究回顾与展望［J］.广西民族研究，2009(1).

［10］顾有识.汉人入桂及壮汉人口比例消长考略——兼论壮汉之互为同化［G］//范宏贵，顾有识编.壮族论稿.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1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12］李富强.壮族是创造的吗?——与西方学者K.Palmer Kaup等对话［J］.桂海论丛，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