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考量——兼以桂东南为例<br/>

传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考量——兼以桂东南为例

2013-12-19杨天保袁丽红

广西民族研究 2013年2期

杨天保袁丽红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1］173这样一种“由外入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2］［3］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 (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性交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 (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4］［5］［6］

后来，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 (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 (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 (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7］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8］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9］100，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 (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10］［11］［12］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13］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入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14］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15］［16］、“庙会经济”［17］、“礼俗经济”［18］、“礼俗交往经济”［19］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20］只是礼俗意识 (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 (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猺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 (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 (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 (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 (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 (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 (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18］、《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19］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21］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 (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 (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 (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 (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 (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 (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22］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 (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 (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 (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常修泽.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J］.改革与战略，2008(9).

［3］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J］.改革与战略，2008(12).

［4］(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5］(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7］(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8］(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骆凤文，等.析论孕生华夏“酒都”的文化基因——川南宜宾酒俗谚语风情的人文基础［J］.中华文化论坛，2009(2).

［11］于芳.景德镇瓷业行规礼俗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10(1).

［12］杨少曼.生产文化对乡村工业改革的影响探析——江村蚕丝业改革中的非物质文化因素［J］.职业技术，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