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表元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的主客观原因

2013-12-18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上饶师范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一、研究现状

“戴表元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州人”[1](P4336),于南宋即将灭亡的时候——蒙古定国号为元的当年，即1271年，“辛未春，试南省，中第十名。五月对策，中乙科，赐进士及第”[2](P1)，在宋朝，戴表元只做过建康教授。入元后彷徨二十多年，晚年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生前即有文名，宋濂《〈剡源集〉序》称：“至元、大德间，东南文章大家皆归先生，无异词。”[2](P625)明清两代，都有戴表元文集刻印。其后戴表元的研究一度沉寂，然而，“随着元代诗文的研究渐成热点,作为元初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戴表元也开始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关于戴表元的专论文章逐渐增多。”[3]从创作角度谈的如：刘飞的《戴表元及其文学研究》、《戴表元诗歌丛考》，罗永忠的《元初诗人戴表元的诗歌创作》，杨凤琴的《试论戴表元诗歌的清雅旨趣》，王托移的《戴表元史论文浅谈》等；从诗论以及其它文学理论谈的如：刘飞的《元初戴表元诗论及其现代意义》、《戴表元诗学思想的“穷”、“游”之论》，叶爱欣的《“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戴表元诗论浅说》，杨亮的《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戴表元辞赋创作论——以哲理世界的深化与拓展为中心》，许伯卿的《论戴表元的词学思想》，张晶的《论戴表元的诗学思想及其在宋元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地位》，查洪德的《综百家之说开一代风气——戴表元的理学与文学》等等；从诗人的群体交往与移民心态来谈的如：申万里的《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刘飞的《世人羡桃源，桃源复何有——戴表元诗歌的隐逸主题剖析》，杨亮的《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唐朝晖的《元代唱和诗集与诗人群简论》，牛海蓉的《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彭茵的《元末文人隐于教业现象探》，丁楹的《南宋遗民词人研究》，黄天美的《戴表元与赵孟兆页交往考辨》，叶爱欣的《戴表元的人物品评与元初江南文人的功名观念》等；从生平及其著作版本源流来谈的如：孙侯的《宋元戴剡源先生表元年谱》，刘飞的《戴表元的著述及其流传考略》，李欣的《戴表元诗文集版本研究》。此外还有文集点校如：李军、辛梦霞的《戴表元集》；综述和整体研究的如：罗永忠的《戴表元研究》，刘飞的《戴表元研究的现状述评》等；对戴表元的分期研究，有黄天美的《戴表元与杭州》开了先河。然而对于戴表元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的这一个重要阶段，尚未开始作专题研究，往往只是以遗民群体的一分子探讨，如周祖谟的《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杨亮的《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牛海蓉的《元初宋金遗民词人研究》等；或者作为学官教育一方面进行研究，如申万里的《元代教育研究》等。今拟就戴表元出仕信州原因作进一步探讨。

二、诟病

对于戴表元出仕，清代学者全祖望曾在《剡源九曲辞》中委婉批评:“帅初以薄禄竟受教授之官，宜为黄、万二公所贬……惜哉斯人兮执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4](P61),其《榆林村中吊戴帅初》诗，说得更加不留情面:“盛淳百年遗民贵，至元一出晚节乖。”[5](P87)这个观点至今有人坚持，如包伟民认为“在出仕与不出仕问题上有亏大节”[6]，张仲谋说戴表元“在仿徨感慨二十多年之后，在晚年出为信州教授了。做了大半辈子的宋朝遗民，却在晚年而再仕于元，足见孟子所谓仁义之‘天爵’，到底不如世俗之‘人爵’具有吸引力。做了州学教授这一级小官，也许称贰臣还不够资格，但在人品上来说却是一个污点。”[7](P24)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妨做一些具体分析。

三、客观原因

其次是物质生活的逼迫，当时的汉族文人，地位已经接近贫民。他在《送陈养晦赴松阳校官》诗中写道:“书生不用世,什九隐儒官。抱璞岂不佳,居贫良独难。”[2](P382)大德五年,他在送别诗前的小序中说:“钱唐数友,皆不免以学正之禄糊口。”并在诗中写道:”万事终输章甫贵,一官聊伴广文寒。”[2](P532)《送屠存博之婺州教序》更将古今之仕对比，道出以仕养身的感概：“故古之君子，可以仕而仕，则仕者皆为贤公卿大夫；可以不仕而不仕，则不仕者皆为良民。今之君子，其仕者既无以心服不仕之民，而不仕者至于无以自容其身。”[2](P167)这个原因应当是最主要的原因，曾有多人提及，如《元诗选·陵阳集序》：“其它仇仁近、戴帅初辈，犹不免出为儒师，以升斗自给。”[10](P218)

再次是所处的环境，给他提供了出仕信州路的条件。来信州以前，他身处杭州授徒，在中书行署认识了贵人安阳胡士谦，由于当时的信州和杭州，同属于一个行政大区，加上戴表元具备了朝廷规定的儒学教授的任职资格，故而得以出任。

四、主观原因

虽然《元史》本传称戴表元:“其学博而肆”[1](P4336),但他在宋代考中进士，所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儒家的礼学评判标准当然占主导地位。儒家认为臣子有忠君的义务，“《春秋》之义，臣不讨贼，非臣”[11](P117)，然而忠君有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君主勤政爱民，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治民问题时说过：“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12](P146)如果面对无道之君，则臣子可逆可去，而遵循比君主更加重要的“义”。依据这个原则来分析戴表元仕元，便可以找到其思想基础。

戴表元在其《剡源戴先生自序》中说：“作书言时政，激摩公卿大人无所避”[2](P1)，可见他对偷安的朝廷不满，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满目所见，“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椟徘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2](P107)，正是因为对现实有清醒认识，故有“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之举[1](P4336)，从行动上已经做出了“从义不从君”的选择。因此，南宋以君主为首的朝廷和戴表元，已经不存在君臣关系。这是戴表元受教职的最深层原因。当然，戴表元依然故国情深，《西湖游览志》记载：“奉化戴帅初表元，宋太学生也，入元不仕，其《湖上赠歌者一绝》有故国之思焉。诗云：‘牡丹红紫艳阳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13](P181)

戴表元仕元时，距离南宋灭亡已经二十多年。期间元朝统治者对文人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汉族文化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出仕，戴表元理解为“行道”，他在《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中记载友人之言:“且今天下内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谓无职,而教授之职专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则吾职举。州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隳业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谓之有道乎哉?”[2](P169)戴表元显然是赞同友人将教授之职视为传道的观点。“相传鄞王应麟入元亦曾为山长，明孺颇有讽议之者”[14]，然而全谢山在《宋王尚书画像记》中持不同态度：“先生应元人山长之请，史传、家传、志乘诸传皆无之，不知其所出。然即令曾应之，则山长非命官，无所屈也。箕子且应武王之访，而况山长乎?”[4](P916)而况儒学教授乎?“戴表元、白珀廷、胡炳文、仇远等一批南宋遗民把出任学官看成是特殊的隐逸形式和维系华夏斯文于不坠的有效途径。”[15]

对待相似的事例，王瑞明认为“马端临并未因此丧失其‘遗民’身份，因为出任山长或教授，并未违背其生活的理想，与儒家传统‘有教无类’相吻合，何况其教育的对象多属汉族子弟，而且大多属‘南人’；随着蒙古人的汉化程度日深，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日益普及，民族矛盾有所缓和，马端临的逆反心理亦有所缓和。”[16](P30)戴表元亦然。

即便不能行道，选择出任学官也不失为一种权变。因为南宋灭亡后，天下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元朝建立了强大政权，依靠少数遗民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力量，不可能推翻其统治。《紫芝亭记》对赵孟兆页的出仕与隐居进行了阐述：“是当其方隐而不拒于出也,迹未尝不似商山翁;既出而不难于隐也,道未尝不若元鲁山”[2](P18)，实则表达自己仕隐两可的态度。他在《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一章》中，借评价历史人物表达自我想法：“季氏不可仕，而天下皆季氏，则贤者有终身不仕而已，贤者不仕，则不贤者必仕。贤者不仕而不贤者仕，则天下愈病矣”[2](P339)，则更明白体现了智者的处世态度。

或许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戴表元的积极用世之心，“天之于人，未尝一日弃也”[2](P169)，正是他那不甘寂寞的内心写照。在《送袁伯长赴丽泽序》中，也表达了相近的观点:“人之居世，自其身之起居寝食，与其家之指挥洒扫，推而大之，为官吏而受人之民，为师儒而受人之子弟，无非事也。人自幼少强壮而至于老，日日而学之，凡以求无愧其事而己……”[2](P166)，再结合他生平的行迹和交游，不难看出他的渴望出世的鲜明个性特征。

五、结语

对于像戴表元这一类由宋入元的文化人出仕现象，申万里认为：“元初江南儒士社会角色的转变,在当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为元代儒学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保证了汉文化在元代的发展和传承,也有利于江南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17]，信哉斯言！戴表元任信州路儒学教授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活动：教授生徒、刻印书籍、交往学人等等，为传播文化尽心尽力。任期内的《北史》刊刻，更是一件大事，当另撰文论述。

参考文献：

[1]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戴表元.戴表元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3] 刘飞,刘宣如.戴表元研究的现状述评[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5,(4)：12-14.

[4] 全祖望.鲒堰奇亭集[M].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36.

[5] 全祖望.鲒堰奇亭诗集十卷[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无锡孙氏小绿天藏抱经楼钞本,1919.

[6] 包伟民.略论元初四明儒士的遗民心态[J].中国史研究,2011, (l)：157-164.

[7] 张仲谋.贰臣人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9] 杨亮.从据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4)：53-57.

[10]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