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国，蒋序怀

（1.广东商学院 金融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2.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 广州 510320）

近年，人口红利成为社会各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更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焦点。不仅华南、东南等许多传统的用工大省已经出现用工荒的现象，而且四川、湖北等劳务输出的大省也出现了对劳动力的争夺。从前两年用工荒的出现，到现在愈演愈烈的劳动力市场争夺战，不难看出，“刘易斯第一拐点”已经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经历高峰期。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延缓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就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他们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Misbah T.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昉（2010，2012）[1]、王德文（2007）[2]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解保华（2010）[3]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袁志刚（2010）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4]（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5]（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当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时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当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农业平均固定收入时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影响，当农业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时劳动力转移受到阻碍。托达罗[6]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但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作用不显著。张广婷等（2010）[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 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问题。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一般都只是进行了定性描述，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界定也各不相同，但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虽然在对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量化研究方面也有较多的文献，但对于在后人口红利期如何挖掘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潜力的研究却不多，特别是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来增加人口红利等研究较少。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这也被称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条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劳动力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增加了劳动供给，而且减轻了劳动负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劳动负担比重下降会带来储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见图1）。

图1 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为人口红利的途径

然而年龄结构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还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都涉及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条件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地转移到非农部门或者发达地区就业，将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比重降低能够带动农村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再进一步带动资本积累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姚先国等人（2007）的研究还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 增加0.5% 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 0.34%。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二）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集中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的，技术要求较低。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的结构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趋势。事实上，最近几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在减少。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具有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而东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升级和加强劳动力培训，挖掘出内涵的人口红利，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红利。有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员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体是，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如果由高中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由大专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甚至可提高66%。这就说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

目前，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还存在着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极不平衡的矛盾。具体情况如下：

（一）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目前，我国总的劳动力人口还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结构性矛盾。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9.68%，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张安良、金彦平（2010）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7%，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1年开始每年增加100万人。然而实际农业生产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以张安良和金彦平的实验结果估算，我国农村仍有将近2 亿的剩余劳动力。

尽管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不少，但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企业招工难与农村劳动者就业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中西部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很大，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以河南省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转移大省。据调查，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200万，截至2010年年底累计转移2360万，还有约8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二）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

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我国新生代农民工①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见表1）

表1 农民工的教育情况

除了基础教育以外，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农民工人数比重高，即便是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接受培训的次数也偏少。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高于传统农民工（59.1%）2个百分点。受培训次数在2至5次之间的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仅为44.6%，比传统农民工（77.8%）低33.2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在6 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为11.5%，比传统农民工（14.2%）低2.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我国农民工在职业技术方面还需加大培训力度。

（三）“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当前，东部沿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术、受过专业培训、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却相当缺乏。由于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一般是3 5年甚至更长，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用工短缺现象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即使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四、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目前用工荒的表现主要是技工荒，而造成技工荒的原因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滞后性。那么，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制度不够健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最大因素。在中央层面，政府缺乏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规定，虽然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但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更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出台。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实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说得多，行动少，实际投入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把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看作是摇钱树，导致培训机构、培训设施重复建设和培训低水平运作。

2.投入经费不足。目前我国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企业和农民。农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支付或者虽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训费用的现象。企业由于自身原因，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经费。国家“阳光工程”补助培训经费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培训经费虽然总体数额不小，但分摊到单位劳动力就杯水车薪，不能满足培训所需。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投入偏少，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常常不能足额下发，甚至出现资金拨付部门克扣培训经费现象，这无形中减少了人均培训经费。

（二）微观因素：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1.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观念落后，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致使企业教育缺位。即使输入地企业开展了少量农民工培训项目，这些培训也往往是即时性、快餐式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较低的利润率使企业难有足够的资金与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个人也不重视培训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培训教育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老一代农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学历以下的比重超过50%，即使在新一代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也超过30%。农民工个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认识不足，使农民工本身没有养成接受培训教育的自我意识。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

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不完善、培训层次较低，劳动力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多为一次性培训,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有关数据显示，2001—2010年，从行业角度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趋于回升，说明该行业人才需求旺盛。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率在2004年达到顶峰后回落，说明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人才供应相对过剩。同时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现状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培训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见表2）

表2 按职业分组的供求人数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的途径

（一）宏观层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1.建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就业政策。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一样，实行免费或低费的职业培训。如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起以村为基础、以乡镇为主阵地、以县为补充的培训体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开展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多管齐下解决农民劳动职业培训问题。

2.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职业教育培训的体系中，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更具有正外部性。虽然用人单位是培训的受益者，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偿不了其培训的投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大部分投入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作为公共财政的刚性支出。同时，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

（二）微观层面：多种模式，按需施教

1.采取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培训的模式下，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实行多种办学方式进行劳动力培训。培训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等，可根据劳务需求方的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从而培养好一批就业技能强、从业素质好的农村劳动力大军。

2.实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农村大龄劳动力，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工作，加强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会认知或者能够掌握1 至2 门种植、养殖新技术。鉴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可采用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教材方面尽量使用较简单的乡土教材。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由于他们一般都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文化层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更高级的知识培训，重点培训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

3.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机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奖励基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实行困难补贴，对学习技能进步快、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实施奖励，对在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用人企业和培训单位也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其进行培训工作的积极性。

4.建立“先培训后就业”或“订单”式培养体制。可在农村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中开设就业转移技能培训课程，并与技术等级证书评定结合起来，以此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培训体系。职业学校还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接受用人单位的“订单”，按照用人企业的要求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同时，职业技术学校还应优化培训专业，合理确定培训规模。

注释：

①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 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1]蔡昉.中国发展的挑战与路径：大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1）：4—12.

[2]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1）：44—52.

[3]解保华，等.基于Leslie矩阵模型的中国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预测[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3）：15—21.

[4]W.A.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费景汉，C 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W.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7]张广婷，等.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0）：1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