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

多难兴邦、盛衰激壮。“九一八”事变，顷刻之间使中国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海；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挣扎奋起，白山黑水燃起了抗日的熊熊烽火，而一些知识青年更加炽烈的爱国情怀，清醒的正义良知，拿起笔，走上了宣传、呼吁抗日的文学道路。他们或散起于边邑，或集汇于都城；交融串联，互相鼓舞，著文出书，在初沦陷的黑土地上，坚守阵地，喊出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之声。但是日伪的“黑幕统治”越益严酷，他们不得不走过山海关，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敌更广阔的洪流里。从此，他们接触到更先进的人士，吸收了更进步的思想，得到了更有力的支持与指导，使他们以笔做武器的战斗就发挥了更大作用。他们的“文学业绩”也就更为国人所瞩目，逐渐成为民族解放斗争文化战线中的重要一员。抗战胜利后，他们继续坚持扎根乡土的现实主义精神传统，紧跟时代前进，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让我们从东北大地苦难降临的一天开始，追寻东北作家群的成长历程和他们卓越的文学贡献吧。

东北沦陷后，一群东北籍青年作家自发地集中在一起，从事文学创作，开创抗日文学，编辑报纸刊物，组成文学社团，呼吁沉睡的国人守土奋争。这些青年作家是李辉英、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罗烽、白朗、穆木天、林钰、师田手、铁弦等，他们在哈尔滨组成了“东北作家群”。当时，东北在日军的黑色恐怖下，东北的文学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东北作家群的青年作家不得不流亡到关内，继续文学抗日之路。

萧军与萧红是从东北沦陷区走出而蜚声国内外的著名作家。1932年秋，萧军与萧红“结合”于哈尔滨，和几个青年朋友激昂地从事文笔生涯，宣传抗日思想。1933年萧军和萧红把他们一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短文和小说集成了一个集子《跋涉》，并自筹资金出版一千本，但由于内容涉及抗日，体现着“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却遭到了日军的封杀。从此，他们由哈尔滨走到青岛，开始了流亡的抗日文学创作。1934年，他们各自完成了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从创作到出版，从题材到主题，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可谓是抗日文学姐妹篇，并且它们都是属于“奴隶社”的《奴隶丛书》之一，都是由鲁迅先生最先“艰难地读这部字迹潦草而细小的原稿，改正错误，指出缺点，并给它写了《序言》，并“托人各方面‘兜售’”，最后得以出版。这两部力作的轰动也成为革命文学发展的趋势。

1935年8月，迸发着民族情感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了。萧军笔下描写的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在磐石地区与日伪军队进行斗争的故事。他把“当时在民族危机下面的全国人民的苦闷愤恨的心情，通过文学形象大大地吐了一口气”。①小说中表现出作者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声，以及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抒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恨，呼吁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投入到全民抗日的烽火前线。正如鲁迅评说的，萧军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其实，这本书在写作手法、技巧、语言等方面并不是有独特的、高超的水准，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情感，比其他作品表现得更深更浓。就如萧军所说的：“为了加强作品的气氛，他不得不放弃仔细的刻画，他要一气呵成，要让感情的闸门大开，一泻千里地喷涌出来，以便使作品能为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写出来发挥政治作用。”《八月的乡村》通过“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展示着当时全中国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用爱国的情感感染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斗争的文学”。

东北作家群中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成为继《八月的乡村》之后的一部力作。《生死场》中对抗日斗争的描写很少，主要是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农民生活的描写，烘托出农民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前部分主要描写农民在地主的压迫下忍饥挨饿的苦难生活，后半部分则描写在日本刺刀下农民的斗争。作者用凄凉的笔触描绘出了农村愚昧无知、贫困潦倒的景象，又描绘出宣传“王道”的旗子到来后，要把中国人变成他们的奴隶，苦难中的王老婆、老赵三、二里半、寡妇们都站起来共同走上抗日斗争之路的场面。《生死场》中的每个中国人都对自己家乡土地眷爱。无论他们的日子多么平常糊涂、生活多么艰难困苦，只要侵略者践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反抗，拼死斗争到底。这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蕴含着强烈的抗日精神。另外，《生死场》地方色彩浓厚，“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正如胡风所说：“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想，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而不能不说是创见了。”②

端木蕻良，生于辽宁省昌图县鹚鹭树村，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抗日被学校开除，之后缴入左联并在鲁迅影响下从事创作。如果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是抗战文学的巅峰之作，那么，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可谓是文学中的精品佳作。他是东北作家群中作品数量最丰富的一个作家。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作品有《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鹚鹭湖的忧郁》、《浑河的急流》、《憎恨》、《风陵渡》、《大江》、《新都花絮》等。 这些作品大都反映了东北乡村在“九一八”事变沦陷后，农民们受压迫的生活，最后进行了反侵略的斗争。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东北乡土色彩，“作者以他特有的雄健而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③“我每一接触到东北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意志”。④并且强烈体会到人们对侵略者的痛恨，“憎恨是战斗的火源”。⑤作者把这团火燃烧到了抗日的前线，为全国抗战点燃了一盏明灯。端木蕻良的作品虽然涵盖了东北作家群中大部分作品的共性，但他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就是他对故乡土地独有的情感贯穿于每一个作品。他曾说：“在人类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土地给我一种生的真实。”③“我写的都是一些关于土壤的故事”，⑥“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③这样，作者把自己对土地的爱化作为守土而进行的反抗，也是一种用无形的枪守护自己的家乡的爱国行动。

其实，从文学史记载上看，东北作家群中最早在全国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抗日作品的是东北籍作家李辉英。1932年，李辉英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以抗日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是他“依凭想象描绘了一个反日的故事”。⑦通过描写日军对中国一女学生的践踏反映了国人苦难的生活，激起国人的抗争。之后，他又创作了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万宝山》。《万宝山》描述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非法侵占伊通河畔农民水田，强行开渠引沟，引发矛盾，激起暴动。这个作品以真实的“万宝山事件”为素材，表现了东北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从而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妄图以此为借口侵略全东北乃至全中国的野心。李英辉在自述中写道：“我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因为愤怒于一夜之间失去了沈阳、长春两城，以及不旋踵间，又失去整个东北四省的大片土地和三千万人民被奴役的亡国亡省痛心情况下起而执笔为文的。”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作者对祖国面临危亡急切的救国救民的心情，他把祖国的命运与自己的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两部作品虽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但它却开启了东北抗日文学的先河，李英辉也踏上了抗日文学之路。之后，他又发表过《丰年》、《修鞋匠》、《乡下佬》等抗日作品以及似报告文学的散文，为抗日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东北作家群中还有一些从不同角度反映东北人民抗战的作品。如舒群的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系列小说《血的短曲》、短篇小说《婴儿》、报告文学集《西线随征记》、短篇小说《战地》、中篇小说《老兵》等。罗烽在全民抗战期间的《第七个坑》，孙陵的报告文学《满洲国纪实》，还有马加、贾加、蔡天心、师田手等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走出去投身抗日，从国难中成长的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同样引起了国人注意，在文坛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全民抗战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帝文学的高潮”。⑧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在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中起重要的作用。

东北作家群以其“先天”独具的生存环境和与时代体戚相连的切身体验，把乡土、国家，生存、抗争，“现在和将来，死路与活路”都形象地、生动地、“爆炸”似地展露在上个世纪30年代，渐显平庸、苍白的中国文坛，使当时中国民族抗日文学陡现光彩，倍增力量。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彩的篇章。国难催生的东北作家群将永驻史册。

注释

①胡风.我与萧军[N].北京晚报,1984-4-25.

② 胡风.生死场·读后记[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122.

③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J].万象,1944(05).

④ 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后记[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⑤端木蕻良.憎恨·后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⑥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M].新文艺出版社,1957.

⑦李辉英.中国现代文学史[M].香港：东亚书局,1976.

⑧周扬.现阶段的文学[J].文学界,193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