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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史记》中的士人形象

2013-12-12崔娜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年3期
关键词:章句苏秦伍子胥

崔娜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创造性地使用了“纪传体”的体制,即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来撰写历史。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而在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中,有一类人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士。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的士人群像,不仅性格饱满,栩栩如生,而且为我们认识当时士阶层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士阶层在贵族当中是处于最末一层的。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度日益受到冲击,而这一深刻、剧烈的变革对士阶层的冲击尤为严重,因此士阶层常常处于动荡之中。一方面,因为社会变革的日益加剧,大批上层贵族的成员不断下降成为士人,甚至是 “降在皂隶”;另一方面,庶民中的一些人也可以上升为士。这样就大大扩充了士这一阶层。士虽然身为贵族,但是却没有恒产,通常是靠一技之长生存。在《史记》中,士这一阶层,主要可以分为文士和武士两类。

文士则如“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①苏秦之以一己之力促成六国合纵,使强秦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又配六国相印,叱咤风云。毛遂之自荐出使楚国,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震,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美誉。张良之圯上受书,斗智鸿门,下邑奇谋,兵围垓下,劝都关中,假托神道,明哲保身,无不体现了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武士中荆轲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秦灭赵后,荆轲为燕太子丹刺杀秦王,事败被杀。荆轲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其送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伪装成受过刑的人,进入赵襄子宫中修整厕所,伺机行刺赵襄子。失败后,他又不惜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吞下炭火使自己的声音变成嘶哑,再次行刺被抓后,请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杀,之后仰天大呼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

纵观《史记》中塑造的一系列士阶层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身上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性格因素的复杂性,但仍然具有许多的共性。

首先,他们都具有立身扬名的宏伟理想。如苏秦,如李斯,一个跨六国相印,促成六国合纵;一个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秦丞相,制定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不甘心一辈子庸庸碌碌,隐于山林,因此他们选择投身于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想要出人头地。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努力奋斗,欲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慷慨悲壮。即使是那些被司马迁所批评的“刻薄少恩”的不通人情的人物,其中也有很多具有努力上进、勇于进取的精神。如提出“推恩令”而为汉武帝所赏识并拜为郎中的主父偃,就信奉“生不能五鼎食,死亦为五鼎烹”。而李斯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得时勿怠”、“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世之情也”。吴起为了当上鲁国的大将,不惜杀妻来获取鲁国大将之位。他们这种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决心以及追求,与那种逃避现实、追求隐逸生活的处事方式大异其趣,表现了他们的雄心壮志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伟大气魄。

第二,他们都具有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史记》一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大多具有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即使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也能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决不放弃。司马迁在《史记》中热情讴歌了这些在困境面前能够不放弃,最终能够超越自我,具有顽强毅力的士人。如他在《苏秦列传》中写苏秦最初游说秦国一统中国,但是却失败了,回家之后,其兄弟妻嫂等等都对他讥笑嘲讽,“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苏秦卧薪尝胆,闭门读书,用锥刺股的方式激励自己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最终苏秦实现了他的抱负,成为六国的宰相,衣锦还乡。再如《淮阴侯列传》中的韩信初时家境贫寒,“常从人寄食饮”,常常受到别人的歧视,就连屠夫都不讲韩信放在眼里,对韩信百般侮辱,甚至说:“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韩信审时度势,认为成匹夫之勇只会吃亏,于是从屠夫胯下钻过。但是这并没有浇灭他心中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凭着超人的毅力,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楚汉战争中屡建奇功,为刘邦称帝立下了汗马功劳,萧何称赞他“国士无双”。这些人物身上无一不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于进取的精神,他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即使身处逆境,屡受挫折,仍然能够奋发向上,刻意进取,体现了一种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慷慨激昂的气势。

第三,他们身上还有一股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自古灾难深重,他们有的为了道义、有的为了名节、有的为了权力、有的则为了知己者而与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这其中蕴含了崇高而又悲壮的精神特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则表现了他们对于黑暗的社会、腐朽的政治、残酷的命运的顽强抗争,表现出一种崇高而又悲壮的美。毛遂在国家危难之际,大胆自荐,凭借其“强于百万之师”的三寸之舌,促成了楚国与赵国的合纵。晁错为了振兴当时的社会经济,力主施行削藩政策,而这一举措引起诸侯大臣的猜忌怨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被腰斩西安东市。荆轲不畏强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在易水送别之时,则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气壮山河,慷慨激昂。虽然荆轲的刺杀以失败告终,但他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浩然之气,则一直影响着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如骆宾王在《于易水送人绝句》中对荆轲赞誉有加:“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壮冠。昔时人已没,至今水犹寒。”《史记》中的这些士人们,他们虽然身处逆境,饱受挫折,但是他们身上那种不屈服于困境,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则一直支撑着他们去面对一切困难。

第四,他们同样都具有气吞山河、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当时的儒士把仁义看做是重于生命的东西。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②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③孟子则更加明确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④他们敢于面对、勇于担当的行为,体现出其崇高的献身精神。司马迁则在《报任安书》中大声疾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些士人们的塑造,也体现了他的这一壮烈的生死观,即生得轰轰烈烈,死得感天动地。如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下令处死,他的兄长伍尚则选择了与父亲一起赴死,而伍子胥则忍辱负重,选择逃亡,伺机报仇。所以司马迁对伍子胥这种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还有一些士人,他们为了正义和尊严慷慨赴死,死得其所,决不贪生。再如荆轲刺杀秦王的行动失败后,虽然“身被八创”,当仍然“倚柱而笑,箕踞而骂”,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为荆轲的这种毅然赴死的精神所激励。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我们塑造的这些或高尚,或悲壮的士人群像,他们的嬉笑怒骂,他们的忠肝义胆,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士为知己者死,不断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成为我们立世的楷模。这些倾注了司马迁感情的士人形象,同样寄寓了他对自己忍辱负重、舍身修史的崇高精神和沉重的悲悯之情。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1909.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71.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163.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332.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中华书局,1983.

[3]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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