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结友 肖 剑

(1.广州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0；2.惠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广东 惠州 516007)

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福利经济学基础

周结友1肖 剑2

(1.广州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0；2.惠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广东 惠州 516007)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义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亟待研究，运用文献、观察、访谈、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定义及本质属性进行了解析，以此为基础，界定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概念。然后，在福利经济学视野下，探究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收入均等化原理、帕累托原理、补偿原理基础。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理论基础；社会公平；社会福利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落实以人为本，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其要义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作为 二0二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一。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性决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然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科学的理论基础。在此大背景下，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理论基础的探讨，自然是意义重大而深远。因为只有明晰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高贯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自觉性。本研究在福利经济学视野下，探究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收入均等化原理、帕累托原理、补偿原理基础。

1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及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概念的界定

在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相关定义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明了其本质属性的基础上，对这两个基本概念作如下界定：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全体公民基本体育需求，保障基本体育权利，由政府主导提供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相适应的公共体育服务。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指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

2 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基础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存在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以由于对于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以由于其它原因，比如知识、情感和欲望等而产生，包括所有这些满足的都称为社会福利”。福利包括的内容很多，除了财富的占有之外，享受休闲、社会地位、友谊、家庭幸福等等，也可以给人带来满足。[1]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能够满足公民体育健身、休闲需要，《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中，将“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为“保障公民健康权利”的有效手段，因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是一种关乎公民健康权利的社会福利，基于此，“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将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社会福利的一项得力措施。关注全体公民的福利不仅是人类自身的完善，也是社会的进步。[2]福利经济学是关注民生、关注整体资源优化的经济学科。[3]所以福利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1 “收入均等化原理”基础

“福利经济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福利经济学拓展了研究范畴”。[4]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效用是指个人需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或者说物品和服务能够满足个人需求的程度。[2])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也就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目标，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该命题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首次将社会福利问题与国家干预收入分配问题结合起来研究，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4]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原理，如今变成了发达国家正在实行的收入均等化政策。而实施收入均等化政策，就是要使社会上大多数人广泛分享经济进步的成果。[1]收入均等化政策的主要工具有两个：一是实行个人所得税的税制，即对个人收入划分出征税档次，高收入者实行高税率，低收入者实行低税率，以此缩小收入差距。二是实行转移支付，即由政府对个人收入实行再分配，把从高收入者收入中征收的收入，通过补贴、救济、福利等方式，转移给低收入或无收入者，改进这些人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福利。[1]

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目标，以转移支付为手段来实施的，这一点在国家政策层面的重要文献中表述得很明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实现手段是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政府转移支付属于再分配手段，作为再分配的主体——政府在使用再分配手段时，当然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5]精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较好地体现了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5]精神。因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一种社会资源，当其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便应考虑如何优化其配置，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有效且公平的配置能够增进社会总体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我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政府在充分考虑个体实际需求的前提下，遵循“公共选择”的结果，较好地体现了“市场主导效率，政府主导公平”基本精神。它通过“相对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配置，来提高效率并增进公平。实际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政府将转移支付作为主要手段，以“基本公共服务”作为“媒介”，将货币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增加货币的边际效用，从而使国民福利总量增加，使每个国民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因而，依照庇古的收入均等化原理可以反推出，基本公共服务越是均等化，转移支付相关财政制度越完善，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而追求社会经济福利总量的最大化正是各国政府的追求目标。

2.2 “帕累托原理”基础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既然是资源配置问题，那就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其1896-189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中，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考察社会效用极大化问题时提出了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价值判断标准。该标准被称为“帕累托原理”、“帕累托标准”或“帕累托法则”。“帕累托原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帕累托改进，属于动态社会资源配置判断标准；二是帕累托最优，属于静态社会资源配置标准”。[2]其中“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一项社会变革使得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增加的同时，并不减少其他社会成员的福利”。[2]“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即不论实行何种社会经济政策变动，在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上升的同时，必然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下降”。[2]

由前文分析可知，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不属于纯公共产品，而属于准公共产品——即共同资源或俱乐部产品。体育共同资源在消费上虽然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排他的，即无法排除他人享受同项体育公共服务，具有“共同消费”特征。因此，当实践中，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且体育共同资源达到一定数量后，扩大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对象的范围不会引起服务成本的增加，也不会有人受到损失，但一定会有人增加福利，因而，整个社会的福利得到增加，因为“社会福利是指所有社会成员个人福利的汇总或集合”。[2]这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且享受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人越多，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程度越高，整体社会福利越大。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共同资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各级政府将采取补贴等方式使先前的一部分体育俱乐部产品(即“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1]的准公共产品)将会转化为体育共同资源，也就是说这些体育准公共产品由先前的收费转化为免费向任何人开放，这样消费这些体育准公共产品的人数在理论上扩大到最大多数，最少先前没有条件消费这些体育准公共产品的人自然增加了福利，同时也不会有人因此而受损，因此，这同样符合帕累托改进原理。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进程，就是不断进行帕累托改进，向帕累托最优靠近的过程，因为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2.3 “补偿原理”基础

帕累托改进的标准是某一项政策的改革如果在提高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同时，没有改变其他人的福利水平，那么该项改革是有效率。然而，在现实的社会改革中，经常是一项政策改革在改善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会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该项改革还能实施吗？对此问题的回答暴露出帕累托标准在评判政策改革方面存在局限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缺陷引起的。帕累托最优标准也存在两点缺陷，一是无法判断一些人的福利状况有所改善而另一些人的福利状况有所恶化时，社会福利是否有所增进；二是帕累托最优标准依然不关心公平问题。[3]对此，卡尔多、希克斯、西托夫斯基、李特尔等人提出“假想性补偿原理”，以此对帕累托标准进行完善。补偿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进行某项政策变革，使一部分人受益、一部分人受损，假设受益者可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并且有剩余，那么该项政策变革是可取的。[2]补偿原理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福利”，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3.1 补偿原则的基本思想为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提供公共服务既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又是其重要责任。[6]“对有些人来说，无管制竞争所带来的收入的分配，就像丛林中的动物依靠暴力来捕获食物的达尔文式分配一样，充满了随意性。”[7]“在最贫困的社会中，境况稍好的人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可以提供给那些不幸的人。但是，当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时，就有更多的资源为穷人提供服务。这种活动(收入的再分配)是政府的第二个主要的经济职能”。[8]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将会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服务的比例。“美国经济学家穆斯格雷夫和罗斯托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分析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在大量研究了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公共支出状况后，他们认为，财政支出的数量的变化是随着不同时期财政支出作用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上升，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因而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使政府提供更好的环境、更发达的交通、更便捷的通信以及更高水平的教育和卫生保健服务等，从而使公共投资的份额又出现较高的增长”。[9]“罗斯托认为，一旦经济发展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不断增长的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而且这方面支出的增长将大大超过其他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也会快于GDP的增长速度”。[10]可见，国家是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体制，增加全体国民福利的一项得力措施来实施的。由于每年的财政收入总量是一定的，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时，必然会提高用于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比例，这样原有的利益结构就会发生以下改变：全体社会成员享受的公共服务总量增加，同时，一部分人或集团既得利益减少。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公共服务是供不应求的，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所增加的社会效用足以补偿被减少的效用，并且有剩余，社会整体福利最终将得以增进。这也体现了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通过财政支出提供劳务和补助所产生的利益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的分配应达到公平状态。它的具体体现是受益能力原则，公民的受益能力与其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即收入水平越低，其受益能力越大，相等的补助对他产生的效用也越大，那么就全社会来说，其效用也就越大”。[6])

2.3.2 补偿原则的基本思想为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合理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国家在“发展”理念上认识的局限性，造成了我国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由此引起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差距需要公共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来逐渐缩小乃至最后消除，借以消除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差距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有以下明确表述：“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调减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建立健全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差距”。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使得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程度增加，可以更大程度上满足各地居民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公共需要，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增进社会总体福利。但因总的财政资源是一个定数，转移支付必然会改变原来的利益格局，造成部分社会成员某些方面效用受损，但与增加的社会总体福利相比，损失较小。也就是说受益者增加的福利可以弥补受损者的损失并且有剩余。

3 结语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国家制度道德性和合理性的根本政策和标准。[11]相对整个社会的福利而言，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决定了其理论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作为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重要步骤，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理论基础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财政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本研究只是在福利经济学视野下，探究了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收入均等化原理、帕累托原理、补偿原理基础。希望更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为推进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1] 黄恒学.公共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6,134,142,143,342-345.

[2] 王桂胜.福利经济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2,3,9,14,15,38.

[3] 甘绍平.公民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N].学习时报,2003-9-4.

[4] 于树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基础探析[J]. 财政研究,2007(7)：27-29.

[5]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Z].2007-10-24.

[6]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65,366.

[7]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8版)[M].萧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32,279,280.

[8] 韩小威,尹栾玉. 基本公共服务概念辨析[J]. 江汉论坛,2010(9):42-44.

[9] 刘怡.财政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6-53,57,86,95,164.

[10] 陈共.财政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8,69.

ResearchonEqualizationofBasicPublicSportsServicesBasedonWelfareEconomics

Zhou Jieyou1,Xiao Jian2

(1.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Guangdeng Guangzhou 510500;2.Huizhou Sport School Guangdong Huizhou 51600)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s in guaranteeing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enjoying the fruit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by all Chinese people. It’s a pressing task to study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used. Firstly,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inherent qua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Based on that, the author defined the concepts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lfare Economics,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 which based on income equalization principle, Pareto efficiency principle and compensation principle were explored.

basic public sports services；equalization；theoretical basis；social fairness； social welfare

2013-09-05；

2013-09-21

广东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一般项目(GD11CTY06)。

周结友(1968-)，男，安徽望江人，在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科学。

G80-05

A

1672-1365(2013)05-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