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木文

现在，我们的各项事业都要讲科学发展，出版业也不能例外。出版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综合体，处理自身和内外各种关系，都要遵循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双重规律。若有偏离，就可能产生不良效果。

这要从精神生产的特点和出版改革的目的说起。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品种数量与质量效益的关系。这是出版业科学发展必须首先面对与解决的问题。

早年的体会

刘杲曾经说，出版改革的目的是多出好书。这个说法也许过于简略，但比起编制一串长话（难免夹杂套话），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多出好书是衡量出版改革成果的主要标志，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这是我们遵循精神生产的特点和规律而得出的看法，而且道理也不复杂。精神产品，有益者强魂健体，有害者祸国殃民，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老出版家们一向强调出版物质量第一，重视文化积累。陈翰伯在任时，对直属社每年逐家抓一次选题，并经常检查。我们没有做到，但也牢记他们的教诲，长年盯着质量不放。翻阅我和刘杲的几本出版文集，对出版质量，可以说逢会必讲，有机会就抓。我在1985年4月11日全国出版局（社）长会议上那篇《解放思想推动出版改革》的讲话，更强调了“要下决心努力提高我们图书的质量，要多层次、多侧面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图书品种结构”；“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我们不能不经常想一想，我们搞出版的人，给当代人提供什么？给后人留下什么？”

当然，好的质量是从一定数量中产生的，要保持一定的数量增长；但数量与质量又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数量增速过快，就会出现失衡，难以保持总体质量水平。所以在年出书十万种上下之时，就提出“控制数量，调整结构”的任务，多年如此，以防止数量盲目增长，总体质量下滑。刘杲早在1986年南宁局社长会议上就提出：“图书出版的发展，从主导方面来说，已超越了着重增加数量的阶段，开始进入着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建立和完善体系的新阶段。”我在会上表示赞成，称此说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展”。于友先出任署长时，在1994年局长会议上提出控制规模数量、着重提高质量效益的“阶段性转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若干年来，有几个发达国家图书出版品种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可不可以说，这是从市场运行中保持的一定的平衡发展。我们有宏观调控的优势，更应做到数量规模与质量效益的总体平衡。

我在任时，常以老出版家坚持不懈地抓质量、抓规划所取得的丰厚成果来引导出版界。我在1992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的报告中说，20世纪80年代是以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好书为标志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鲁迅全集》（16卷本）、《当代中国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版或基本完成的。10年间，这样一批高质量、上规模、标志性图书问世，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

这才是老一代出版家为我们一代又一代出版人铸就的历史丰碑，更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历史经验。

现今的关注

多年来，出版界在规模数量与质量效益的关系、做大做强与做好做优的关系、争做支柱产业与强化文化功能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且常见于报刊，引起广泛关注。我也忝列关注者人群之中。

举例有三：

译林出版社原社长李景端，在任时爱岗敬业屡创佳绩，退休后，仍倾心出版，时常提建议，发文章，为解决疑难问题奔走呼号。针对2011年全年出书37万种（增长12.5%）、库存900亿元（增长22.1%）、利润185.1亿元（下降20.5%）这三组数字并联系多年“两增加、一下滑”的趋势，景端于2012年12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三个出版新数字引出的联想》（《作家文摘》12月21日作了转载），进行内因外因分析，提出宏观微观双管齐下的治理意见。我在同年同月的13日写信给他：“拜读你在《光明日报》（12月11日）发表的《三个出版新数字引出的联想》，觉得很重要，理应引起高度重视与逐步解决。对你在退休后离岗不离业仍然一如既往地关注历史传承与当前问题，我由衷地表示敬意。我为出版界有你这位敬业者和代言人而感到高兴。”

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是一位思想视野开阔、专业功底扎实的资深编辑。近日看到他在《现代出版》（2013年第3期）发表的《滞胀：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困境》，指出：中国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与产业化背景下出版企业一味追求“做大做强”有关，非常不利于出版业的科学发展，“做大做强”必须以“做好做优”为前提。李昕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质量优先，反对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否则将在客观上打破出版界的“生态平衡”。我致函李昕表示，在一次座谈会上转述了他的观点，并在一篇论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文章中作了摘引。

据我观察，李景端和李昕，对“出版要争上经济支柱产业势头很足，而对文化功能则强调不够”这类现象都很关注。刘杲有句名言，“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被业界广泛认同。近日《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5日）发表李景端《出版界四位“80后”》短文，说刘杲、吴道弘、周明鉴和李景端4人“对当下有些出版人那种‘追经济’和‘去文化’的倾向，颇有反感与担忧”。李昕也谈到“出版业作为一个微利行业，对于国家所能做出的经济贡献其实是微乎其微”，而“发挥它的基本职能，使之产生文化影响力，远远比创造经济价值更有意义。”

我说“我也忝列关注者人群之中”，是因为我同这几位有着相似相近的看法。我2010年12月为陈昕著《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三联书店2011年4月版）所写序文中曾说：“从陈昕的分析中，我似乎看到了社会转型期在改革中发生的那些问题带有某种必然性、不可避免性，是一定会来的。对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是期盼其‘不来’而是对‘要来’保持清醒。现在，弘扬主旋律、大力抓精品的声音不绝于耳，不能说不强不高，并有防范治理不良图书的措施跟着做，但那些低俗、违规之作仍在泛滥，这便是那种必然性的折射和反映。说到底，出版的根本任务是以高质量的主旋律产品、高质量的品牌和精品之作、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占领图书市场。比起转企改制做强做大的高调与强势来，我们对自己担负意识形态建设重任的注意力是否也应更大更强些？我看是需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导向往往比文化的导向更强大。如果文化担当的声音弱了，措施软了，也有可能偏离正确轨道。”我的言论，没有景端、李昕那么明朗，但主要关注点是明确的。

2013年7月19日上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听取部分老同志意见。我把前面的回顾略作整理，既反映了业界人士的意见，也讲了我的看法。全文如下：

我的一点看法

我今天就出版和出版改革（不涉及新闻）讲一点看法。

多年来，我们的出版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多部门中，是率先的，领跑的；有路线图有时间表，是在有序推进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受到广泛关注，影响深远。但出版这种精神生产领域的改革，尤其不可急功近利，要看长期，看长远，至少要再看10年，才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估。因此，主持者、领跑者，保持高度清醒和冷静，十分重要。特别是在高层领导满意、周围好声音不绝于耳之时，更要注意倾听业内外的不同声音。这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题中应有之义吧。

我在这里传播一些好声音之外的声音，看是否值得注意。

比如，针对图书品种数量增长过快（2011年37万种，2012年4l万种，增长连续在l2%以上），库存巨量增加，总体质量不能令人满意，业界人士早就提出，怎样控制品种，调整结构，使品种数量与质量效益保持平衡，以利于出版事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比如，对强力倡导做大做强、争上经济支柱产业，业内人士屡有对强化文化功能不够的关注，有人甚至担心出现“追经济”“去文化”的倾向。

比如，有人提出，转企改制，区别对待不够，除三家“公益性”之外，所有出版社大体都是一个“企业模式”。大学出版社也成了一般出版企业，失去了在学术文化建设上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许多出版社一味追求高利润增长，“严肃的学术文化出版已经不再是一项事业，而仅仅是一盘生意”。针对此种情势，能否再回头看看，做一点必要调整。路线图作一点调整，时间表放宽一些。在做统一规定时，也留有一定空间，让各社去闯去实践。要争取在两类模式之内或之外，出现更有利于发展学术文化的新模式、新族群。

比如，对多年前提出的建设出版强国，普遍认为是一项创举，但也有人补充提出，因受到教育科学文化和国家总体发展水平的制约，不可能单科独进，中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任务和目标后，总体形势大为改观，但是否要对原定目标、任务和时间表做出适当调整，以做到扎实推进。

我这样认为，出版改革既要敢于同经济体制改革“趋同”，又要善于坚持文化体制改革特色。不敢“趋同”，不遵循一般原则，改革难以启动；不坚持“特色”，不遵循自身规律，则改革有可能留下遗憾。

笔者今之所言，主要是对今后的关注和寄语。现在已经建立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党组，又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都是出现了有标志性的新机遇。我希望那些被业内外广泛关注又有长远意义的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如能列入新机构新班子重点审视的问题，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