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 徐 旸

(1. 同济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上海 200092； 2.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1418)

工业鲁尔曾经很辉煌，但是工业鲁尔并不具有创新环境。随着对煤、钢等资源外部需求的下降，工业鲁尔衰落了，令人惊奇的是，经过近三十多年的转型发展，鲁尔聚集了大批文化和创意产业，华丽地转身成为欧洲的文化之都。从衰落到崛起，从工业到文化，从非创新的环境到创新环境，鲁尔区的成功转型提供了创新环境建设的典范案例。有关城市和地区创新环境的研究中，将创意城市的条件概括为“3T”(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3S”(Skills, Sun, Sprawl)等，鲁尔区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它通过“从内部更新”(renewal from within)实现了从非创新环境到创新环境的转换，本文将研究鲁尔区依靠工业、文化传统和社会和谐等内在因素的创新转型，并分析鲁尔区转型给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带来的启示。

一、鲁尔区的转型过程与环境

鲁尔区的形成源于煤炭资源的开采，其工业发展有近两百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前后有100万移民进入鲁尔区，1956年鲁尔区年产煤达124600吨，有近五十万人在煤矿工作。鲁尔区以其 GDP 占原西部德国 12%的份额成为德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冯革群、陈芳：《德国鲁尔区工业地域变迁的模式与启示》,《世界地理研究》, 2006年第3期，第93-98页。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鲁尔区开始出现经济衰落，起因是鲁尔煤的开采成本高过进口煤，鲁尔的煤炭逐渐被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和进口煤所替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 鲁尔区已成了北威州经济的一个大包袱。20世纪80年代末期，鲁尔区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1987年，其最高失业记录达到了15.1%，大大超过了8.1%的全国平均失业率。*李蕾蕾：《逆工业化与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德国鲁尔区的实践过程与开发模式》,《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3期，第57-65页。

鲁尔区的结构转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是直到1984年，鲁尔区进行的是“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针对工业衰退采取的措施是保持传统的区域经济结构。当地的口号是：“防守是最好的进攻(Defence is the best attack)。”*De Pablos P O, Lee W B, Zhao J,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1,p.48.克虏伯、蒂森等公司通过继续投资钢铁和煤炭、扩大规模和生产水平来提高竞争力，因为他们相信鲁尔区的未来还是在钢铁和煤炭产业。在防守的策略下鲁尔区也进行了一系列开拓，1965年鲁尔大学建立，随后其他大学和技术中心也陆续建立起来。地方政府通过吸引内部投资使经济结构多样化，微电子、化工等产业在当时对鲁尔区来说还是陌生的。但大多数时候政府推动结构转型的尝试都被地方产业挫败了，大公司拒绝让出地方来吸引内部投资，潜在投资者不得不放弃。地方政府随之也放弃了，因为大公司仍然可以提供很多的税收。大公司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密，它对地方政府的游说经常可以取得成功。创新的力量被地方自我维持的力量所击败，阻碍了转型，而不是支持转型。虽然建立了大学，但克虏伯等大公司对鲁尔建立大学的反应是：“鲁尔区需要的是肌肉，不是大脑(What we need in the Ruhr, are muscles,not brains)。”*De Pablos P O, Lee W B, Zhao J,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1,p.48.

外界很容易意识到钢铁和煤炭已经是夕阳产业，如果鲁尔区一味坚持这条道路，将会是死路一条，为何鲁尔的钢铁、煤炭等大企业认识这一点如此困难，竟然花了二十多年来实行再工业化？ 因为创新意味着推翻现有政策和长期影响，而人们已经习惯了既有的共识和生产方式，缺乏创新的环境和氛围，非创新环境导致了转型中的“锁定”(lock-in)。鲁尔工业组织以大型企业的规模生产为主，多数小企业靠几个大企业生存，小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企业的工人也习惯了老板的各项安排和照顾，来源于基层的创新动力不足。此外，鲁尔区人口、企业密集，政治家、企业家、工人长期共处，对既有的产业结构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对工业的衰退都乐观地看成是周期性的而非结构性的，所以转型的观念很难从内部出现。另一方面，鲁尔既有的工业形象在外界已经深入人心，除了辉煌的一面，更有工业污染、环境污染等负面形象，当鲁尔陷入衰退时，负面形象又得到了强化，影响到潜在的投资者进入鲁尔推动创新和转型。

尽管钢铁和煤炭大公司有再工业化的努力，但事实使他们不得不认识到，传统工业衰退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长期趋势，如果坚持传统产业，将是死路一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鲁尔区开始“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转型。根据约定，2018年鲁尔将关闭所有的矿井，在此过程中煤、钢等传统产业仍然获得一定的补贴。1989年开始的为期10年的国际建筑展(IBA，Emscher Park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在鲁尔区埃姆歇流域约三百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结构转型规划，提出了“富观点的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 with Perspective)， 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一举措平衡了转型过程中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创新与保守、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在非创新环境中孕育了创新的可能。

2006年，鲁尔区埃森市当选为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Cultural City of Europe)，鲁尔区在产业结构转型、文化产业发展上的成绩得到了肯定。2003年，鲁尔区每13家企业中就有1家从事文化产业。*[德]拉尔夫·埃伯特、弗里德里希·纳德、克劳兹·R·昆斯曼等：《鲁尔区的文化与创意产业》，刘佳燕译，《国际城市规划》, 2007年第3期，第41-46页。创意产业大量落户鲁尔区，2007年有超过11000家创意经济企业，员工86000个，年营业额61亿欧元。2001年至2007年，创意企业数量增加了27%，营业额增长了63%。*Regionalverband Ruhr, Kleiner Zahlenspiegel der Metropoleruhr 2010, Essen, 2010.通过对原有工业建筑遗址的整理和规划，鲁尔区已经形成了“工业文化遗产之路”(A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比较典型的景点有关税同盟、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奥伯豪森巨型储气罐的改建等。如今在这些景点，曾经的煤矿工人变身为导游，以现实生活的经历向游客介绍这些老工业遗迹的历史。

二、工业在鲁尔创新转型中的作用

概括来看，鲁尔在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再工业化”、“去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三个阶段。2009年鲁尔区各产业的就业结构已经和德国的平均水平接近(见表1)，从就业来看，鲁尔的劳工阶级已经大幅减少，可以说鲁尔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仅依据三次产业就业判断鲁尔区的转型是不充分的，这样的看法将鲁尔的转型看作了去工业化，忽视了工业在鲁尔转型创新中的作用。统计资料显示，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增长无法补偿制造业衰退造成的就业率下降，1980年鲁尔的失业率是5.3%，比德国的平均水平(3.5%)高1.8%，2009年失业率是11%，比德国的平均水平(7.7%)高3.3%。鲁尔转型中的高失业率与新型工业发展不充分有关。有观点认为，对于鲁尔这样的工业基地来说，发展第三产业并不能完全替代工业产业，除非鲁尔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服务与金融中心，所以必须依靠工业的创新才能保证足够的就业机会，并保持它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德]海尔曼·皮拉特：《德国鲁尔区的转型与区域政策选择》，杨志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4年第4期，第72-75页。贝德(Bade)等人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30年，德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数字有很大的相关性，鲁尔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不能够和制造业就业区分开来，比如多特蒙德信息和交流部门就业的增长、杜伊斯堡物流部门就业的增长，都与城市的制造业有关。*De Pablos P O, Lee W B, Zhao J,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1,p.47、p.46.

表1 1961-2009年鲁尔区三次产业就业率和失业率* De Pablos P O, Lee W B, Zhao J,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merging Technologies,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2011,p.47、p.46. (%)

实际情况看，鲁尔的转型已经越过了单纯的去工业化阶段，而是进入了寻求新型工业增长的新型工业化阶段。工业在鲁尔的转型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放弃了传统能源，鲁尔寻求清洁能源，鲁尔区在能源供给、能源转换和能源技术方面在欧洲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2009年，鲁尔区与能源相关的企业有294家，员工51900名，共取得了466亿欧元的年营业额。价值创造链涵盖了能源获得、设备制造、发电、生产热量、动力燃料和可再生能源。在化工领域，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占有德国化学行业1/3的营业额，是德国最大的化工区。鲁尔的化工产品很多样，鲁尔区最大的化学基地马尔市(Marl)的化学工业园几乎涵盖了整个价值创造链：从基本材料的生产到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和开发。即使是小一些的地方，例如黑尔滕(Herten)的氢能力中心，也有面积广大的楼房和氢基础设施，创新能力非常强大。*Regionalverband Ruhr, Kleiner Zahlenspiegel der Metropoleruhr 2010, Essen, 2010.此外，鲁尔区在处理老工业区的环境污染中逐渐形成了环境企业的集群，并形成了产业优势。约十万人在这个分支工作，就业数量还在不断增加。目前，鲁尔区已发展成为德国的环保技术研究中心。新型工业更多地依靠知识，而不是资源。新型工业的发展延伸出更多的服务业、研发产业，大量技术人才的引进、新技术中心落户老工业区等措施为文化鲁尔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因此，鲁尔区的转型离不开工业，但不是传统工业，而是新型工业。鲁尔区仍然处在新型工业的开拓中。

三、文化传统在鲁尔创新转型中的作用

在转型过程中，鲁尔也尝试借助外部的技术、人才和企业推动创新，但成功的案例相对较少。依靠文化从内部进行的创新却使鲁尔获得了成功，从工业废弃建筑到工业文化遗产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对工业区及厂房的创造性再利用，当地居民的社会记忆与物质空间环境融合成一种新的地方文化，比如杜伊斯堡钢铁厂改造成一个大的景观公园，位于奥伯豪森的欧洲最大储气罐改造为展览中心。这些改造并没有大量拆除旧有的建筑和厂区，而是赋予了其新的功能。为何保留工业建筑和厂区不但没有阻止创新，还产生了创新的效果？其实，对于工业建筑，鲁尔也经历了从拆除到保留的过程。在结构转型的初期，鲁尔拆除过一些工业建筑，一些工业废弃地经过清理成为新产业的发展地，但工业废弃地的数量是巨大的，原有的办法并不能填满和置换所有的工业废弃地，而对其进行彻底清除也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工程，甚至还需要有特别的技术方案。一些地方，即使工厂拆除后，也没有新的用地需求，因为鲁尔工业衰退后，对建筑和用地的需求是下降的，因此，很多工业厂房和建筑长期被遗弃。后来鲁尔区对遗弃的工业建筑和厂区改变了策略，不拆除老建筑，而是赋予其新功能，将其改造成公园、博物馆等。工业建筑是鲁尔区的地域特色，新功能和工业建筑的融合又产生了新的特色，其成本不高，其他地方还不容易模仿。另一方面，工业建筑在鲁尔人眼中，已经司空见惯，融入了他们的记忆。当工业衰退、厂区破败时，记忆和现实的矛盾使劳工阶级感到痛苦。而将新功能注入工业建筑，改善提升其形象，让劳工阶级有关工业辉煌时期的记忆得以保留和传承，地方的情感得到尊重和升华，所以项目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并顺利实施。从废弃工业建筑到工业文化景观，鲁尔走出了一条依靠文化从“内部更新”(renewal from within)的道路，劳工阶级对工业文化的重新解读成为了创新的源泉。可以说鲁尔的文化转型依靠的是曾经辉煌的工业，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一系列煤、钢建筑和用地上进行了再创作。没有这样的创作基础，鲁尔的文化崛起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在新产业的发展上，鲁尔的成功也依靠了传统，比如新能源产业与传统煤炭能源相关，环境产业起源于工业区。此外，鲁尔的健康经济和物流业也非常发达，这得益于鲁尔的特定条件——老龄化和区位。鲁尔区是欧洲医院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共有243793名员工在健康经济行业就业，主要分布在120家医院、 1348个药店、1100家护理院和768家医疗技术企业里。健康经济的年营业额是107亿。*Regionalverband Ruhr, Kleiner Zahlenspiegel der Metropoleruhr 2010, Essen, 2010.鲁尔区是欧洲交通技术开发得最好的地区，在现代物流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杜伊斯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港，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在鲁尔区的中部，物流公司联合形成了“最后一公里物流网络”。鲁尔区的物流行业包括5750家企业、90000名员工，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了106亿欧元。*Regionalverband Ruhr, Kleiner Zahlenspiegel der Metropoleruhr 2010, Essen, 2010.

地区转型发展依靠创新，文化传统既可能成为地方转型的障碍，也可能成为创新的源泉。鲁尔区依靠地方文化传统，在工业文化旅游、新型工业产业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地域根植性、极富地方特色的创新。

四、社会和谐在鲁尔创新转型中的作用

鲁尔区的工业衰退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时间的跨度来看，鲁尔的转型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鲁尔的兴衰也联结着几代人的生活。传统产业衰落意味着相关产业工人及家属生活水平的下降，如何妥善处理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交替关系，是转型的难题。新产业希望传统产业尽快倒掉，不再占用相关的资源和市场，而老产业希望有逐渐退出的过渡期。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保护，可能阻碍新产业的成长；完全取消对传统产业的保护，又可能带来社会的动荡。鲁尔区采用了补贴传统产业的办法，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结构改造意味着让一个50岁的矿工生活水准降低，那是不公平的”。在鲁尔区，失业并不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边缘化，鲁尔区相对完善的社会缓冲制度足以保证当地居民维持适度的生活质量。*[德]克劳兹·R·昆斯曼：《鲁尔传统工业区的蜕变之路》,刘健、王纺译，《国际城市规划》, 2007年第3期，第1-4页。相比伦敦、巴黎，鲁尔的犯罪率要低很多，大批外籍劳工的文化融合也做得很出色。*欧览：《反思德国老工业区改造》，《环球时报》,2003年10月27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鲁尔区大学的建立，鲁尔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他们从事着与父辈不同的工作，白领阶层逐渐在鲁尔区成长起来，他们具有类似的社会出身，分享了向上流动和在周围环境中寻找机会的经验。*Goch S., “Betterment without Airs: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Ruhr”,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2002,47(S10):87-111.值得鲁尔区骄傲的不仅仅是文化鲁尔的崛起，还有在转型过程中崛起的一代人，他们与鲁尔共同成长和转型，这些共同的经历塑造了鲁尔区新的共同记忆和文化。对此，有评价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鲁尔区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以人性化方式努力渡过结构调整期的传统工业地区之一，这恰恰是鲁尔区为人不知的成功之处。鲁尔区已经成为传统工业区结构转型的成功典范，尤其重要的是产业的结构转型始终承担着社会和生态责任”。*[德]克劳兹·R·昆斯曼：《鲁尔传统工业区的蜕变之路》,刘健、王纺译，《国际城市规划》, 2007年第3期，第1-4页。

当然，对于鲁尔补贴和保护传统产业也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应集中资金投资和创造新型产业，它们列出的理由是：首先，人口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现象，不管是鲁尔区还是其他地方的失业工人，都应该选择能找到新工作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其次，以经济补助形式挽留外流人口的做法不可取，大笔投资改造煤炭等夕阳产业，难以拯救当地的就业市场。再次，补贴传统产业，错过了产业转型的好时机。曾经以农业为主的巴伐利亚州，在战后把农业所得赢利投入到汽车工业和电子行业，经过战后二三十年的建设，德国的工业中心从北威鲁尔区转移到了南部的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州。*欧览：《反思德国老工业区改造》，《环球时报》,2003年10月27日。如果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这样实施的后果将造成大量矿工无法生存而被迫迁移。鲁尔的选择充分考虑了转型中的社会和谐，不以大量矿工迁移、社会解组为代价，而是通过本地居民的生命周期和新陈代谢来完成更新。

五、鲁尔区创新转型发展的启示

鲁尔区的创新转型发展是部活生生的教材，为中国城市和区域发展带来了如下启示：

第一，工业是创新的重要领域。谈鲁尔的转型经验时，人们往往注意鲁尔的文化转型，忽略了新型工业化在鲁尔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许多城市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也就是去工业化过程。如果只有工业的外迁，没有新型高端工业的升级，城市的持续发展必将受到限制。上世纪80年代，西方已经有学者针对欧美大城市的去工业化发出过警告，但是并没有让世人警醒。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对已有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即大力在这些国家的地区和城市中发展新型的高端制造业，避免工业外迁后就业机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出，这次欧美等发达国家提出的“再工业化”和鲁尔当年的“再工业化”有一定的区别，鲁尔的再工业化是对传统工业的巩固和提高，欧美的再工业化，更多的是发展新型高端制造业，也就是新型工业化。欧美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传统的工业，他们在人力、资源等成本上都不具有竞争优势。鲁尔和欧美城市走过的道路再次提醒我们，在中国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需要在工业领域大力创新。如果坚持走以资源和环境消耗为代价的道路，必然如鲁尔区当年的再工业化，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工业外迁、去工业化，也将面临产业空心化和城市就业不足。可喜的是，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新型高端工业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12年夏天，重庆专门召开了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明确提出要推动工业创新。 在文化转型、创意转型等口号和概念中，中国城市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新型的工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没有工业的持续创新为支撑，城市的文化和创意转型也将受到制约。

第二，文化传统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一百多个，鲁尔区工业建筑的再利用也为中国的城市建设者所津津乐道。在文化繁荣的大趋势下，各个城市开始非常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对于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建筑能否转化为创新的源泉，仍然有不同的答案。一些城市为了近期的开发和建设，将大量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筑拆除了；一些城市打着恢复传统的旗号，新建了一批假古董；还有一些城市以文化传统创新的名义，在历史保护建筑中添加了不适宜的功能。建筑是文化传统的有形部分，背后是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和情感，鲁尔将工业传统转化为创新的源泉，其成功之处在于将有形的建筑与无形的情感、传统建筑与现代功能、文化保护与经济开发进行了融汇，将被遗弃的工业建筑和即将淘汰的产业变成了创新的沃土，从非创新的环境发展出了创新环境。所以，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既要看到已有的文化传统，又不能够局限于文化传统，需要利用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文化传统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区域资源，在转型中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将走出一条根植于地方传统、具有长期生命力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绝不是平坦和容易的，需要地方逐渐地摸索，因为，地方文化优势的形成往往是独特的，需要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复过程中逐渐发展。

第三，社会和谐是创新的基石。在经济效益和社会和谐之间，鲁尔的转型选择了后者。这样的选择可能使鲁尔错过了一些机会，但它培育的草根创新主体对鲁尔更加熟悉、更加有感情，因此他们在鲁尔的创新是长期的、稳定的，不会像外来的人才，随时都可能会迁徙。中国城市在转型过程中也应该为原有的本地居民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而不能只是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一些城市的做法是：加快中心区的拆迁，以引入更高端的居民；加快工业区的搬迁，以置换高层次的功能；加快人才的引进，以推进地方跨越式的发展。拆迁、工业区搬迁和人才引进加速了城市人口的流动和重新分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的加速发展。但拆迁也好，搬迁也好，人才引进也好，需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度，需要为原有居民保留一定的缓冲空间，否则在激烈的变迁过程中，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在短时期内被迅速打破，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基层的草根创新群体成长。鲁尔的转型并没有大刀阔斧，也没有在短时间内跨越式发展，它的转型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鲁尔的居民并没有被转型的鲁尔所抛弃。所以，转型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也是社会的转型，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者在制定城市公共政策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居民参与和分享发展，这才是发展的宗旨、创新的基石。

(作者2010、2011年分别受欧盟伊拉莫斯和德国DAAD资助前往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交流，积累了本文的写作思路和素材，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