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我很荣幸受邀参加2012年小学生诗歌节，因此有机会看到许多孩子们写的诗。这些诗，就我看到的来说，质量很高。我不以为孩子们只能在一些所谓的“快乐天真的儿童主题”下写诗。这次写诗比赛的题目，有些是在当下的教育中不大会出现的，或者说缺乏诗意的命题。比如《电梯》，日常的事物，在教育看来或许毫无诗意。其实正是在这个主题的许多诗里，我感受到孩子们对于这个大人强加于他们的物质世界的真实感受，而且是较为复杂生动的感受。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并非一心一意地写诗，因此语言的力度还弱，那么我认为在感受生命和世界的深度和出人预料上，他们确实比大人深刻，惊心动魄的诚实。

今天的教育某种程度上说太伪善了，而这种教育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遏止孩子们的天真、诚实、诗意。写诗使孩子们解放了，这恐怕是他们写下的唯一不需要标准答案的东西。作业、考试、分数、书包甚至学校，在孩子们的诗歌中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出是绝对的贬义词，几乎与魔鬼同义，教育当局为什么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这些“祖国的花朵”一旦可以自由地写，却像大人那样说话，写考试之可怕，学校之压抑，写下岗女工。“晚上/不用上课了/减去一点烦恼/梦里/看到了仙女/减去一点烦恼”；“妈妈/我想对您说一个秘密/为了到达假期这个游乐场/必须穿过考试/一座好大好高的山”；“在我的文具盒里住着很多精灵/橡皮精灵，黑笔精灵，蓝笔精灵，铅笔精灵……它们都会武功/每天都帮我消灭邪恶势力/每当邪恶势力中的语文作业大军进攻时/我的黑笔精灵就会用它的铁砂掌/把语文作业大军消灭”；“这个礼物独一无二/那就是：永远永远不写作业！”；“同桌/你是一个真实不加掩饰的人/如果对方很笨/你绝不会说他聪明/即使他是校长的儿子”……也许有人会问：“这是应当出自孩子们的笔下吗？”这过于矫情，为什么不呢？这是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的存在状况。

其实孩子们什么都知道，他们明白“你们的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们从小就被迫做两面人，他们在诗歌中所表达的世界、感情和爱憎，永远不会在他们的课堂作业中出现。

主流文化反映在当代教育中，就是教育似乎总是在支持一种与生命和存在无关的伪天真，知识脱节于生命，学校成为脱离生活世界的“彼岸”。更可怕的是这个乌托邦并非基于一个马克思所谓的“自由、天真、人类童年的”的希腊式彼岸，而是基于某种标准答案的“塑造”。这种答案的前提是假定受教育者为绝对愚昧，蔑视他们的经验和常识，蔑视天真、诚实，将受教育者在标准答案下量化为规格统一的知识容器。如今，这种塑造已经粗暴简单到仅仅是分数的塑造。主观思想改造式的教育或许还可能导致怀疑，而通过分数进行的“量化式”“客观化”塑造，则几乎杜绝了对这种教育的任何怀疑。分数就像物理一样，是绝对真理。

许多诗之所以令我震撼，是这些诗在正常情况下似乎不应该来自孩子们的想象力。孩子们恰恰没有去关心什么泰迪熊或者白雪公主，有的孩子甚至提到“下岗的母亲”！这些诗与教育背道而驰，教育拼命维持一个分数乌托邦以杜绝孩子与生活世界的联系。但孩子们似乎是顽固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居然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着教育拼命要回避的现实世界），他们拒绝教育所指望的“分数天真”，他们的想象力依然自由，或者比正常情况下更为自由。一旦脱离教育对想象力的控制，回到生活世界，被压抑着的自由想象比在正常教育中培植的想象更为猛烈大胆。

读这些诗，我欣慰的也仅仅是在这样的“分数”统治下，孩子想象力也许非常逼仄，但并没有丧失。但这就是孩子们想象的整个世界吗？如果世界是一片大海的话，孩子们似乎只是在一个小岛上挥手呐喊，这些诗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求救的信号。

（摘自《做人与处世》2013年第7期）

责编：徐艳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