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曼娜，杨 楠

(1．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天津300222;2．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300191)

京津冀地区历史悠久，文化艺术底蕴深厚，尤其是民间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三地具有各自独特的戏曲文化符号:北京的京剧、河北的河北梆子、天津的相声，而且戏曲名家荟萃，京津冀也就成为我国文化演出市场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目前，三地都开始大力发展新兴的文化产业，而作为文化产业核心层的演艺业，在三地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已经初具规模并显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文化演出市场，是具有显著地域文化特征又需要多种演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规模经济，进行跨区域经营、跨行业协作和跨所有制互动，是演艺业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必由之路。因此，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8+2”演出联盟①，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一、建立“8+2”演出联盟的必要性

学术界一般是把都市圈界定为:以一个或多个经济发达并具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通过对周边相邻地域的若干城市的辐射和吸引，实现互利共赢而形成的城市群。②实际上，都市圈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文化功能，都市圈正是以中心城市强大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所产生的辐射与吸引能力，才能够将周边的城市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圈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功能，也正符合跨省市的文化演出市场所要求的地域文化差异性和演出资源多样性的基本条件;同时，这也与演艺业本身所归属的文化艺术经济的复合性特质相契合。因此，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8+2”演出联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产业，中国的演艺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随着文化产业火爆而越来越红火。演艺业强劲的势头从2005年至今已经催生出五大省际演出联盟和一批省内演出联盟，五大省际演出联盟包括:北方剧院联盟、西部演出联盟、东部剧院联盟、长三角演艺联盟、珠三角演艺联盟。省内演出联盟:包括安徽演出联盟和江西演出院线联盟(见表1)。

表1 中国省际五大演出联盟和省内两大演出联盟

另有两大国有院线保利院线、中演院线(见表2)。

表2 在京的中国两大国有院线

从上述情况看，除东西部两个联盟之外，北方剧院联盟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演艺联盟的构成格局，基本上与今天中国的三大都市圈相吻合。但北方剧院联盟的构成，则仅由北京外加辽吉黑东北三省，偌大的华北大区只有一个北京。其实，北京与东北三省的联盟由于在地域上由河北隔断，也就失去了剧院联盟本身毗邻相依的便利优势，首都的文化辐射力与吸引力便大打折扣。从操作的机制上看，北方剧院联盟的性质属于院线制，单纯的院线制只是选取演艺产业链的终端剧院、剧场，而放弃了产业链上游和中游的两大产业链，即演艺产品生产者的院团和演艺作品经营者的演出经纪公司等中介组织，这也不符合都市圈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北方剧院联盟在地域、合作类型和合作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京津冀三地丰富而雄厚的演出资源、地域相接的空间优势和文化传统相近相似的亲缘关系，亟待整合，尽快形成京津冀都市圈的演出联盟。

二、建立“8+2”演出联盟的可行性

第一，京津冀都市圈的演艺业与全国各地一样，2000年以来进入到瓶颈期:一方面，各省市的演出市场在画地为牢的经营模式之下，内部资源已经开发殆尽，对于外部的市场资源还没有勇气和胆量去试探挖掘;另一方面，各省市的剧院团体制还没有大的触动，大多数的剧院团基本上是实行双轨制。2009年7月，文化部提出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鼓励转企改制院团整合优质资源，与演出中介机构、演出场所等组建综合性演艺集团公司，延伸和完善产业链。被推向市场的一大部分剧院团，在吃了几十年体制饭之后，经历着失去国家“包养”之后的失重感和蹉跌感，但同时从体制的被松绑中对市场的自由竞争充满着期待。2010年，国家进一步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六大重点，其中将推进国有院团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之一。因此，京津冀三地剧院团经过近两年的文化体制改革，正好为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演出联盟安排了最好的体制性平台。

第二，京津冀三地同属于燕赵文化一个文化谱系。尽管北京经过了建城、建都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了“皇城文化”，天津借漕运发展成为“漕运文化”，河北则保持着传统的“直隶文化”，文化逐步分化为三大支系，但文化的血脉与禀赋仍归宗于燕赵文化的母系。文化的同根性，对于建构共同的文化演出市场具有直接的亲和力。

第三，京津冀三地10市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演艺业聚集区(见表3)。

第四，京津冀都市圈的艺术表演资源在国内三大都市圈中有一定优势(见表4)。

表4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市圈艺术表演资源对比

从表4的数据看，除了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略低于珠三角之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居于第2位。其中非常重要的1项，即高端艺术表演人才的数量，京津冀比长三角多出376人，比珠三角多出2 722人。一个都市圈中高端艺术表演人才的数量，对于该地区的文化演出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五，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京津冀都市圈的区域发展规划即属于“8+2”的模式，即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8+2”模式对于亟待突破地域发展瓶颈的三地演艺业来说，无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

第六，由于近年来城际高铁的快速发展，京津冀“8+2”的都市圈即可借助城际高铁解决空间上交流的障碍。京津冀都市圈演出联盟可以通过高铁交通线的延伸，逐步实现由点到面的全面拓展，再通过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整合能力，形成特有的吸引力和辐射力，从而实现本区域内文化演出市场的一体化。据北京市规划委负责人2011年6月公布的信息说，未来3年北京将进一步加快区域内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构建1小时、半小时的交通圈。⑥这为在“京津冀都市圈”建立演出联盟，实现院线管理，提供了更大、更便利的发展空间，1小时、半小时的演出项目，将成为京津冀演出联盟的两大支柱体系。

第七，京津冀演出市场近年来出现的不同形式的演出联盟，为构建京津冀都市圈演出联盟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如“京津冀京剧名家演唱会”、“京津冀青年票友大联欢——程派折子戏专场”、“京津冀河北梆子演唱会”、“京津冀三地评剧经典演唱会”、“京津冀星夜相声会”、“京津冀相声青年汇”、“京津冀传统相声欣赏会”、京津冀高校“百老汇”、“京津冀鼓曲名家交流演出专场”、“京津冀京东大鼓名家名段欣赏演唱会”;又如京津冀区域的演出比赛，如“京津冀相声、小品大赛”、“京津冀少儿曲艺大赛”;还有为老区送文化活动而组成的“京津冀梅花奖名家演唱团”等。

第八，京津冀地区的媒体资源整合目前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北京卫视、天津卫视、河北卫视的信息共享与互动作用逐步显现，完全可以为京津冀都市圈的演出联盟提供直接到位的服务。河北卫视每晚10:30播出的《直播京津冀》专栏，先后推出了石家庄的“洪顺曲艺社”和北京的“老舍茶馆”等一系列节目，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三、建立京津冀都市圈演出联盟面临的问题

第一，传统体制的障碍。剧院团的传统体制(从计划体制到双轨制)经过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为与市场体制接轨做了一些准备，但这个接轨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京津冀三地的各剧院团，在与演出市场的演出联盟、演出院线打交道时，不能不遭遇到不适应和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硬杠杠”，而传统的行政体制则是很难变通的“硬道理”。当传统的“硬道理”遇上市场的“硬杠杠”时，剧院团的处境往往十分尴尬，传统的管理体制几十年形成的习惯与积习，使其难以接受市场规律的规范和要求。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接受演出联盟制和演出院线制。

第二，三地文化资源的非均衡性制约。虽然说京津冀三地文化同根，但“皇城文化”、“漕运文化”和“直隶文化”毕竟有着一定的地域差异和禀性区别，受这些文化资源、性格禀赋、地域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都市圈的演出联盟在形成与发展中，自然会呈现出文化区域的差异性和非均衡发展。

第三，三地经济、科技、交通等硬件设施的级差制约。由于北京、天津、河北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的不均衡，科技、交通资源的不均衡，使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整体水平，呈现出对比异常鲜明的上、中、下三级级差，尤其是北京与河北之间的巨大悬殊，对于京津冀文化演出市场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益共享都形成了一定的障碍，甚至成为难以破解的难题。

第四，文化的共性便于合作，而文化的差异性会引起分歧、甚至抵触。在三地共建京津冀都市圈演出联盟的合作中，北京作为首都，文化艺术资源的优势呈现出文化高势，而文化高势既能给京津冀演出联盟带来核心城市的势能;也会给其他9个城市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四、建立京津冀演出市场三方合作机制

建立京津冀演出市场三方合作机制，可以对京津冀文化演出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与配置，并对三地演出市场的整体发展进行调控与协调。怎样建立京津冀三方合作机制?建议从市场机制上破题，以京津冀演出院线制为协调机制，以三地演出信息网为平台，以三地媒体联盟为推手，以旅游与演出结盟为助力，形成8+2联盟的全方位合作机制。

第一，从市场机制上破题。京津冀属于两市一省的行政体制，要在这个共同范围之内建立同属于一个演出市场的三方协调机制，必然会涉及三方利益。多少年来，三地政府习惯性的条块分割、画地为牢、各自经营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各地领导的潜意识，稍越雷池半步就会激起敏感的反应。因此，如何协调三方利益，整合三地资源，即成为建立三方协调机制的大难题。为了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从区域演出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看，只有启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方能破解难题。根据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西部联盟和东部联盟的经验，应当通过市场机制，以经济整合的方法切入三方合作机制的核心和利益交汇点。因为经济整合直接牵动了三方的经济利益，整合到位就能带动三方合作机制的运作，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合作联盟，突破行政区划的藩蓠，将三地10个城市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从而发挥8+2＞10的协同效果，实现三方合作的理想预期。

第二，建立京津冀演出院线。整合京津冀演出资源的可操作机制，是演出院线制，因此要在三地演出联盟协商基础上，建立的京津冀演出院线制。京津冀演出院线制，实际上就是京津冀都市圈演出联盟的三方协调机制。建立京津冀演出联盟，将三地现有的“剧院院线”与“演出院线”结合起来，形成以京津冀演出院线制为基础的京津冀演出联盟。演出联盟将促成京津冀三地剧院团的演出项目、演出公司、剧院(场)三者达成有效的合作，避免各种联盟的重叠和资源浪费。

第三，建立京津冀演出信息网，实现三地演出信息资源共享。将三地10个城市的演出信息网站进行链接，促成三地各大演出信息资讯机构之间快捷高效的互动，实现资源共享。并以10个城市的演出资源和产品为依托，联合创制、推出具有鲜明文化艺术特色的系列演出产品，进一步开拓国内演出市场，提高文化演出的效率和效益。

第四，建立三地媒体联盟，形成宣传营销的综合平台。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体加盟京津冀媒体联盟，充分发挥广告推介与促销方面的综合优势，形成三地互动、时空链接的强大助力。

第五，建立旅游与演出的营销联盟。2011年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与老龄旅游产业促进委员会等单位发售了“旅游一卡通”(即2012年“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是一个成功的范例⑦。建议将京津冀旅游市场与演出市场实行对接，发售“京津冀旅游演出门票年卡”，持卡者全年在京津冀三地指定的剧院看演出，享受特折的优惠与便利。

第六，演出联盟的经营管理，实行三地统一的服务标准。严格按照国际、国家标准，加强对演出季、演出系列项目的管理，加强对各城市演出质检监督，做好观众跨地区投诉工作，创建健康安全的演出联盟。

第七，加强京津冀都市圈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一方面，都市圈内应发挥北京海淀区和宣武区、天津市中心文化区和滨海新区文化中心、河北省艺术中心等五大中心区域的辐射功能，带动都市圈内演艺业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京津冀演出联盟与长三角、珠三角、东西部演出联盟和北方剧院联盟、保利院线和中演院线的合作，将京津冀演出联盟的辐射范围扩展到东南和西北。在整合资源、形成品牌的基础上，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演出市场。

第八，京津冀演出联盟，要实现区域合作共赢，必须尽量在政策、资本、人才、管理、运作、品牌等方面推诚相见，共谋合作。为了保持三地的均衡与协调发展，建议对河北、天津两地演出市场提供一些政策、资金的支持和倾斜，以缓解首都高势文化带来的压力并减少一些负面影响。

注释:

①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已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而该发展规划属于“8+2”的模式，即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承德8地市。但也有“10+2”模式的说法，见李玉红《京津冀传媒产业如何分工与协作》，《光明日报》，2011年2月5日。

②见杨勇《都市圈发展机理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中的界定。

③《中国北方剧院(场)联盟成立》，见《黑龙江日报》，2005年9月24日;崔成泉:《中国西部演出联盟成立 助推西部演出产业疾进》，见 www．ccdy．cn，2006-07-14;南芳:《长三角经济圈促成首个长三角演艺联盟成立，杭州大剧院考虑推出15元低价票》，见《今日早报》，2008年1月11日;《安徽演出联盟成立》，见中安在线，2010-05-12 23:54:00;黄锦军:《江西省演出院线联盟成立》，见《江西日报》，2010-05-24;另据北京专业调研机构道略文化传媒产业研究中心的数据，见《北京商报》，2010年9月20日。

④石锐、林林、刘瑞雪(道略文化传媒产业研究中心):《盘点中国演出市场八大发展趋势》，见《北京商报》，2010年7月19日。

⑤文化部财政司编著:《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0)，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需要说明的是，表中北京的相关数据，应该包括中央艺术院团的一切资源，因为中央艺术院团是常住北京，故在表中分为两项统计，但又计入北京的总量中。

⑥《中建通:华北框架规划蓝图将按“8+2”模式制定》，见http://zzbest07．blog．163．com/blog/static/178671448201158102153923/。

⑦李秋萌:《京津冀旅游年卡在京发售 可全年游览82家著名景区》，见2011年12月2日《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