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辉，肖小凤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一、研究背景

自2008年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方针推出以来，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的通知》;2010年7月21日，财政部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2012年新年伊始，财政部召开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大工作座谈会。在政策推动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和转制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合伙制的建立要求事务所内部管理架构(包括合伙人的责任、风险和利益机制等)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事务所组织形式和法律责任的变化必然导致审计程序和审计收费相应的变化。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应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转制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拟通过理论模型演绎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二、理论分析

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对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有重要影响。Dye证明不同规模事务所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发生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责任不同，这是激励审计师在审计时提供不同水平努力程度及收取不同审计费用的根本原因［1］。Liu和Simunic、Choi等对法律体制影响审计收费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模型检验，他们认为，国家的法律制度会影响客户的报告动机和审计师对审计风险的评价，而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审计师对努力程度的决策和审计收费［2－3］。一国特定的制度和制度变化在审计定价和审计师行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在进行大中型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向特殊普通合伙制的转变。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革命性变化，无疑会增强审计师的法律责任，进而引发不同类型审计师审计收费和审计行为的变化，这为我们研究法律责任、事务所规模和审计收费溢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视角。

理论分析表明，审计收费由审计师的审计成本和不同审计质量提供者的正常利润组成。审计师的成本函数也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努力成本，它随着审计师努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预期未来的损失［4］。审计师的努力成本受到客户规模、复杂性、风险和其他特征的影响，而审计师的预期未来损失则由一国法律体制下审计师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大小决定。这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反向相关关系，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提高，审计师的努力成本会增加，由于审计师更有可能发现财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且努力水平的提高使审计师更有可能达到通用会计准则(即最低标准)的要求，因而审计师的预期损失会下降。对于审计师而言，就是要在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努力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以使审计总成本最低。

从理论上来说，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和对客户的保证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越高，对客户的保证程度也越高，客户会认为审计质量也就越高［5］。但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不能被客户或第三方察觉，而必须有其他直观且易于判断的标准。此时，客户通常通过审计师的规模或品牌来判断审计质量。深口袋理论已经证明，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的惩罚函数不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务所存在更高的执业风险，其发表错误审计意见的损失可能比小规模事务所更高。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客户而言，大规模事务所最小化成本的行为将会导致更高的努力水平，因而大规模事务所被认为平均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和更高程度的保证水平。

对审计的需求方即客户而言，其支付审计费用购买审计服务也是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审计服务能给客户带来的利益决定了客户愿意支付的审计费用的最大金额。客户从审计服务中能获得的利益来源于已审计财务报告传递的差异化信息，或是审计是否能够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代理成本［6］。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对于一个给定的客户而言，当高审计质量能使其获得更高的利益时，客户才会对收费更高的高质量审计产生有效的需求。反之，若审计服务的购买者不能从高质量审计中获得利益的增加，或者是由于市场和法制环境导致已审计财务报告传递的信息不能对市场投资者产生差异效应，抑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部分股东和管理层缺乏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代理成本的需求，则客户不会愿意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去购买高质量审计服务，此时，公司将没有意愿购买审计服务，即使被强制要求购买审计服务也只会购买小规模事务所的低质量审计服务。

三、模型研究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本文通过模型来考察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的关系。假设在一个单期环境下，客户在期间开始时雇佣一名审计师，期末该审计师签发审计报告从而解除自身责任。假设该公司有一个投资项目，需要的前期投资为I(I＞0)，该项目有好和坏两种类型，好项目的概率为p∈(0，1)，坏项目的概率为1－p。如果项目开始运作，好项目会产生现金流R，坏项目在未来只能得到0回报。我们假定pR＞I，如果所有者不知道该项目的类型，则他将会开始该项目;如果他知道项目是坏类型，则不会进行投资。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定模型中的所有参与方都是风险中性且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率为0。

公司雇佣一个审计师来调查该项目的类型。审计师的总成本由努力成本和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组成，付出的努力水平越高，审计质量就越高，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就越低，两者存在反向关系。因此，审计师要在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努力成本之间进行权衡。我们假定审计师付出的努力越多，他就越有可能发现坏的项目，努力成本也将成比例地增加。本文用a∈(0，1)代表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并设ka为审计师努力的成本(k是一个大于零的常数，代表审计师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努力程度所付出的增量成本)。我们假定不同规模审计师的k是相同的，努力成本的差异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决定。在实施审计以后，审计师会得到一个有关项目类型的信号，审计师获得的与项目类型有关的信息正确的概率即是审计质量，用公式表示如下:

(1)式中g和b分别代表审计师的项目类型。我们将审计错误的类型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假定项目为好项目时，审计师不会出现错误;但是当项目是坏项目时，审计师可能出现审计失败，即项目为坏类型而审计师却签发了好报告［2］。在实践中，当管理层的财务报告中没有错报时，审计师将无法发现错报(即没有Ⅰ类型的错误);而当管理层的财务报告中有错报时，审计师可能未发现这些重要的错报(即可能存在Ⅱ类型的错误)。此外，我们假定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与他所获得的信号是一致的，当审计师得到了信号g，他将会签发“好”(无保留意见)的报告;当审计师得到了信号b，他将披露这一证据并签发“坏”(即保留意见)的报告。在单期模型中，审计师没有动机报告错误的信号，审计失败发生的概率仅取决于他的努力程度①此处基于简化模型的要求，我们仅考虑了审计师的努力程度，如果同时考虑努力程度和报告策略将会要求建立一个多期模型，这已超出本模型的研究范围。。

当发生审计失败时，审计师需要按照法院判定的标准赔偿客户损失。审计师赔偿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发生审计失败，本文用r(1－a)来表示(r∈(0，1)，代表法律责任体制的严格程度)。r(1－a)代表在审计失败的基础上，法院判决由于审计师的疏忽应赔偿客户损失的可能性。我们发现，r(1－a)随着法律责任体制r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a的减少而增加。这意味着当法律责任体制越严格且审计师的努力程度越低时，审计失败就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向客户支付法律赔偿。

如果客户收到坏的审计报告，他将不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反之，如收到好的审计报告，则会对项目进行投资。由于pR＞1，且万一发生审计失败，客户将会收到来自审计师的法律赔偿，假定法律赔偿为L(L＞0)，我们假定有两种类型的审计师:大规模事务所(同时也是高声誉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同时也是低声誉事务所)，大规模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成本大于小规模事务所的法律责任成本，即LB＞LNB(此处的B和NB分别代表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根据深口袋理论，与小规模事务所相比，大规模事务所的“口袋更深”且有更多处于风险之中的声誉资本，在审计失败案中将会承担更高的法律责任成本。

(二)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

结合公式(1)，我们分析审计师的决策。对于一个给定的审计师，决策问题就是选择审计努力水平a∈(0，1)，以使其预期审计总成本最小化。总成本由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和审计师努力程度的成本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在公式(2)中，1－p为坏项目的概率;1－a为审计失败(即未能发现坏项目)的概率;r(1－a)为审计失败时审计师承担法律责任成本的概率。因此，公式中的(1－p)(1－a)［r(1－a)］L代表了审计师的预期法律责任成本。审计师的努力程度a越高，既可降低审计失败的概率，也可降低在审计失败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概率，这两者的结合降低了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为了解出(2)式，我们假定存在一个正的a*(审计师的最佳努力水平)，可通过对公式(2)进行一阶求导得出(假定L＞k/［2r/(1－p)］):

我们发现，最佳努力水平a*随着法律体制强度的提高和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的增加而增加(∂a*/∂r＞ 0且 ∂a*/∂L ＞ 0)，随着审计师努力程度的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增加(∂a*/∂k ＜ 0)。

假定审计服务市场是竞争性的，审计师在审计市场均衡时只能得到0利润，审计收费的均衡用公式表述如下:

基于表述方便的需要，我们把公式(4)中的(1－p)r(1－a*)2L用μ(a*)代替，即以μ(a*)=(1－p)r(1－a*)2L代表均衡中的期望法律责任成本。当我们把审计收费看成是法律体制强度(r)的函数，审计收费就可以写成:

将公式(5)中的a*用公式(3)替代，并考察法律体制是如何影响审计收费的。在公式(5)中对r求导，可得:

我们可从公式(6)发现，法律体制r的变化对审计收费f的影响效果取决于(1－p)(1－a*)2L。具体来说，法律体制r的变化，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审计收费。第一，r的变化直接影响f。当r越大即法律体制越严格时，审计失败就越有可能导致审计师支付赔偿给客户，从而导致审计收费越高;第二，r的变化影响审计师的努力程度a，而a反过来又影响f。当r越大即法律体制越严格时，审计师的努力程度也会提高，审计收费也相应增加。综合上述，本文可以得出结论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收费随着一国法律体制严格程度的增加而单调增加。要指出的是，由于法律体制除了受到法律法规的强度影响以外，还受到法律体系执行力的影响，我国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转变为无限合伙制相当于加强了法律法规的强度，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法律体制的严格程度，但由于法律体系的执行力因素并没有同等程度地增加，因此两者不是完全相等的关系。

四、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责任变化与审计收费溢价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分别从空间角度和时间角度考察审计收费溢价:空间角度考察不同规模的事务所之间审计收费的溢价情况;时间角度则考察当法律责任变化时审计收费溢价的变化情况。

(一)事务所规模与审计收费溢价

假定在一个给定的法律体制内，小规模事务所和大规模事务所在发生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赔偿分别为LNB和LB，两者之间的比率用q来表示，即q=LNB/LB，由于LNB总是小于LB，所以q∈(0，1)。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差别用公式表示如下:

下面本文分别考察法律赔偿对审计成本两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一方面，本文考察法律赔偿L的增加对审计收费的组成部分ka*的影响。正如前文所述，∂a*/∂L＞0，意味着较高的法律赔偿L会导致审计师更高的努力程度，从而导致更高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本文考察法律赔偿L的增加对期望法律责任成本μ(a*)的影响。μ(a*)=(1－p)r(1－a*)2L，L增加所产生的效应较为复杂，可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直接效应即假定努力程度是固定的，L的增加将会导致期望的法律责任成本μ(a*)增加;间接效应即较大的L导致较高的努力程度，而这又反过来减少了审计失败(1－a)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了审计师在法庭上被判承担赔偿责任r(1－a)的可能性，结果就是L的增加对μ(a*)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另外，间接效应(负面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正面效应)，即∂μ/∂L＜0。也就是说，较大的L通过增加审计师的努力程度降低了期望的法律责任成本。然而，由于间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直接效应抵消，就L增加对审计收费两个组成部分的综合影响而言，L增加所导致的期望法律责任成本的降低幅度要小于审计师努力程度增加所增加的努力成本，从而导致L增加(如从NB转向B)的净效应是将审计收费提高至一个新的水平，即在给定的法律体制r∈(0，1)下，大规模事务所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即fB－fNB=0)。

总之，在一个相同的法律体制内，随着事务所规模的扩张，法律赔偿额L也会增大，审计师的努力水平也会随之增加，这增加了审计收费中的努力成本并降低了预期法律责任成本，且努力成本的增加超过了预期法律责任成本的下降，最后综合得出的结果就是更高的审计收费。对于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之间的收费差距，我们统一称之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收费溢价，可以表示为Δf=fB－fNB。由于Δf＞0，从而本文得到了结论二:在给定的法律体制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务所比小规模事务所收取了更高的审计费用。

(二)法律责任变化与审计收费溢价

接下来本文将考察大规模事务所的收费溢价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如何变化。溢价用不同的Δf表示，由公式(6)可知，法律责任体制r的变化对审计收费f的影响取决于(1－p)(1－a*)2L。当我们对公式(7)中的r求导，可得如下公式:

从公式(8)我们可以发现，由于∂(fH－fNH)/∂r＜0，随着法律责任体制严格程度的增强(减弱)，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之间的收费差距(即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将会缩小(扩大)。原因在于，在一个给定的法律体制下，“深口袋”(即较大的损害赔偿)使得大规模事务所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即＞)，从而导致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失败率相对较低(即审计质量相对较高)，用公式表示就是1－＜1－。根据结论一的分析，r增加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由(1－p)(1－a*)2L决定。对于小规模事务所而言，转向较强的法律体制(即r增加)导致审计收费较大程度地增加，由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失败率更高，当r增加时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增加的更多。与此相反，对大规模事务所而言，转向较强的法律体制导致审计收费增长的幅度较小，而这正是由于大所的审计失败率1－较低，当r增加时预期的法律责任成本增加的幅度较小。

简言之，随着r的增大，fB增加的幅度较小，而fNB增加的幅度较大，可弥补小规模事务所由于低审计质量(即高审计失败率)所带来的预期法律责任成本更大程度的上升。审计收费的差距(Δf=fB－fNB)随着法律体制由弱变强而变得更小。反之，随着r的减小，fB下降的幅度较小且fNB下降的幅度更大，因此，两者的差距即Δf随之增大。这意味着法律体制变强(弱)时，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变得更小(大)，即∂(fB－ fNB)/∂r＜ 0。由于∂(aB－ aNB)/∂r＜ 0，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审计师努力程度的差别(即审计质量的差别)随着法律责任的强化也在逐渐减小。这一结论也与国外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正是因为只有在弱的法律体制下高声誉大规模事务所才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而在法律体制较完善的国家，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差别缩小，用公式表示就是∂(aB－aNB)/∂r＜0。因此，得出本文的第三个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之间的审计收费差距(即大规模事务所的溢价)随着法律责任体制由弱变强而逐渐地减少。

五、事务所转制背景下事务所收费变化的相关建议

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对审计收费和审计质量有重要影响，不同规模的事务所在不同的法律体制下面临审计失败时的法律责任不同，这是激励审计师在实施审计时提供不同水平的努力程度及收取不同审计费用的根本原因。本文在分析事务所法律责任与审计收费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化模型，从空间角度考察了审计师规模与审计收费行为的关系，并从时间角度分析了当审计师的法律责任由弱变强时大规模事务所和小规模事务所收费溢价的变化情况。

针对事务所的收费策略，本文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收费应随着法律体制严格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国家的法律体制越严格，审计师就越有可能在审计失败案中承担法律责任，事务所需要收取更高的费用以弥补法律责任增加所带来的预期成本增加。因此，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转变为无限合伙制应提高收费。第二，在相同的法律体制下，大规模事务所将收取比小规模事务所更高的审计费用。由于大规模事务所法律责任的潜在成本比小规模事务所高，大规模事务所有更强的动机去付出比小所更多的努力。为了弥补努力程度增加所带来的成本，大规模事务所应收取比小所更高的审计费用。第三，随着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变为普通合伙制，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增大，各类型事务所的审计收费都应有所提高，但大规模事务所相对于小规模事务所而言，收费提高的比例相对较低，两者之间的收费差距即审计收费的溢价程度应降低。审计溢价程度降低的同时，两种类型的审计师所付出努力程度(与审计质量正相关)的差距也在缩小。当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增加时，由于小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较低，为了弥补其相对较低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努力成本和预期法律责任成本更大的增加额，小规模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上升幅度应大于大规模事务所审计收费的上升幅度。此外要指出的是，由于事务所实际承担的法律责任除了取决于法律法规的强度外，还会受到法律体系执行力的影响，虽然事务所由有限责任制向无限合伙制的转变有助于加强法律法规强度，但如果考虑会计师事务所法律赔偿的执行力因素，则实际的法律责任强度与预期的法律责任强度可能尚有一定偏差。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事务所转制的同时，还要健全并完善审计师损害赔偿法律执行力方面的措施，从而最终实现有效提高审计师的法律责任强度、建设高质量审计行业、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目标。

［1］Dye.Auditing standards，legal liability and auditor weal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5):887 － 914.

［2］Liu，Simunic.Profit sharing in an auditing oligopoly［J］.The Accounting Review，2005，80(10):677 －702.

［3］Choi，Kim，Liu，etc.Audit pricing，legal liability regimes，and Big － 4 premiums:theory and cross-country evidence［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8，25(7):55 －99.

［4］Simunic，Stein.The impact of litigation risk on audit pricing:a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and the evidence［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Theory，1996，15(9):67 －121.

［5］Simunic，Stein.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auditing:auditor choice in the market for unseasoned new issues［M］.Canada:Monograph prepared for the Canadian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Research Foundation，1987.

［6］Datar，Feltham，Bughes.The role of audits and audit quality in valuing new issue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1，14(2):3－49.

［7］Simunic，Dan，Stein.Impact of litigation risk on audit pricing:A review of the economics and the evidence［J］.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ies，1996，15(2):119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