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雄

（中共浙江省诸暨市委,浙江 诸暨 311800）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并要求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我们党在90多年的发展中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其中很多仍有鲜活的生命力。“枫桥经验”就是诸暨市基层干部群众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实践创新，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伟大创造。为进一步弘扬 “枫桥经验”，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开创新时期本市党的群众工作新局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调研组通过文献搜索、问卷调查、座谈研讨等方式，共召开座谈会14场次，座谈100多人次，发放调查问卷864份，收回有效问卷835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调研报告。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与诸暨市群众工作的实践创新

“枫桥经验”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教育时期。1963年，在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诸暨县枫桥区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部分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社会主义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年11月22日，来杭考察的毛泽东听了公安部的汇报后非常兴奋，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闻名。50年来，“枫桥经验”内涵在推广应用中不断丰富发展，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不仅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一笔宝贵财富。

在1963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以理服人，对运动初期群众要求逮捕的45名四类分子，一个不捕，就地改造，达到了“捕人少，治安好，产量高”，开启了全国以“枫桥经验”改造“四类分子”的先河。“文化大革命”后，诸暨县委再次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推动了“四类分子”摘帽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为在全国开展给“四类分子”摘帽工作提供了好的范例。197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结束了至少2000万人长期受歧视的生活，起到了“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历史性作用。这一阶段的“枫桥经验”成为拨乱反正、正确纠正历史问题的工作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枫桥的干部群众运用“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依靠群众，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探索出了“组织工作走在预测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预防化解了一大批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矛盾，出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解决了影响社会治安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使“枫桥经验”成为新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得到了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充分肯定。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诉求日益强烈。为此，枫桥等乡镇各地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突出“以人为本”这一理念，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不断发展创新“枫桥经验”，不断赋予 “枫桥经验”以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枫桥经验”逐渐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典型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诸暨市委、市政府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坚持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坚持科学发展，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努力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坚持统筹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坚持以人为本，密切联系群众，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源头上防范矛盾的产生。坚持统筹条块力量，坚持重心下移，围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统筹整合各类资源，把各项社会管理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社区和千家万户。坚持统筹传统方法和现代手段，坚持实效管理，积极顺应开放、动态、虚拟等条件下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着力构建系统化、立体化、信息化、规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和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坚持统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文化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活动，引导人们共塑团结互助、包容友爱、共同前进的“诸暨精神”。全市上下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持以群众工作统领社会管理创新，将强化基层服务与管理作为关键环节,把专群结合作为最大优势,致力于关注民情、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维护民安、促进民和,创造了“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了“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着力谱写了新时期的“枫桥经验”。

二、“枫桥经验”是群众工作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集中体现

从“枫桥经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涵来看，“枫桥经验”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观在公安政法工作中的运用和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一）“枫桥经验”是坚持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的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是基层创造的经验，是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实践、大胆探索的智慧结晶。“枫桥经验”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得以发展，就在于因循时代发展的潮流，时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实现了群众的参与，体现了群众的创造。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的不断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求知、求富、求安的愿望日益强烈，特别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从小康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更希望营造并长期保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目标，希望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希望拥有一个更平安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在今天，群众在关注结果公平的同时，更加注重程序的公平。比如在城东新城建设房屋征收工作中，工作组深刻领会“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在涉及群众利益的拆迁工作政策执行过程中坚持刚性执行。坚持政策刚性要求在先。早在房屋征收工作动员大会后，市纪委专门为全体工作组人员进行廉政教育，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倪成良与全体工作人员作了集体廉政谈话，明确要求房屋征收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到规范征收、阳光征收、廉洁征收；政策指导组专门向全体工作人员作政策培训，一再强调执行政策要公平、公正。坚持政策刚性把握统一平衡。为正确把握政策，做到面上平衡统一，政策组对政策性疑难问题实行一周一报制，要求各组在每周周四前把各组政策性疑难问题上报到政策组，由政策组利用晚上时间集中进行研讨，提出处理意见后反馈到各工作组。此外，政策组与现场征收工作组加强平时对接，对一些具体个案问题及时进行研究答复。坚持政策刚性始终如一。征收五组有三户被征收人因心存等待、观望心理而逾期签约，按政策规定没有享受提前签约奖励。其中一户延迟一天签约，扣除7.9万元的提前签约奖，另一户扣除18万元的提前签约奖。这一消息传开后，使大部分存有等待观望心态的被征收人转变认识，后签约有好处的思想彻底打消。

“枫桥经验”的实践证明，只有尊重群众的愿望，着力增强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调动起来，才能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生机活力。

（二）“枫桥经验”是坚持依靠群众、夯实基础的宝贵经验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推广建立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打造“平安浙江”工作时指出：“‘平安浙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依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贯穿在“枫桥经验”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一条主线。早在改造“四类分子”活动期间，大家就把“枫桥经验”总结概括为：“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使枫桥区基本实现了治安好，捕人少，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新时期“枫桥经验”更是始终坚持“党政动手、依靠群众”这条生命线，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把基层的力量资源有效整合起来。

一是推行网格化管理，构筑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底边”和“纵向联动、横向整合”的社会管理网格系统。在纵向上,全镇分为三级网格:镇作为一级网格区,责任主体是镇党委政府,由镇综治工作中心具体负责。二级网格区是片区网格,全镇按片分为三个二级网格区,网格责任主体是三个片综治分中心,主要职责是调处各村上交的矛盾纠纷。对不能调处的矛盾纠纷按程序移交镇综治中心。三级网格区是村一级,全镇按村分为28个三级网格区。网格责任主体是村两委会,主要职责是细化实化村级综治网格化管理。村级网格将村以村民代表数划分为相应数量的网格,每个村民代表直接联系一个网格内的农户；每个村两委干部通过联系若干村民代表、间接联系若干个网格内的农户。在横向上,主要是从“纠纷化解网格化、土地管理网格化、社会人管理网格化、社区警务网格化、安全生产网格化和应急管理网格化”六个方面实现横向整合。

二是保障落实群众“四个民主”的权利。乡镇层面，深入实施了以有规则、有程序、有监督、有测评、有追究、公开化的“五有一化”权力运行体系，实行重大事项风险评估、听证会、票决制；村级层面，制定实施村规民约和民主章程，编印《民主治村手册》，推行村务网络化，扩大村监会群众代表人数，严格落实村务公开，在充分发扬民主与严格依法办事的有机统一中，听取民意、集聚民智、落实民愿。

三是推进群防群治工作。大力加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推广建立‘综治工作中心’的做法，完善联调、联防、联勤、联治的工作体系。镇级建立了专业消防队、专业巡防队和平安协管队伍，在各村、规模企业、学校分别建立治安巡防队、义务消防队、法制宣传员、维稳信息员、安全隐患排查员、流动人口协管员等，形成“敲锣打鼓赶麻雀”和“维稳工作大家挑”的良好态势。据统计，2010年，枫桥镇参与社会服务与管理的人数近万人，占总人口的10%左右，较好地发挥了群众自我发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

（三）“枫桥经验”是强调源头治理、注重长效的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立足于源头治理、预防矛盾，积极构建预防化解矛盾的“四前”工作机制。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四前”工作机制的核心是“化解矛盾”。源头治理的关键是要建立起一个反应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纠纷的预警体系，情报信息网络的触角延伸到各个村民小组、车间班组、要害部位和重点人群，使大量的矛盾纠纷苗头得到及时反馈传递。经常开展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化解，分析预测形势，制定落实防范措施，对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对纠纷矛盾的调处，建立了受理、调处、移送、归档等一套规范的程序和制度，保证大量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

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形成一系列切实可行、有用有效的机制和制度，才能保证群众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枫桥经验”经过几十年的坚持和发展，建立并形成了许多人性化、科学化的群众工作机制。化解矛盾方面，创造了“四前工作法”、“四先四早”工作机制、矛盾化解“五分法”、“三诊”工作法、“一网三联四包”信访工作机制等，较好地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作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完善了民意沟通机制、科学决策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有效地保障了群众权利，维护了群众利益；党员干部管理方面，建立了党建工作年度报告机制、机关干部绩效考核机制、村主职干部奖惩机制、群众评价党员和干部机制、两新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机制等，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干部务实工作和广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服务群众方面，实施了党政班子“八个一”联系机制、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困难群众救助机制等，较好地促进了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

（四）“枫桥经验”是教育引导群众、帮助群众的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教育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将教育引导群众工作放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上。教育人、改造人是“枫桥经验”的传统。对违法人员，枫桥的干部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具有枫桥特色的帮教工作法，用他们的话说，即“帮人要帮心”、“帮人要帮富”、“帮人要帮到底”。

对于外来人口的管理，枫桥的干部群众探索了具有枫桥特色的管理方法——“创业式管理、民族式管理、亲情式管理”的模式。尤其是建立“外警协管外口”模式，完善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警务协作机制，也称“外警协管外口”警务模式，就是与流动人口输出地警方加强协作，共同做好流动人口教育管理、矛盾化解、服务维权等工作，提高了服务管理效能。其构成的主体是外警，体现的特征是协管，表现的方式是双向互动。外籍民警的工作职责是要摸清流动人口底数，重点掌握有违法犯罪嫌疑的高危流动人员并落实管控措施；收集基础情报信息，掌握流动人口中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类信息和苗头，以及各类违法犯罪的情报线索；开展教育维权活动，帮助流动人口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及时疏导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协助本地和原籍地公安机关进行双向互动式的通报和破案追逃。目前，基本杜绝了由外来务工人员引发的各类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有效地控制了流动人口刑事发案总量。

在诸暨，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不歧视，在工作生活上予以照顾。一些行政村还为外来人员安排适量的土地让他们种粮种菜，解决他们子女入托入学问题，节日期间还用专车接送外来人员回乡探亲，使外来人员融合在社会大家庭中。企业招募外来劳务人员，通过劳动部门定向招募，签订劳务合同，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劳务管理，并建立外来人员自我管理组织，形成内外结合的管理机制。诸暨的企业家创办外来人员培训学校、图书室、活动室，创办企业报刊，活跃外来人员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素质。这种外来人员的综合性管理方法，成了“枫桥经验”的又一道特色“风景线”。

（五）“枫桥经验”是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对“枫桥经验”发出试点推广批示的同一天中午,他又同当时的公安部长汪东兴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比如说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监督、教育、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新时期以来，“枫桥经验”继承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扎实案情开展“进村入企联户”大走访活动，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包括市级领导、教师和医生在内的2万余名机关干部分别与老村干部、老党员、困难户、复员军人、经济“双带户”等7万余名基层群众联系结对，确保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常态化、长效化。群众是最讲感情的，由于诸暨党政干部的真诚的付出，群众也给予干部无限的信任和回报，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促进诸暨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

50年来，“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切合群众需求、顺应时代发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很强的实效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枫桥经验”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内容，把化解矛盾作为主要任务，把强化基层作为关键环节，把专群结合作为最大优势，较好地实现了矛盾少、秩序好、发展快，党群干群关系密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治理格局。实践证明：“枫桥经验”是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的样板，也是党的群众工作在基层的生动实践，对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新形势下诸暨市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近年来，我市坚持和弘扬“枫桥经验”，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群众路线理念，致力于加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善和保障社会民生，实施了一系列惠民利民的实事工程，实现了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谱写了“枫桥经验”的新篇章。问卷调查表明，各阶层群众对党群关系总体状况持肯定态度，认为当前诸暨市党群关系“非常融洽”和“较好”的占到40.7%和53.1%。（见图1）

图1 诸暨党群、干群关系评价图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群众工作还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利益诉求为主的群众问题和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叠加频发，群众工作难度更加凸现

群众工作的核心是利益协调。在社会阶层分化的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已由传统的思想工作、简单的资料分配和纠纷化解延伸到了解利益要求、协调利益冲突、比较复杂的社会和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内涵更加丰富，领域不断拓宽，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的高度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导致预防和处置各阶层群众问题的难度不断加大：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物质利益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交织；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与个人具体诉求叠加；不同群体和个体往往都从各自的利益要求出发，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以及涉法涉诉等突出问题，稍不注意就会激化升级；等等。这些，都对我们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考验。

1.利益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引发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涉及群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都需要镇村两级出面协调和调节。在协调利益关系过程中，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不周延、不科学，考虑问题不够全面，影响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一些群众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在重点工程、重大项目推进和土地征用、房屋征收等工作中，借机向政府施压，提一些过高要求，有的甚至煽动一批人搞无理上访，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2012年，诸暨市涉访事件中85%以上都与土地征用和房屋动迁有关。

2.干部与群众争利引发冲突。当前村级干部与民争利的现象较为突出，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村干部队伍的目的就是为利而来，他们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千方百计为自己或亲属谋私利。如在村级工程建设、集体房屋出租、山林承包等方面，规避招投标，搞暗箱操作，违规发包给“意中人”，群众没有参与的机会不说，也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害。同样在宅基地指标分配中，许多有实际建房需求的群众苦于分不到指标，而一部分“城里有房，村里有房”的村干部却通过自己的运作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建房指标，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

3.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日益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本地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而外地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新的城市二元结构现象已经呈现。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以致影响到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各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此消彼长，以各自利益磨擦为核心的包括劳资纠纷等矛盾冲突日益突出，“人人有求，个个有要求”，利益诉求显性化和碎片化更加明显。如何进一步凝聚共识、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缩小贫富差距，让各阶层群众真正共享发展成果，这是诸暨市面临的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挑战。

（二）地域界限日益模糊，社会成员流动频繁，以户籍、身份、隶属为主的群众管理模式受到挑战

过去，群众在比较固定的单位、区域和时空活动，有相对明确的主管单位或组织及身份，比较容易管理。现在，社会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人员流动频繁并且身份复杂多变，地域界限不断模糊，传统的群众工作覆盖网络捉襟见肘，有的“看得到的管不到，管得到的看不到”，有的“家在乡里，人在城里，干在厂里，住在巷里（出租房）”。

1.外来人口的逐步增多，成为诸暨社会管理和群众工作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以店口镇为例，店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用工需求扩大，流动人口数量也随着快速增长，目前已达6万，与店口本地6.3万户籍人口接近。其中37家大型规模企业雇用外来人口约15000多人，其余大量外来人口分布于各类小型企业和家庭作坊中。大量外来人口及时解决了店口“用工荒”问题，同时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店口治安矛盾纠纷增多，内外融合距离拉大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店口镇曾经出现大量外来流动人员集聚冲击企业强索劳动工资，围攻政府机关聚众闹事等现象。甚至有的外来人员组成抢盗团伙，并形成黑恶势力的现象，这使得当时店口镇的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从店口派出所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店口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率还是比较高。

表1 诸暨社会管理极具挑战性问题分析

表2 店口镇外来人口刑事犯罪情况表

2.城镇化的加快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精细化的社会服务。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村域面积成倍扩大，村民数量成倍增加，村级事务不断加重，而村干部职数基本不变，再加上村干部多为先富起来的人，平时既要忙于经营自己的产业，又要兼顾村干部的职业，出现了联系难到户、管理难到边、服务难到位的“三难”现象。调研中，一些群众反映 “以前是县里的干部难见到，现在村长、书记都不太有得见到了”。同时，并村也使农村党组织党员大幅增加、且分布分散，又因组织设置、教育管理、活动开展等没有及时调整和跟上，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缺少有效的组织，群众也有怨言。

3.新的择业方式需要我们着力构建与之相适应、相配套的群众工作网络和管理模式。如：新的社会阶层常常游离于“体制”之外；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一部分群体在区域和行业间频繁流动；一大批原来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尤其是诸多两新组织的大量涌现，一些新领域的基层党建保障机制显得相对弱化。在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中，党建工作的开展与“老总”的重视程度存在着一定依附性，在一些规模不大的“两新”组织中，存在着领导架构不完善，阵地设施不齐全，制度建设不规范，经费保障不到位等现象。原先的群众工作网络难以适应当前体现流动性和隐形性特点的就业方式的变化。

（三）群众的观念意识更加独立，亟需改进党的群众工作策略、方式、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诸暨百姓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群众个体意识的崛起。市场经济大大调动了诸暨老百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诸暨经济的快速腾飞。同时也看到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个体意识的崛起是一个明显的趋势。个人意识的过度膨胀使一些群众不仅对政府的权力不再是无条件的服从，而且丧失基本的集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成为只讲个人权利、不履行个人义务“无公德个人”。“发财不靠你，吃穿不求你，一有问题就找你，稍不满意就闹你”。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矛盾纠纷中，确实有部分群众的诉求是合理的、正当的。但是同样也有不少矛盾当事人，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提出许多无理和过高的要求，试图要挟甚至威胁政府达到一己之私利，动不动就会与和政府发生冲突，而在一次次冲突中，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逐渐降低。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群众民主法制意识的显著增强。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话语权、自主权极速膨胀，过去那种对党和政府完全信任服从的现象不复存在，对权威和体制的依赖性、依附性大大减弱。各阶层群众不再乐意处于被说教、被指挥的地位，而是希望平等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不再满足于既得的物质利益，更加注重享有各项政治权利；不再纠结于具体问题的解决，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人人享有“国民待遇”；等等。在对“个人最重要的需求”问卷调查中，认为是“政治信仰”、“物质利益”、“民主权利”、“精神生活”的分别占 25.8%、19.4%、23.7%、26.5%。 对此，我们要把依靠法治、推进基层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做好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基本方略，更加注重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群众意愿相一致，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相配套的群众工作体制机制。

（四）部分村镇基层组织功能的式微、少数党员干部作风涣散影响了群众工作机制的有效发挥

1.村镇两级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不健全，导致其在处理社会矛盾时作用发挥有限。由于基层一级政权部门分工细致、人员分散，大多数矛盾和问题依靠一两个部门的“单打独斗”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基层党委、政府在处理群体性矛盾纠纷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力量和资源整合机制，往往陷于循环往复的协调和沟通中，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目前基层乡镇的维稳、综治、司法、信访等部门工作对象虽然高度关联，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职能职责交叉又脱节、既错位又缺位，一直以来难以形成合力，存在组织机构松散，领导力量不足、经费保障等现实问题。

表3 影响诸暨市社会管理的因素分析

比如在拆除违章建筑过程中，法院作为执法部门不能给予城建部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没有执法权的城建部门充当执法者的角色。所以，如果在村镇一级组织缺乏一套完善的快速发现机制和应对机制，那么在处理上稍有不慎或者说拖延时机，小问题就会向大问题转化，表象问题就会向深层次问题转化，局部问题就会向全局问题转化，非对抗性矛盾就会向对抗性矛盾转化，这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如何整合资源，提高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切实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显得尤为重要。

2.基层党组织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群众工作的需要。一方面，相对滞后的基层党建工作机制与社会管理的时代性不相适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快速深刻变迁提出的时代要求，而基层党建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略显落后，一方面，在传统的基层党建领域，乡镇党委、农村社区党组织，工作机制老化；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党组织的工作机制缺乏研究，导致组织覆盖了，但工作没覆盖，党组织功能未能有效发挥。另一方面，相对薄弱的干部队伍与社会管理的开放性不相适应。近年来，虽然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年龄结构等不断优化，但是在开放的社会管理中，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已日趋多样化，无疑对干部队伍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观念上，部分老干部缺乏对社会管理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认知，习惯用“老手势”，部分年轻干部不熟悉农村工作，“一讲就懂，一做就错”的现象时有发生。工作作风上，基层干部“机关化”倾向依然存在，放不下架子、扑不下身子、了解不到民情。能力素质上，开放的社会管理体系要求党员干部具有更加前沿、更加全面的综合能力，如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期应对媒体的能力，党群关系复杂期做群众工作的能力，社会矛盾频发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急需提升。同时，相对单一的基层党建工作方式与社会管理的服务性不相适应。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其本质是寓管理于服务。传统的基层党建工作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强调服从，习惯于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利，基层党员的主观能动性不能有效发挥。活动方式上，习惯于传统的开会、学习、义务劳动等，党组织和党员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在逐步减弱，一部分党员不履行义务、不参加会议、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表4 村、居/社区党支部在党建联建等区域化党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3.少数干部作风涣散甚至违法乱纪极大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威信。一方面，部分拉票贿选影响了村两委会形象。当前，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之风有所抬头，导致一些动机不纯、思想不端者进入了村两委班子，而真正在群众中有影响、敢为群众办实事的却“出了局”，群众对“民主选举”有意见，对村两委干部有想法。同时，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的村干部在群众面前往往底气不足、处事不硬、讲话不灵，很难取得群众信任。调研中还发现，村民对村级班子产生信任危机，他们认为当村干部一定有利可图，因而对村级实事工程支持力度不大，怕村干部从中包工程、搞腐败，谋取私利，有些村民甚至产生了寄望于村主职干部不和的心理，越是闹不和越能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在关于“当前村委会或社区选举急需解决的问题”的调查中，其中“贿选、家族或宗族社会干扰选举”占46、8%，“暗箱操作或干扰过多，选举走过场”的占28%，两者合计约占75%。可见选举过程是否做到公正透明民主是影响村干部作用发挥的重要原因。

表5 当前村委会或社区选举急需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少数贪污腐败现象影响了党员干部形象。人民群众认识我们党，往往是从观察党的每一个成员的具体形象，尤其是作风开始的。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贪污腐败是群众对党员干部最深恶痛绝的事情。当前，一些农村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严重，私欲膨胀，有的在工程招投标、党员发展等方面动歪脑筋、做小手脚，有的给群众办事过程中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有的动用集体资金请客吃饭，进出娱乐场所等等，再加上网络、电视等媒体对官员腐败现象人为的炒作和放大，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

同时，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客观上拉大了群众和村干部之间的距离。行政村规模调整后，村域面积成倍扩大，村民数量成倍增加，村级事务不断加重，而村干部职数基本不变，再加上村干部多为先富起来的人，平时既要忙于经营自己的产业，又要兼顾村干部的职业，出现了联系难到户、管理难到边、服务难到位的“三难”现象。调研中，一些群众反映 “以前是县里的干部难见到，现在村长、书记都不太有得见到了”。同时，并村也使农村党组织党员大幅增加、且分布分散，又因组织设置、教育管理、活动开展等没有及时调整和跟上，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缺少有效的组织，群众也有怨言。

因此，基层组织可控功能弱化与群众极强的独立自主形成了鲜明对立。

（五）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主体不断增多，需要更加注重整合基层各类群众工作资源力量

随着社会群体和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单位、村（居）委会等传统组织对公民个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解决群众诉求的能力也相对削弱，加之普遍存在权责主体不清、诉求渠道不畅、问责处理不力等情况，群众一遇到问题往往会直接找政府，“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政府该管的事；你错，他错，谁有错，都是干部应担的错”，“不找企业找政府，政府不管堵公路”，群众问题往往集中投射于各级政府和官员。有的习惯于进行社会“自组织”.以集体上访、静坐、网上发帖、微博直播等，以求得社会广泛关注来施压于问题的解决，常常引来部分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同样对自身境遇不满的群众参与，极易导致事态扩大化。同乡会、商会等各类非规范性、非政府类组织团体，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和维护团体利益的愿望更加强烈。问卷调查显示，有39%的认为老乡会、同学会、其他组织和自己关系最密切。因此，在新的时期，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更要通过嵌入、吸纳、参与、整合等方式，使各类社会组织、群众组织成为新时期做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新时期诸暨群众工作面临的挑战，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新时期凸显出来的社会矛盾。

四、进一步弘扬枫桥经验，开创诸暨市群众工作新局面

新形势下深化枫桥经验，加强群众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夯实群众工作平台、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手段，以改善民生争取民心，以发扬民主顺畅民心，以优良作风赢得民心，以关爱群众感召民心。

（一）新时期弘扬“枫桥经验”必须致力于改善民生，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夯实基层群众工作的物质基础

当前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改善民生。要把民生优先作为群众工作的治本之策，认真落实普惠性民生政策，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提供充足有效的公共物品，稳定就有坚实的基础，发展就有强大的动力。不断拓展“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外延，从过去单纯化解矛盾向预防和化解矛盾并举转变，提出了“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的新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力发展纺织服装、五金汽配两大产业集群，不断加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群众就业增收；城镇建设上，以省级中心镇建设为契机，优化城镇布局，完成城镇设施，提升城镇形象，加快小城市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步伐。

2.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努力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尽管2012年诸暨全年执行公共财政预算内支出55.69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教育、社保、医疗卫生、农林水务和交通运输五项支出合计30.38亿元，增长49.9%，占总支出的55.3%，比重比上年提高14.3个百分点。但是通过调研，公众对改善诸暨社会管理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和社会保障投入上。

表6 公众对改善诸暨社会管理的看法

充分调动可用财力和各类资源，着力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在财政支出方面，突出民生建设。在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党委政府、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3.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基层组织服务群众的实力。要探索发展村村联合的跨区域物业经济。市、镇两级共同牵头负责，出台有关扶持政策，整合力量，促进资源集中利用，通过“政策扶持、弱村抱团、合建物业”、“弱村出地、强村出钱、共同开发”、“按区抱团、政府引导、联购商铺”等形式，跨区域发展村级联合物业经济，整体提升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要探索发展村企联合的合作经济。对市场前景好、村集体缺乏开发实力的项目，实行“BOT”模式开发，即项目产权为村集体所有，通过招标确定项目业主，由业主实施项目建设，在一定期限内业主以经营项目收益和部分租费抵冲投资。鼓励企业带资金、带技术、带设备、带原料支持家庭工业集聚点、标准厂房等建设，确保物业项目发挥效益，实现村企共赢。要探索发展村级“回归经济”。调查摸排本村外出发展的“能人”，有回乡办厂可能的，由村里出土地，引导其在村内建厂投资，不适合回村投资的，探索由其与村跨区域共同发展集体经济，帮助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反哺家乡人民。

4.坚持在出台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时吸取民意。在出台政策时，立足全局和长远，通过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到重大决策没有兼顾各方利益的政策不出台、得不到大多数群众赞成的政策不出台、与民争利的政策不出台，防止因政策措施制定不当引发群众的不满；店口镇开展的民意墙活动，对影响制约全镇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突出问题，通过调研式走进群众，寻求推动全镇经济社会全面科学发展的良策。这些相对有些地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群众工作，是更为真实和根本的群众工作。所以，我们既要通过群众工作做好化解个别矛盾和问题的工作，又要善于把广大群众意愿和诉求上升为党委政府的决策，给更广大的群众带来实际的利益。

（二）新时期弘扬“枫桥经验”必须着眼巩固基础，加强基层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提高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认可度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作用，构建群众作可靠的“桥头堡”和“生力军”。 问卷调查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党组织与自己关系最密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依然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决定性力量。建设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是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所在。

1.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农村工作领头人。要拓宽村干部选拔任用的渠道，“内选”本村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能力强的“双高双强”型优秀人才，“回请”政治素质好、群众威信较高、热心家乡建设的外出务工办厂经商的农村乡土人才，“下派”机关部门、乡镇机关干部，“留住”有活力、有能力、有闯劲的优秀大学生村官。要提高村干部创业干事的能力，科学制定村干部教育培训计划，扎实推进村官论坛、读书会、参观考察示范基地、异地挂职锻炼等培训方式，认真抓好村干部培训的考绩、考勤、考学制度，同时，要切实抓好村干部实绩动态公示制度，推动村干部把注意力集中到比工作好坏、比实绩多少上来。要加大对村干部的考核和问责力度，在健全完善村主职干部绩效考核的基础上，制定实施针对其他两委班子成员的考核办法，发挥好每一位村干部的作用；研究制定村干部问责办法，把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纳入问责范围，促进村干部依法办事、尽心履责。

2.打通党员进出口渠道，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要严把党员进口关，在发展党员实施全程公示、全程票决和落实工作责任制的基础上，探索推行入党“量化比选”，以《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为依据，分别制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量化积分细则，党支部按照得分高低进行排位筛选，并结合党员、群众评议确定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和转正名单，真正把认可度高、成绩突出的发展成党员，从源头上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要打通党员出口，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原则，结合地方和农村实际，制定《不合格党员处置细则》，细化明确劝退除名、主动退党或自行脱党的各种情形，同时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一旦发现按规办理，打通党员出口渠道。

3.改进党组织设置方式和活动方式，着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要以建设服务型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根本目标，以有利于开展活动、有利于作用发挥为原则，敢于打破成规，优化调整党组织设置，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链上建立党组织，以及党组织“村居联建”、“村村联建”、“村企联建”等做法，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要以乡镇为单位广泛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根据群众现实需求和党员特长，组建一批数量适当、有一定专业技能、相对稳定的党员志愿者队伍，以集中服务与分散服务、定期服务与日常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喊响“我是党员，有困难找我”。要探索农村无职党员作用发挥机制，以健全完善教育培训机制、“设岗定责”机制为重点，以量化考核、按季公示的“积分制”管理为抓手，激发农村无职党员争当先进、服务群众的热情和动力。

（三）新时期弘扬“枫桥经验”必须着眼集聚民力，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群众在村级事务中的主体作用

1.规范民主选举。要充分利用行政村规模调整后可供选择的人才相对较多的优势，鼓励动员思想政治素质好、带头致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优秀党员群众参加村级换届选举。要加快大学生村官的选拔培养，提前谋划大学生村官进村“两委”班子工作，力争在2014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有更多熟悉基层、甘愿扎根基层的优秀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要实施村干部届末考核评价机制，对照三年创业承诺在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上公开述职，让广大党员群众全面真实了解每位村干部思想表现、工作业绩，便于在换届选举中有的放矢地投票。要狠刹拉票贿选之风，进一步加大对违反“四不”公开承诺村干部的查处力度，斩断村干部不正当的利益链条，让想谋私利者在换届选举中知难而退，要严厉打击贿选行为，特别要在换届选举试点工作中做到有报必查、查实必究，形成对贿选的高压态势。要搭建公开的竞争平台，让参选者在选举前发表竞职演说，以自己的创业承诺和工作理念来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减少无序竞争和恶意竞争。

2.严格民主决策。重点是落实村级重大事项“五议两公开”工作制度。要尽快研究制定村级重大事项目录、“五议两公开”档案管理、责任追究等制度，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要加大对“五议两公开”及配套制度的宣传，通过上墙公开、分发宣传册、召开培训会，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等，扩大干部群众的知晓率。要加强督查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督查村级落实“五议两公开”情况，对没有执行到位的行政村进行责任追究和通报，同时把“五议两公开”落实情况作为镇乡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重要内容，作为考核评选优秀班子、优秀个人及“五好”村支部的重要条件，提高执行落实“五议两公开”的主动性。

3.拓宽民主管理。要理顺村两委会关系，进一步规范村级领导体制，科学界定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经济合作社、群团等组织的工作职能，实行党的领导权与村务管理权的分离，做到村党组织对村委会领导不包办、支持不干预、监督不越位，保障村委会和村民民主管理的权利。要制定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指导督促相关村在尊重历史沿革、风俗习惯和充分征求广大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和完善实现村民自治的“小宪法”。要大力推行民主恳谈会、民主议事会、民主听证会等，进一步拓展群众民主管理的渠道。

4.强化民主监督。要扩大党务村务公开，强化村干部“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和“群众关注什么就公开什么”的意识，在传统的村务公开栏公示和编发村务简报的基础上，加大在村务网站、电子民意墙、电子村务栏上的公开力度，实现党务村务财务公开的网络化、即时化、常态化。要认真落实“谈听评”制度，“谈”就是村两委干部进行年初诺职诺廉和年终述职述廉；“听”就是乡镇党委、驻村指导员、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等集体听取两委干部的诺职诺廉和年终述职述廉；“评”就是对村两委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和满意度测评，并把评议结果作为考核村干部的重要依据。要探索推行村民质询会议，让群众有问题直接当面质询村干部，村干部当面答复、解释或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要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每年至少一次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情况、履职情况、制度执行情况，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要及时查实查清并做好解释。要加大对村干部违规违纪案件的查处，敢于动真碰硬，做到毫不手软，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

（四）新时期弘扬“枫桥经验”必须着眼长远长效，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构建和谐党群干群关系

1.健全联系服务机制。要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继续扩大服务范围，着力把网格覆盖到商贸圈、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员集聚区，不断提高服务团队的整体素质，充分吸纳有一技之长的党员干部和农村实用性人才，满足群众的多样化需求。要扎实推进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在市、镇和部门分别建立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负责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的指导、督查和协调，强化多方合作联动，限期解决一批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提高群众对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认可度。要认真落实村两委干部联系党员和村民代表、党员和村民代表联系农户制度，落实“三必到”要求，直接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要加快镇级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和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真正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2.健全矛盾调处机制。要大力推进“枫桥式”矛盾纠纷大调解体系，着力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主体多元、系统衔接、手段多样的大调解格局。在镇村全部建立规范化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把调解组织建到自然村，把调解员设立到村民小组，更好地利用熟地熟人优势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要在中心镇和街道发展医患纠纷、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等专业性调解组织，缓解市级专业调解组织的压力。要加快在两新组织建立调解组织或设立调解员的步伐，鼓励群众信任的老干部、老党员建立“调解工作室”，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调处。

3.健全诉求表达机制。进一步拓宽群众诉求表达通道，让群众有地方说话、说话有人听、有事能解决。要创新信访工作方式方法，构建“信、访、电、网”四位一体的信访沟通交流平台。要完善大接访机制，常态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约访活动，在镇乡街道大力推行“工作日门诊、双休日出诊、不定期会诊”的“三诊”工作法和“一网三联四包”信访工作机制。要加强党代表工作室建设，积极开展工作交流、调查研究、民意收集、提案督办、视察评议等活动，科学制定日常开放、活动记实、党代表联系、工作室动态考核等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4.健全利益协商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的两个“凡是”精神。要健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征地拆迁、城建、环保、医疗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重大事项决策严格执行制定方案、征求意见、分析预测、形成报告、确定意见“五步”工作法，对大多数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事项缓出台或不出台，确保决策不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要大力推进惠民实事工程和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助救体系，优化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建立符合实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要动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促进企业建立职工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和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利益分配中的比重。

（五）新时期弘扬“枫桥经验”必须着眼改革创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党的群众工作水平

1.要在“组团式服务”的基础上推行“个性化服务”。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群众工作必须根除“一刀切”、“一锅煮”的弊端，力求形式更加多样、方法更加灵活、内涵更加丰富、个性更加突出、效果更加明显。一是要紧紧把握群众需求和特点开展群众工作。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关注重点各有不同，有的看重政治权利，有的偏向经济利益，有的只关心个人切身利益，有的甚至只在意自己某一项具体诉求的解决，社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情感、认知、需求各不相同，因而做群众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就要因人而宜、分类指导、突出个性、有的放矢。一是为外来人员搭建生活就业服务的前台。在服务普惠的基础上，推出了“定向服务”、“集成服务”和“延时服务”，即针对外来人员提供个性化、一门式和双休日的服务，包括生活服务、就业服务等方面，加强服务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另外，通过基层组织体系的创新，在深化完善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及党员服务中心、流动动员党支部的基础上，按照产业集群党建联席分会。既使原来只针对社区或单位的服务半径扩大到整个区域范围，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又兼顾到各行业的特点及其在区域化党建中的作用，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区域内各类服务组织，打造区域共建共享的组织体系。二是为困难群体搭建结对帮困的平台。各级基层组织在仔细排摸区域范围内的困难群体的基础上，把名单提供给区域单位，为区域单位参与服务群众提供条件。机关党组织融入社区，针对当前农村里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组织人员要定期下村入户体察民情，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扶贫帮困。

2.转变群众动员方式，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为党分忧、为群众解愁、为社会减压的作用。面对社会经济转型期矛盾多发、利益关系调处难度加大、党和政府承担的社会事务过多过杂的新情况，必须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建设，通过各种社会组织来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力量，不断延伸党的群众工作触角，拓宽党群联系渠道，使社会组织成为党做群众工作的“好帮手”、各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帮助群众的“热心人”、社会和谐稳定的“减压阀”。一是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扩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要鼓励在农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作用。二是推进专业服务社会化。依托诸暨市博凡律师事务所、诸暨市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社会化服务平台，结合党政机关、自治组织等资源，开展以志愿服务、社会公益、网络舆情等活动凝聚居住、生活、工作在各类诸暨人群，满足其公益服务需求，减轻政府公共服务的压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三是要加大在社会组织中组建党组织的力度，减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空白点”，加强对社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保证社会组织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3.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社会阶层成员的不同特点，更加注重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管用和体制机制的配套。一是要推进“一线工作法”。在社会阶层成员利益需求多元、信息传播及沟通方式多样化是要激活下基层的传统，让党员干部多接地气。问卷调查显示，群众对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方式选择分别是：干部入户走访群众（55.8%）；选聘民情信息员，定期接待群众，及时收集民情（40.2%）；干部接访（36.8%）；开通民意民情热线电话，建立民情网（43.7%）；公开干部的姓名、职务、职责及联系电话（33.4%）；现场调研，开座谈会（33.7%）；通过互联网密切党群关系（21.5%）。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群众还是希望干部常下基层，与群众心贴心、面对面地交流。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干部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下不下去就没有多大意义”；有的认为现在通讯发达了，群众有事可以打电话、发信息、网上留言等，没必要跑来跑去，甚至把下基层视为“老土”，等同于“作秀”，显然是不正确的。要在机关领导干部中大力实施以“知民情，情况了解在一线；解民忧，问题解决在一线；暖民心，感情融合在一线；听民意，民主决策在一线”为主要内容的“一线工作法”，促进领导干部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了解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同时，坚持以群众公认的原则，建立“一线考察评价干部”机制，充分听取群众公论，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并把干部的一线考核结果与经常性干部考察工作紧密衔接，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二是要拓展工作领域。顺应形势发展，推动党员干部利用网络、手机等现代信息手段联系服务群众，拓宽群众工作阵地，增强群众工作效能。要提高党建门户网站运行水平，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和声音，改“单向交流”机制为“双向交流”，建立党群干群交互平台，开设“党代表网上工作室”，及时掌握并回应群众诉求。要加强党建微博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微博互动性强、传播快捷的优势，发布权威信息，建立集环保公益、爱心捐赠、帮扶结对、咨询辅导等项目的志愿服务平台，把党建微博打造成体察民意的有效平台、宣传党建的重要阵地、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要积极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设个人微博，培育一批网络“意见领袖”，做好网络舆论特别是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舆论引导工作。

三是要加强预测预警。抓早抓小抓苗头是“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的一大法宝。要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常态化、网格化摸排机制，做到不稳定信息早发现、早掌控、早介入、早解决。定期召开镇村社会形势分析联席会议，保持对社会矛盾防控的前瞻性、预见性。加强群防群治工作，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在行政村建立一定数量的法制宣传员、维稳信息员、安全隐患排查员、流动人口协管员、行风监督员等队伍。要完善应对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确保在事件发生后领导干部能第一时间到场，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化解，防止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