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宇

去年三月，正是早春时节，我在杭州开会，忽然接到电话，说是沈培新部长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不禁一沉，感到非常突然。就在这前不久，我还听说文联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回来说他的精神很好，很快就会出院。他还对去看望他的同志说，出院后要搞一个活动，邀请文联的作家、艺术家参加。没想到这么快竟传来了噩耗！

沈部长是我的老领导。他来文联任职是在1989年前后，职务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大家都习惯地叫他沈部长。沈部长儒雅和蔼，平易近人。我那时调入文联没几年，年资较浅，只是一个普通编辑，自觉领导离我较远，可没想到有一天，我正在家看书，忽然传来了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沈部长。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沈部长似乎看出了这一点，笑着说，我没事，就是来看看。我问他怎么找到的，沈部长说他从办公室问了我的住处，没想到找起来却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我住的房子是我爱人单位的，沈部长在院子里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我的名字，正打算回去了，走到大门口又碰到一个人，还好这人认识我，这才总算找到了。记得那天天很冷，风也很大。沈部长一没坐车，二未带陪同，就像一个朋友串门似的，完全不摆领导的架子，这让我感到很亲切。那天下午，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主题，漫无边际。虽然这是我和沈部长第一次接触，但却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事后我才得知，沈部长来文联后先后走访了很多同志，除了文联的老领导、老同志外，还包括一些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认真向他们了解情况，听取大家对文联工作的意见。如今像他这样作风的领导已经不多见了。

沈部长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个老革命。其本人的工作经历也很丰富，先后在合肥师院、省委组织部和省教委等部门担任过领导。在他身上有一种潜移默化、传承下来的优良素质和作风。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没有一点架子。其实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相比某些领导，自己没水平，生怕别人看不起，往往端着臭架子，吆五喝六，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威信，实则适得其反。其实，领导干部的威望不是靠树的，而是在工作中逐步形成的。沈部长到文联后，我从未见他发过火、训过人，但他在干部群众中却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说，沈部长是个思想水平高，同时又非常讲究工作方法的领导。文联文化人成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也较多，许多事情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方法。沈部长在处理许多问题时，总是非常耐心细致，事前认真了解情况，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并多方做工作，最后形成的决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求，往往效果很好。

在我的印象中，沈部长特别关心人。他曾对我说过，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尤其是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在组织部工作时，正值拨乱反正时期，对于老干部的平反，初期还有相当阻力。沈部长和一些同志顶着压力，做了很多工作。有一次，他去京西宾馆参加会议，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问起安徽某某同志的情况，沈部长做了汇报，认为应该给予平反，领导同志很满意，认为平反工作不能留死角，难度再大也要解决。有一次，我随沈部长下去调研，其县教委的一位同志因孩子上学遇到困难，沈部长得知后，马上打电话给有关方面，请他们一定按照相关政策认真落实。他说，孩子的事是大事，解决不公，影响一个家庭，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沈部长不仅乐意助人，而且心很细。有一次在某县开会，当地组织部的几个老部下来看他，谈到县委将任命一批干部，但由于春节临近，工作很忙，来不及办理。沈部长得知后，便建议他们最好抓紧在春节前将文发下去。他说，早发晚发虽然只差几天，但却不一样。春节是家庭聚会的时间，这个文发下去会给整个家庭带来欢乐。我当时在一边听他这样说，心里颇受触动。虽然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从中可见沈部长的为人以及善解人意。

沈部长关心人，乐于助人，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缘好，朋友也多，在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沈部长每次下去，都会有很多人跑来看他，包括过去的一些老部下、老同事。大家都把他们当作老领导、老朋友，彼此之间十分亲切。不像有些干部在台上时大家厌而远之，下台或调离后便骂声一片。

沈部长是个爱思考、爱钻研的人。他干一行，精通一行。他在教委工作时，写过的一些文章，思考得很深，也很专业。虽然他过去没有从事过文艺工作，但他来文联不久便很快对文艺工作熟悉起来。他经常下去调研，每次调研回来总会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生病了，又结合自己的体会写出了一本养生的书。这书他送了我一本，书中讲了许多修身养性的哲理，读后深受启迪。总之，他不论干什么，总能干得很好。沈部长的文笔好，口才也好。他开会发言很少讲大话、空话和套话，往往言简意赅，时有新意。他常说，文联的工作就是要为作家、艺术家搞好服务，鼓励大家出作品。他对作家、艺术家非常尊重。不仅对老同志如此，对年轻的同志也很重视。我记得他到文联没多久，便联合宣传部文艺处一起在青阳召开了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参加那次会议的有来自全省的十几个作家，包括王丽萍、侯露等。那次会议重点是研究电视剧创作。会上讨论了一些剧本，其中有张弦的《赛金花》，还有铜陵一位作家写的《陶行之》等等。王丽萍在那次会上大谈她的剧本构思，不久便写出了《婆婆媳妇与小姑》，一炮打响。我和侯露在那次会议后也有影视作品问世，并在省内外获奖。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会沈部长开过很多次，在文联形成了很好的创作氛围。

1991年夏季，安徽发大水，阜阳地区灾情严重。为了反映当地干部群众抗洪救灾的先进事迹，鼓舞士气，振奋精神，中央决定组织宣讲团到各地巡回宣讲。沈部长带队下去组织材料。我也随同前往。当时大水未退，天气很热。沈部长带着我们深入到受灾严重的村镇和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常常白天下去，晚上很晚才回到县里。有时饭吃不上，水也喝不到。晚上回到县里，县里的领导想安排好一点，沈部长坚决不同意。他说非常时期不能搞特殊，更不能给灾区添麻烦。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材料，沈部长还带着我们深入抗洪救灾第一线，并坐船去了一些“庄台子”，看望那里的受灾群众和基层干部。那时的庄台不像现在修建得这样好，条件很差，就是一些土堆子。雨一下，满是泥泞。加上水位上升，一些老鼠被逼上庄台，公然摇晃着硕大的身躯在人们眼皮子底子窜来窜去，那情景真是令人不堪！但是，就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灾区的干部群众不惜牺牲小我，为了大局泄洪放水。这种奉献精神非常令人感动。沈部长在讨论如何写材料时，反复强调要把安徽人的这种奉献精神写出来，并提出了具体的思路。后来，据我所知，这个宣讲先在省内，后又到全国，取得很大成功，还受到了中央领导机关的表彰。

沈部长在文联工作时间不长，约两三年时间，后来他调回宣传部，我们见面渐渐少了。不过，他对文联的同志很关心，常常问起他们的创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开会、搞活动碰到了，他都会打招呼，问候几句；过年时我们也会相互寄上贺年片。再后来，他从副部长的岗位退下来，但我听说他并未闲着，先后担任了老年大学校长和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等职务，利用自己的影响，继续发挥余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然而，就在这期间，传来他生病的消息，我们都想去看他，但文联办公室的同志带信说，沈部长在病中，不希望大家去，如果要去还是等他病好了再说。这一来，我们都不好去了，但心里却很牵挂。后来，听说他的病好了，治疗效果不错，我们都很高兴。

沈部长身体康复后，有一天，新四军研究会的一个同志打来电话，说沈部长在抓一部纪录片，想请我参加他们的研讨会。我一听说是沈部长的意思，便一口答应了。那天的会议是在电影厂的会议室举行的。会议由沈部长主持，纪录片的名字叫《民族号手任光》，撰稿由省音协副主席徐俊松担纲。这是沈部长病后我第一次看到他。会上，他精神很好，总结发言时还是像以前那样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后来我听说，这部片子的拍摄克服了很多困难，最终在央视播出，沈部长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和精力。

回想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沈部长是在温跃渊的新书座谈会上。那次会议是在文联四楼会议室举行的。在会上我又见到了沈部长。沈部长的状态看上去很好。他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对跃渊的创作和新书给予了评述。发言不长，但都讲在点子上。讲话结束后，大家热烈鼓掌。当时我坐在他的身边，沈部长谦虚地对我说，我不是内行，只是谈一点感想。我打趣道，你不是内行，但是一个内行的领导。他听后笑了起来。散会后，我们挽留他一起吃饭，他说不了。送他走时，问及他的身体，他说很好。我们都相信，他已战胜了疾病，没想到无情的病魔最终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如今，沈部长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回首往事，二十多年的交往，点点滴滴，记忆犹新。我这篇小文就算作一份迟到的怀念吧。臧克家先生有诗云：“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青的野草。”是的，一个人做过的好事，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就像春风吹进人们的心田，化作一片葱绿，让人久久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