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纪霖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不过，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

过去讲天地良心，那些公认的坏事不能做，做了之后会被雷公霹死，死了会下地狱，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死之后，谁管洪水滔天”。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没有人敢去搀扶……很多原本只需要用简单的常识和内心的良知就能判断是非善恶的问题，今天统统发生了问题。社会秩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秩序大乱、人心大坏”？

今天的中国，很像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大发展时期的英国，整个社会生机勃勃，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活力，产品行销海外，成为世界工厂。但也有很大的差别。19世纪的英国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心和秩序没有变坏，因为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既有市场的力量，人的贪欲增大了；但另一方面，又有伦理、信仰的力量，它的宗教很强大，道德很保守，贪欲被抑制，起到了某种平衡。一些有钱人，依然循规行善，被誉为“有信仰的资本”。比如联合利华等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善事，他们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过赚钱，向上帝证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这表明伦理和资本，可以并行发展。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同时也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以及作为“他者的眼光”的伦理，同时在发挥作用。而今天中国的状况却是，市场被引进之后，内心的伦理规范、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塌陷了。欲望被无限制地释放，以致有些行为到了不择手段、泯灭人心的地步。

如今的现象是：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这就是今天的价值规范，价值标准被相对主义化或实用主义化。

它的渊源来自哪里？在当代中国，价值相对主义背后的道德正当性，是建立在价值实用主义基础上的。在传统儒家道德体系和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中，价值都有其确定性内涵，有其绝对性标准。价值之上，没有更高的标准。而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将整个国家从僵化的原教旨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和思想获得很大的自由和发展，但也带来了另外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社会普遍地实用化、功利化，不再相信有超越的、不变的、至上的价值之存在。所谓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并非是过去儒家式的道德性实践，而是一种世俗性实践，其内涵乃是满足人们不断被激发起来的利益需求。当价值由世俗性的实践活动决定是否有效时，价值就成为了工具本身，其不再有内在的道德内涵，而只是衡量其对于实现特定的功利目的是否有效而已。于是，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便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理性。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大道理是我们没有完全否定的核心价值，小道理就是日常生活流行的潜规则，这两样往往相冲突。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这好像是现实生活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验，当今中国核心价值的危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也需要有个人的德性实践。

个人德性如何重建？

今天黑暗在弥漫，但光明也在出现。不仅志愿者组织在不断发展壮大，也出现了很多英雄个人：浙江的英雄司机吴斌、广东救助生病老人的“凌志哥”，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而是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离我们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那些幸免于难的老师们，不顾自己的子女、母亲压在废墟之下，抑制住内心的悲痛，全身心抢救自己的学生。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常有学生说：老师啊，这个社会太黑暗了，这个制度太不公平了。我想说的是，黑暗虽然弥漫，但你也要看到光明，我们每个人关键是要问自己是跟着黑暗走还是跟着光明走。这个社会既有黑暗、也有光明，黑暗当中有顽强的“燃灯者”，他们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周围，让更多的人不再沉沦于黑暗。我们要尽可能地靠近燃灯者，或者把自己变成燃灯者。虽然照亮不了别人，但至少要照亮自己。实际上我不相信你只能照亮自己，因为你能照亮自己，就总是能够多多少少影响一些人。既然暂时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那就首先改变自己吧。能做多少算多少。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那没有跨出的另外五十步，就属于“有限的”、“点滴的”抵抗。在“超人”与“俗人”之间，绝大多数人毕竟属于有人性弱点、但又试图超越的“凡人”，如何在“凡人”生活之中保持一份不凡的追求，哪怕只有一点点，也是值得鼓励的“抵抗”。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跟着“燃灯者”走？虽然跟的步伐会犹犹豫豫、跌跌撞撞，但只要有更多的人跟上来，光明就有希望。整体即使不改变，小环境是可以因为几个人的“风气”而发生变化的。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不说要想守住那些瓶瓶罐罐，上了一个层次之后看到更高层次的好处，内心会更加失落，更没有改变的可能了。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