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山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和老舍都是令人瞩目的一代文界巨擘，他们都在各自的文学创作、文化思考等领域做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成熟和发展划上了浓重的一笔。目前对两人的研究还仅仅局限在他们各自文学创作的领域，能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人少之又少，目前能够查阅到的有关论文仅两篇：《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郭沫若与老舍：“我爱舒夫子”》，这显然与郭沫若和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一、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大致经过——由老舍给郭沫若的八封佚信谈起

有关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大致经过，甘海岚先生的《郭沫若与老舍：“我爱舒夫子”》已经按照时间线索将两者的交往经过详细地给我们描述出来，但是略显遗憾的是通过二者交往的事件所映射出的问题却没有能够进行分析和解读。笔者在甘先生文章基础上结合老舍给郭沫若的八封通信以及相关资料将两者的交往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1946）：相识与结缘。

郭沫若与老舍相识于“文协”成立。在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老舍正和初识的郁达夫谈话，郭沫若走上前来握手，并作自我介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说几句话，就振铃开会了，这短暂的交谈，成为郭沫若、老舍一生友谊的开端。”

由于国内特殊的战争环境，“各种类型的座谈、讲座、劳军、募捐、文化名人纪念活动、联欢活动”成为了此后他们交往的主要契机。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和老舍的交往更多出自集体利益，而非私人的钦慕。这一点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有关老舍给郭沫若的八封通信中能够找寻到端倪。在这八封信中，写于上世纪40年代也即是郭沫若与老舍交往初期的信件仅一封。数量少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由于时间长久保存不易或战争等非人为因素的破坏或丢失；二是二者本身通信数量不多。这两个原因我更加倾向于后者，因为从整篇通信的内容、人物的称谓、落款等方面来看，与其它通信相比有很大差异。

沫翁：

乡居大利文思：《归去来兮》后，继以《谁先到了重庆》，计月尾亦可完卷。虽粗制滥造，幸或成篇，终胜利禄之喜。拟再索枯肠，一夏成四剧，堪为记录耳！秋后有缘，四剧同时演出，咸遭失败，热泪长流，亦大快事！

冷暖变化，略患腹泻。未审城中如何，起居当适否？闻剧艺社将演《屈原》于北碚，深欲往观，但时暑途遥，又辄自阻。

组缃、冶秋，俱有去志；长安，不易居，尚乏举荐之路；有用人处，祈代留意为祷！

匆匆，祝

吉

弟舍躬

廿七老 舍

首先从人物称谓来看，这封信老舍尊称郭沫若为“沫翁”而非如写于五六十年代的“郭老”。

其次从落款来看，这封信老舍的落款为“弟舍躬”而非五六十年代的落款老舍。

再者从信件的内容和语气上来看“闻剧艺社将演《屈原》于北碚，深欲往观，但时暑途遥，又辄自阻”，显然是普通熟人间的客套话语，与五六十年代信件中“我不搞这一套，把问题交给您吧”以及“明后天去西郊农村小住，归来再去请安”的轻松语调截然相反。即便是代人举荐之事的“有用人处，祈代留意为祷”恳求的语调与1952年的“据我了解，他的确喜爱实际造林，而且很有经验。他嘱我向您说说”的语调也有所不同。

透过这封信的细节说明了老舍此时还是处于敬仰郭沫若的角度来同郭沫若进行交往的。于此相互印证便是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老舍在1941年11月10日《新蜀报》上所发表的《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一文，用十分朴素的语言述说了他与郭沫若相识四年来对郭沫若的认识，以及表达自己对郭沫若充满真诚、友情和敬佩的情谊。纵观当时绝大多数庆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的文章，老舍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气显得十分独特。

当然郭沫若对老舍也充满了理解和深知之情，相隔三年后也即是1944年恰逢老舍创作活动二十周年，郭沫若在4月17日这天分别在《新蜀报》、《新华日报》以及《华西日报》发表文章来纪念这一活动，更是表达了“我爱舒夫子”的朋友之谊。

第二段（1950-1960）：相交与关爱。

沫公：

老友郝景盛现任西郊公园植物分类所所长，他前几天来说：愿意实际搞造林工作，不愿圈在屋里搞公事；农林部曾有意叫他去帮忙，但科学院不放手他。他不肯多反映意见，怕上级误会他不安于位。据我了解，他的确喜爱实际造林，而且很有经验。他嘱我向您说说，我忘了；今天读到《人民日报》社论才又想起来。您这两日空闲了一些吧？

匆匆，致敬

六、十四

郭老：

找到一块端砚，系北京藏家所珍，石名“蕉白”，非普通紫色；中有朱纹，加水愈显，大概是康熙时物，边款或可证。这是我送给您的小礼物，千祈哂纳！

致

敬

老 舍

四日

郭老：

谢谢摩腰膏药！如见效，当托广州友人代购。

问夫人好，弟弟妹妹等都好！

致

敬！

老 舍

四月八日

这是目前能够查询到的有关郭沫若与老舍在50年代里为数不多的通信，如果再附加上《老舍年谱》中的记载：同日，给郭老写信，通知住址已迁移到灯市口迺兹府大街丰盛胡同10号，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从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出他们已由普通朋友变成了相互关怀的友人。

这三封信是现存郭沫若和老舍通信中唯一的一个时期没有谈及文学的信件，而它们全部都出现于50年代，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学史秘密。根据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在1950-1960年期间，老舍共在约88个机构、团体或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这要远远高于1938-1949年的25个以及1961-1966年的11个。翻阅《老舍年谱》和《老舍日记》中有关这一段时期的记载，也基本上都是有关老舍出席会议、宴会、出访以及接见代表团的事件，真正的文学创作却少之又少，除了《茶馆》之外真正能够达到解放前创作水准的作品寥寥无几。郭沫若的情形与老舍大致相当，解放后郭沫若也因公务和社会事物的原因，使得文学创作出现了停止的现象，因此他们这一段的交往基本上远离了文学创作。

第三段（1961—1966）：相知与唱和。

郭老：

拜读《诗歌漫谈》，获益不少！我手中的《唐人万首绝句》系埽叶山房铅字本，不知怎么把“劝君多采撷”印为“劝君休采撷”！这样一来，便和您的讲法恰好相反了。埽叶本不算太坏，“多”易“休”必有所本。我不搞这一套，把问题交给您吧。

致

敬礼

问立群同志好！

老 舍

五、九

郭老：

黄山之游，血压波动，昏昏终日，未获好诗，蒙索阅，选录数章，全无秀句，博一笑耳！明后天去西郊农村小住，归来再去请安。

匆匆，致

敬礼！

立群同志好！

老舍上

十二

郭老：

南游归来，诗囊必富，切盼拜读佳篇，学习受益！立群同志索扇，已画好；医学科学院求您写毛主席《送瘟神》二律，纸在我处，当与小扇一同送上。何时在府，祈示下（电话：55.4879），以便拜谒！

致

敬礼

立群同志同此立群同志：

老舍上

七、十三

郭老书《送瘟神》大字收到，已送交医学科学院，并嘱代致谢！打油诗一首附奉，博郭老一笑！暑甚，恕不一一！

致

敬礼

絜青问您好！

老 舍

七月二十二日

在这四封二十世纪60年代老舍给郭沫若的信件中，读新作、代人求字、切磋诗艺等都充溢着挚友间的亲密与坦诚，同时也显现出了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诗心雅趣的心灵撞击，这样郭沫若和老舍同时迎来了自己解放后创作生涯特别是旧体诗创作的高峰。

郭沫若与老舍能够在各自文学创作领域得以突破，与他们之间在交往中的互相砥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了政治和外物的羁绊，纯粹心灵的沟通和融合是郭沫若和老舍这一段时间交往的最好诠释。

二、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主要侧面

郭沫若与老舍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影响范围以及参与活动的场合又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他们既在文学创作领域互相唱和，又在社会活动中亲密合作，由此他们之间也就达成了心灵之间的交流。

（一）文学创作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巨匠，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基础应是文学创作。在目前所能够收集到的老舍给郭沫若的八封通信中，有五封信就涉及到了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在文学创作方面又涉及到了诗歌、戏剧等方面的创作，特别是以通信的方式二者在旧体诗创作上的互相唱和使得现代文学创作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得以继续。

郭沫若与老舍文学创作上的交流最典型地表现在二者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和纯真上。1941年仲夏，郭沫若作《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其中“内充真体圆融甚，外发英华色泽鲜”；“奇语惊人拼万死，高歌吐气作长虹”；“醍醐妙味谁能识？端在吟成放笔时”的诗句表现出郭沫若对老舍文才和人品的钦佩和惺惺相惜之意。1941年8月23日老舍便作了《沫若先生邀饮赖家桥》一诗，记述了老舍与郭沫若开怀畅饮共抒心志的情形。可以说郭沫若和老舍真正的交流和交往便是立足于诗歌创作。无独有偶，目前所能够发现的郭沫若和老舍最后交流的文字也是诗歌创作。1965年7月22日，老舍在给于立群信后附了打油诗：“读郭老《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戏成一律，录呈郭老博粲。”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成为维系郭沫若和老舍交往的纽带和基石，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迁，他们之间对于文学共同的挚爱和信仰，使他们走过了近三十年的相交、相知的友谊之途。

（二）社会活动

如果说文学创作成为郭沫若和老舍交往的纽带和基石的话，那么社会活动则成为郭沫若和老舍交往的外在显现，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配合和支持更加深化了他们之间的情谊。老舍一生中大约在158个社团和机构中兼任过职务，与郭沫若相识后大约参与了124个社团和机构的活动，其中绝大多数是与郭沫若一起任职的。因此社会活动成为郭沫若与老舍交往过程中增加彼此友谊和信任的关键点。

特别应该提及在郭沫若五十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中，正是老舍不遗余力的筹划和组织，才使得这一活动收到了应有的成效。经过老舍积极活动，将当时几乎整个文艺界、文化界的人物全部都动员起来，另外，老舍又借助于冯玉祥的关系，将此次活动拓展到了政治领域。这个活动持续了近半年时间，这不仅是文化界的胜利，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还大大增进了郭沫若和老舍之间的感情。今天我们再来重读老舍在这个活动中所写的《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和《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两篇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绝非通过阅读郭沫若一两篇文章就能够写成的，而是要达到心与心的交流后才能为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成为继鲁迅之后的文化旗帜，老舍是功不可没的。

（三）合作共事

建国后郭沫若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等职务，老舍则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郭沫若一起在很多文化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合作共事成为他们建国后交往的主要形式。首先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郭沫若和老舍以自己丰富的戏剧创作成果和深厚的戏剧理论知识为推进中国戏剧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在对外文化艺术的沟通交流上，郭沫若和老舍以自己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真诚的态度博得了外国友人的赞誉，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心灵交流

郭沫若与老舍的交往并非一般朋友间简单的唱和，而是一种心灵的交流。这种心灵的交流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对于对方文学创作的批评。当老舍看完郭沫若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后认为“全戏空气不甚调谐，……第三幕是临时添加的不甚高明，……没有这一幕，我想，也许更好一点。中国古代如何舞剑击剑，不可得知；但此剧中之剑法，则系西洋把式，事情虽小，亦足证演古装戏之不易尔”，这种不疾不徐的批评语气显示出了老舍对戏剧艺术的独到见解，同时也切中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的不足和缺憾。相比于当时许多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无原则的追捧或意气式的否定，老舍的这种“讲真话”的批评才彰显出了他们之间心灵的契合。

其次生活细节上的关心，老舍在北碚时爱喝酒，郭沫若常关心地劝他少贪杯，保重身体。老舍在《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中就曾记述到：“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随时的，真诚而并不正颜厉色的，对朋友们的规劝。这规劝，像春晓的微风似的，使人不知不觉的感到温暖，而不能不感谢他。好几次了，他注意到我贪酒，好几次了，当我辞别他的时候，他低声的，微笑的，像极怕伤了我的心似的，说‘少喝点酒啊！’”另外，建国后郭沫若还曾经送给老舍摩腰膏药，使老舍深受感激。心灵之间的交流深化了郭沫若和老舍交往的层次，使得他们的友谊得以升华。

三、有关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几个问题

在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我认为可能这也是我们大家在郭沫若与老舍研究，甚至是有关整个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共同问题，在此提出。

（一）郭沫若与老舍交往散佚信件收集与整理工作

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约有28年时间，但现存的通信仅仅只有8封，这显然是与两个人的历史地位不相符的，因此对二人交往过程中散佚信件的收集与整理工作成为深化二者研究的必由之径。

首先，应该注重史料中所记载信件的收集。如在甘海岚先生文章中就记载了：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归国后即将17首游日诗寄给郭沫若。夏天，老舍读了郭沫若诗后，又赋诗七律一首致郭沫若。但是目前这些诗作如何我们都不得而知了。另外，在《老舍年谱》中记载：1954年4月13日，老舍曾给郭沫若写信，告之已搬至新址，但这封信目前也不得而知。

其次，这八封通信全部都是老舍写给郭沫若的，而郭沫若给老舍的回信至今为止也仅仅就一封。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逻辑的，如果能够收集到散佚的郭沫若回复给老舍的信件，那么有关两者交往的研究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通过郭沫若和老舍交往散佚信件的收集和整理我们完全可以以小见大，将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运用和扩展到整个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领域之中。通过扎实细致的史料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和成果将会大为改观。

（二）郭沫若和老舍旧体诗创作爆发期问题探析

老舍作为著名小说家众人皆知，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蜚声海内外；老舍作为著名剧作家，有口碑皆，他的话剧《茶馆》等剧作誉满全球。然而，如果说老舍是一位诗人，那就不一定为广大读者和学术界所熟悉和了解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就其主要原因来看，恐怕是由于老舍一生中所创作的小说和剧本影响太大了，以至于掩盖了他诗歌创作的光辉。老舍也是一位诗人，他与郭沫若之间便有了相交的默契和可能，他们对于文学创作的交流更多是通过诗歌来交流的，特别是60年代以后。

老舍一生中除去1950年至1958年期间至今尚未见其旧体诗作外，其余各个时期均有不同数量的旧体诗发表。其中，有两个阶段为爆发期：一是1939至1942年，一是1958至1965年。旧体诗则成为郭沫若与老舍交往中有关文学创作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如：

1964年，老舍去海淀区四季青公社体验生活，行前给郭沫若送去一封信，信后附录了黄山之行诗作八首。郭沫若在下午会议结束后，冒雨驱车来到灯市西口丰富胡同19号老舍家，郭沫若回家后立刻收到老舍送来的快件，原来老舍对郭沫若冒雨前来看望深为感动，郭沫若走后即赋《诗谢郭老秋雨中来访》。

1964年10月23日，老舍写信给郭沫若讲述了他在门头村的生活和村里搞四清运动的情况。郭沫若收到信和诗后，于10月24日和诗一首，25日与回信一并寄给老舍。

1965年春，老舍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归国后即将17首游日诗寄给郭沫若。夏天，老舍读了郭沫若诗后，又赋诗七律一首致郭沫若。

以上事件无不说明了旧体诗在郭沫若与老舍交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有关郭沫若旧体诗的研究仅仅六篇，而有关老舍旧体诗的研究仅仅三篇。如果我们从郭沫若与老舍交往的角度，也即是从郭沫若和老舍旧体诗创作时间、旧体诗生成机制以及传播方式和途径角度来研究，我想将会是另外一种景象。

注释：

①有关老舍旧体诗创作请参阅张桂兴著《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第258-292页中有关内容的复述，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请参阅《郭沫若全集》第4卷的《东风集》和第5卷的《沫若诗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此封信收于《老舍全集》第15卷第646页，全文为：“舍予兄：廿三日信接到，和诗拜读了。我又和您一首。可惜我不能来奉陪，深为内愁。鼎堂一九六四年.十.廿五。”

③依次为：《对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的几点质疑》（卜庆华，《求索》，1985年第1期）、《论郭沫若前期旧体诗词的爱国主题》（谷辅林，《齐鲁学刊》，1985年第 2期）、《“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鲁迅、郭沫若旧体诗比较》（马宏柏，《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对五家郭沫若旧体诗词注释的再质疑》（卜庆华，《湖南城市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高歌吐气作长虹——论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华忱之，《郭沫若研究》第4辑）、《身份的重影——看旧体诗词中的郭沫若心态》（李郭倩，《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④依次为：《不以诗名唯示诗心——读老舍旧体诗作》（王栋，《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1期）、《论老舍的旧体诗》（陈友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李遇春，《福建论坛》，2007年第7期）。

[1]石兴泽.论郭沫若、老舍、田汉历史题材的戏剧创作——以《蔡文姬》、《茶馆》、《关汉卿》为中心[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4）.

[2]甘海岚.郭沫若与老舍：“我爱舒夫子”[A].林甘泉主编.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王锦厚等选编.百家论郭沫若[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4]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5]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6]老舍.看戏短评 [A].王锦厚等选编.百家论郭沫若[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7]老舍.我所认识的郭沫若先生 [A].老舍文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