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文昌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东干书面文学从亚斯尔·十娃子的《亮明星》算起，已有近80年的历史，其诗人大体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诗人有十娃子、马凯、马耶夫、杨善新、从娃子、马存诺夫等，其中大多为初期启蒙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他的创作延续了50多年，对东干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二代东干诗人有拉阿訇诺夫、伊玛佐夫、曼苏洛娃等，他们的创作延续了十娃子的诗歌，没有大的变化。第三代诗人有十四儿、海彻尔等，其创作也有对十娃子的某些继承，但由于时代与艺术渊源的不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诗人个性的差异，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标志着东干诗歌的一大演变。以下着重以十娃子和十四儿为例，探讨其创作的异同。

一

在比较十四儿与前辈诗人十娃子的不同时，首先要看到其传承之处。十四儿称十娃子为“伟大诗人”，在《世上我也剩不多……》中引了一句“伟大诗人”的诗“光是回族没运气”，这句诗正是十娃子的诗，可见其对本民族前辈诗人的高度评价。两位诗人的相似之处，主要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强烈的东干民族寻根意识。十娃子的民族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可以《北河沿上》与《我爷的城》为例。《北河沿上》说：“时候到了回中国老家，大舅高兴地迎接我们，团圆之日，我们会欢快地像蝴蝶一样，在黄河边上散步；时候到了还回麦加呢，阿拉伯老爸把我们当儿子一样迎接。”道出了东干人认同的两个根：中国根与阿拉伯根。《我爷的城》写道：“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眨毛上也落哩/一层毒霜。/心总不定，肯念过：/——我的银川。/哈巴还等我的呢，/老娘一般。/百年之前离别哩，/我连银川。/我也没说：——你好在，/没说再见……/把我哈巴忘掉哩，/那个大城。/单怕那塔儿也没剩/认得的人。”将中国情结、民族寻根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四儿也始终没有忘记东干民族的根，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世上我也剩不多……》说：“孽障民族，/他为造反/渡了多少宽海，/顶天的山。”在《纳伦·夜晚·滩道》中也回忆：“亲祖辈/卢罕儿把我看见，/待想说一个/啥呢，/不敢言喘。/整一百多年早前/为找安稳/打天山/他翻过来，/到这儿进坟。饿的，冻的/完掉了……/望想没成！”卢罕儿，即灵魂。造反起义，翻越天山，成为东干人永远的民族记忆。两首诗都表明东干族的根在中国。在十四儿诗中，《回族马队》同十娃子诗歌的格调完全一致，对马三成领导的威震中亚的东干骑兵团的歌颂，充满了民族自豪感。白彦虎曾定居的著名东干乡庄叫营盘，十四儿在他的诗中将历史故国称为“老营中国”，也可以看出他的中国情结。十四儿还专门写过一首《回族》关注世界各国回族的命运，诗中说：“回族，回回，/老回回……快两千年/满世上你转的呢，/不知道闲。/那塔儿/没你的脚踪？中国，苏联，/美国，法国，蒙古国，/英国，台湾……”“你的家在哪塔呢？/哪是鸿运？”值得称道的是十四儿还具有民族自省与民族自我批判意识，《单另人》就是这样的作品，将东干族与别的民族进行比较，批判了某些东干人不看长远，只看脚面，重利轻义，不顾全民族大局的短视行为。同哈萨克大诗人阿拜的民族自我批判意识有相通之处。

其次是乡情。乡庄对东干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东干乡庄不仅是东干人赖以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场所，也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生活场所，同时还是东干人宗教及精神家园的处所，因此东干人的乡情具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十娃子诗歌中的乡情极为浓烈，最典型的代表作是《营盘》，其中写道：“在柏林的场子呢我也浪过，/可是它没营盘的草场软作。/我在罗马的花园呢听过响器，/可是赖瓜儿的声气没离耳缝。//说是巴黎香油氽，我也洒过，/可是四季我闻的自己味道，/大世界上的地方多：上海、伦敦……/可是哪塔儿都没有营盘乡庄。”在诗人的感情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东干乡庄营盘好，连罗马最美的音乐也比不上营盘的青蛙叫声亲切动听，可见诗人对乡庄的感情之深。十四儿的诗歌也继承了十娃子抒写乡情的传统，他的乡情诗中的地名多半都是真实的，如稍葫芦、纳伦等。《稍葫芦雨下的呢》是温暖的田园诗，雨中的乡庄更有情趣，小孩子的嬉戏把我们带入无忧无虑的人间乐园。这同十四儿的某些悲剧诗的格调截然不同，倒是更接近十娃子播种快乐的抒情诗。《我的亲爱的稍葫芦》把乡庄比作母亲，等待她归来的儿女，诗的开头写道：“我的亲爱稍葫芦，/贵重老家，/我的心呢的杜瓦尔，/一寸王法……”东干人对真主祈福叫接杜瓦尔，同时把避邪的护身符也叫杜瓦尔，上面写有《古兰经》的经文。将乡庄比作杜瓦尔，称为至高的王法，可见乡庄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一回》差不多化用了十娃子《我四季唱呢》和《把亮明星揪下来》等作品的诗意诗境，说诗人死后，不要高抬也不要深埋，把他送到乡庄的滩道——这个顿亚上的天堂里，黑土当褥子，云天当被窝，明月做灯，百灵唱歌，静静地睡去。对东干乡庄的这种感情同十娃子是一脉相承的。

在诗歌意象、诗歌形式方面，也可以看出十四儿对十娃子的某些继承。十四儿诗中不乏东干人物、东干地名、东干民俗。这里以白杨意象为例，看看两位诗人的契合点。如果说白桦是以叶赛宁为代表的俄罗斯诗歌的标志性意象之一，那么白杨，则是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的一个标志性意象。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白杨是不吉祥的，而东干人却恰恰相反，对白杨充满特殊的情感。十娃子多次歌颂白杨，十四儿《在俄罗斯》诗中也写道，在遥远的俄罗斯怀念家乡，首先想到的是白杨。十娃子创造了七·四体诗的形式，即单行七字句，双行四字句。这种形式为许多东干诗人所采用。十四儿诗的形式比较多样，但部分作品也采用了十娃子的七·四体形式。

在文化身份上，两位诗人也有相近之处。一般说来，海外华裔作家都有身份认同上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要寻根认祖，认同本民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认同所在国的主流价值观与文化，东干作家也不例外。十娃子一方面写下了一系列公民抒情诗，作为苏联的一个公民赞颂自己的祖国，如《我的列斯普布里卡（祖国）》，称哈萨克斯坦为“亲娘”；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深深的中国情结与阿拉伯情结，在《北河沿上》等作品中又表示，遵从爷爷、太爷的话，时候到了要回中国，回阿拉伯。而在《我去不下》中又明确表示，自己的根已深深扎在了中亚，无法回到中国。第二代东干作家曼苏洛娃曾写过东干文诗歌《喜爱祖国》，表达了对中国刻骨铭心的思念，她的另一首俄文诗《我有两个祖国》说：“如今我有两个祖国母亲，/可爱的中国和亲爱的吉尔吉斯斯坦。”到十四儿笔下，身份的建构上，同前代诗人既有联系，又不尽相同。他多次追忆民族的根，时而又流露出不能完全融入所在国，《太难活这个世上……》写道：“太难活这个世上/没有祖国，/没人给你给帮助，/你不是谁！”这种身份的书写，同他的现代主义艺术观不无联系。

在指出两代诗人相近之处的同时，本文着重论述十四儿与十娃子创作的不同之处，以勾勒出东干诗歌的演变轨迹。

二

十四儿与十娃子诗歌创作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十娃子处于苏联社会经济与人的精神的上升时期，因此其诗歌洋溢着乐观的进取精神；十四儿的创作则接近苏联解体时期，其部分作品流露出他的悲剧人生观。十娃子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其作品主要是现实主义，也兼具浪漫主义的风格，而十四儿则明显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

先看两位诗人对运气的截然相反的看法。十娃子写过几首关于运气的诗，最著名的一首是《运气曲儿》，抒写了几代东干人的命运：“说是世上运气多，就像大河，/在满各处儿淌的呢，谁都能喝。/可是我总没见过，它避躲我，/单怕它不喜爱我，——/我爷肯说。//为找运气我渡了多少大河，/我翻过了多少山，比天都高。/可是运气没找着，命赶纸薄，/你说我的运气呢？——/我大肯说。//我把运气找着哩，就像大河，/就像伏尔加淌的呢，我由心喝。/我在里头浮的呢，就像天鹅。/世上我的运气大——/我也肯说。”十娃子始终认为，在清朝和西迁后的沙皇时代，东干人都没有找到运气，只有苏联时期才找到了好运。相反，十四儿则作翻案文章，多次坚持自己没有找到运气。《我的亲爱稍葫芦……》说：“光是运气没有的，/许是太贵，/每一回他乖张的/光给脊背。”《太难活这个世上……》说：“白白世上活的呢，/缺短运气。”《就是我太没运气……》也写道：“就是！我太没运气/花光阴上。/每一天都找的呢，/它没影像。”反复强调抒情主人公与运气无缘。在十四儿笔下，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找到运气，他还用了复数，《咱们短运气的呢……》说：“咱们短运气的呢/乱光阴上。”甚至认为自己的民族乃至人类都没有找到运气，请看他的以《运气》为题的诗：“找运气呢……给邻居，/给回族人，/我爱思想，在世上，/给世界人。/光是我还没找着/把运气根，/就不说给世界人/给我个人。”对运气的看法，十娃子是肯定的、乐观的，十四儿则是否定的、悲观的。

艾特玛托夫给十娃子的俄文版诗作序，不仅赞扬他对崇高人性的抒写，还肯定他播种快乐的主题。十娃子这类诗中有代表性的如《我种的高兴》：“我种的呢把高兴，/连花儿一样。/把高兴籽儿撒的呢，/往地面上。/叫一切人高兴呢，/都叫欢乐。”

播种快乐，是十娃子诗歌的主调。另一首《我背的春天》说：“我背的呢把春天，/就像天山，/往大滩呢背的呢，/又往花园。/多少鲜花儿我背的，/清泉、月亮…/背的蝴蝶儿、五更翅儿（夜莺），/太阳的光…/往世界上我倒呢/把一切俊。”这是何等美妙乐观的想象。十娃子对生活的乐观态度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老年后写的哲理抒情诗《有心呢》说：“眼睛麻哩，都说的，/有多孽障。/也看不见深蓝天，/金红太阳。/可是没的，有心呢，/也是眼睛。/也看见呢，看得显，/心旦干净。//耳朵背哩，还说的，/有多孽障。/也听不见姑娘笑，/炸雷的响。/可是没的，有心呢，/揣的热心，/也是耳朵，听见呢，/把喜爱音。//谁有真心，也不怕/眼睛的麻。/也不害怕耳朵背，/听不见话。”这首诗为诗人80岁所作，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对一般人来说苦不堪言，可是诗人认为，只要心不老，加之老年人见多识广，就能看清年轻人看不清的事物，分辨年轻人听不明白的话语。这是十娃子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

不同于十娃子，十四儿最好的作品所爆发的是其悲剧的美学力量，他将人生的悲剧呈现给读者，令人惊心动魄。如东干文《咱们待概一拿径……》，“待概”，有释为“许是”不妥。有三个证据，甘肃庆阳方言“待概”与“待来”同义，即“已经如此”。而东干语言学家有两个版本的解释，杨善新《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解释“待概”为“生来”。从娃子《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没有“待概”，只有“待来”，释为“原来”。十四儿诗题中的“一拿径”，为“一直”。合起来的意思是，咱们生来就一直像赛马场上的跑马。为了便于读者对诗意的了解，这里采用我们自己的俄文译文，即《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活在世上/就像马参加赛跑，/哨声过后，头顶上是/可怕的鞭子抽打与恐吓。”所有的马都拼命地快跑，力图追上并超过前面的。而“驱赶的鞭子/那鞭子将我们/抽打，抽打，又抽打”。结局是：“我们不能从这样的鞭子下逃离，/我们顺从地奔跑……/汗水流成小溪，/热气从鼻孔上升……/刹那间——弦要绷断，/由于劳累而阵亡。/唉，后面的马还在飞驰，/赶上、超过、践踏我们，/而另外一些马又追上它们——/于是隐没在尘土中……”人生就在这样的角逐中，直到倒下为止。这样的悲剧描写怵目惊心。十四儿《啥都没有久长的……》说：“啥都没有久长的，/都有个完，/谁都没有永世的，/这个阿兰。”也是以悲剧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看待世界的。

三

十四儿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还表现在个体生命意识上，不同于十娃子的重集体意识。

在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十娃子作为苏联时期有“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称号的作家，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将个体融入集体。“俄苏诗歌传统中，从涅克拉索夫到马雅可夫斯基都创作了颇有影响的公民诗，亚斯尔·十娃子受其影响，也创作了一系列公民诗。”诗人首先是一个公民，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不仅参加了伟大的卫国战争，而且写下了许多关心民族命运、关心祖国前途的公民抒情诗。他也关注个体生命，从人性的角度，从母亲的视角抨击过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更多的是关注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人类的命运。在十娃子作品中，体现了强烈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十四儿诗歌中，缺少公民抒情诗，却突显了他的个体生命意识。这种个体生命意识与时间意识是密不可分的。他有自觉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感知，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久长的，包括个体生命，都是稍纵即逝的。在《时候儿带人》（时间与人）中写道：“时候儿，时候儿……不住过的呢/打面前呢。往远呢飞的呢。”“人……尽在一坨儿站的呢：/到活上，打活上，再没路！//时候儿飞过就进永总哩，/不剩——也不变卦，也不灭。//人没处去——就在地面上/渐渐老掉哩……叫时候儿收掉哩！//时候儿没无常——有永总呢，/人没永总——有无常呢……”这首诗对时间与生命的感知是独特的，时间在飞驰，生命在死亡；时间是永恒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从俄文将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两行译为：“人的通常的不幸命运——/上班，下班，没有别的路。”人的不幸在于，除了上班下班，别无选择，这就是十四儿对生命的现代主义的诠释。每天撕扯日历，对一般人来讲，已经司空见惯，十四儿的《月份牌》却感觉到扯的是自己的“寿数”（生命）。他的时间意识贯穿于许多诗篇。由于汉字失传，东干人失去了直接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可能，但是有时却能将古人的意思用最平朴的东干口语表达出来。请看十四儿《不是！咱们没活的……》中的几行诗：“今儿的往明儿推的呢，/明儿的往后儿，/后儿个也有明儿个呢，/‘明儿个’没数儿……/就这么个临尾儿明儿个，/顶头明白，/一回落到面前呢，/叫心后悔。”其诗意与中国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完全一样。

关于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十四儿这样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的疏离，《汽车走的呢》（俄文版为《电车行驶……》）写道：“下车的人走了，对我来说无异于死亡；我下车了，对别人，也无异于死亡。”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做了这样的比喻，如《在世上》把人比作犍牛，捆绑在光阴（生活）上，把光阴一步一步地往前拉，其命运与臧克家的老马相似。《在睡梦地呢》通过梦境来暗喻现实。梦里燥热难熬，像在蒸笼里，又像扣在锅底下。一个声音从蓝天上传来：“跟上我走!”“我”太想逃出去，心出去了，可是身子出不去。这就是生命的困境。诗人急于摆脱种种束缚，向往广阔自由的天地，《黑马从滩道跑掉哩……》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结尾一节东干文是：“黑马从滩道跑掉哩，/把缰绳忽然顿断。/是谁把它没挡得住，/晚上照住大宽展。”俄文版可以这样翻译：“黑马向田野疾驰而去，/扯断自己的笼头后。/谁正在抓它——/它向自由跑去。”在十四儿看来，人的种种束缚都是生命的枷锁，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黑马向往广阔的田野，向往徐行的晚风和香甜的草木，它挣断笼头和缰绳，奔向自由，融化在霞光里。诗的境界很美，题旨显豁，是诗人现代主义倾向的代表作之一，同第一代、第二代东干诗人的创作风格与思想倾向截然不同，标示东干诗歌的另一走向。

四

十娃子在东干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被公认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十四儿没有这样的地位，但从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十四儿的创作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从题材及内容上看，十娃子的创作相当丰富，他出版过40个集子，其中东干文19个，吉尔吉斯文11个，俄文10个。对东干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心理状态有较为全面的反映，具有史诗般的性质。相对而言，十四儿创作的数量没有这么丰富，同时题材相对要狭窄一些，他对现代青年迷惘焦灼的内心世界有深刻的揭示，但对东干民族家庭及社会生活的反映相对薄弱。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两位诗人的宗教观念也有明显的差异。十娃子的时代，提倡无神论，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与压抑，因此诗人的创作中，对宗教信仰有所回避，几乎没有提及真主胡达。而十四儿作品中，胡达具有主宰一切的地位，出现的频率也较高。诗人多次祈祷呼唤胡达，《胡达呀，我祈祷你……》，不仅标题祈祷胡达，全诗三节，每一节都由“胡达呀，我祈祷你”领起。《白生生的雪消罢……》说：“世上啥都不久长，/不长远活，/胡达—讨尔俩的下降，/谁能躲脱……”类似祈祷胡达的还有《啥都没有久长的……》、《人的心到来没底儿……》、《话》、《尽转的呢……》、《就千万年转的呢……》等。这样的诗在十娃子作品中是找不到的。

十四儿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的某些作品与传统的写法截然不同。如《我爱呢》，如此描写忠贞不移的爱情：“把两个活腿剁掉，/有面首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总走呢。//把两个手也揪掉，/有眼睛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看清呢。//把两个眼也挖掉，/有耳朵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听着呢。//把两个耳也割掉，/有思想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总想呢。//把思想也都收掉，/有热心呢，/只要是叫红爱情，/我答应呢。//把热心也掏出来，/泡到碗呢，/光……里头的红爱情，/永世喊呢。”这是一首奇诗，以血淋淋的画面衬托至死不变的爱情，类似于台湾女作家夏宇的爱情诗《甜蜜的复仇》，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典雅情诗。十四儿的部分作品还具有很强的感觉性，有意象派的韵味。

最后，再看看十四儿与十娃子诗歌语言的差异。由于东干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的完全一致，不存在言文分离现象，无论十娃子、十四儿还是别的诗人，都毫无例外地运用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活的东干口语，没有文绉绉的汉语书面语言。但是读两位诗人的作品，明显感到语言上的差别。十娃子的语言，像行云流水，虽然直白，却相当流畅。十四儿的某些作品，中国人读来，感到语言有点磕磕绊绊，个别句子也不很顺当。新近，我们发现十娃子有一首《桂香》，语言干净利落，其文本同黎锦晖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歌词《可怜的秋香》基本相同。肯定地说，是十娃子受黎锦晖影响，而不是黎锦晖受十娃子影响。因为十娃子的创作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晚于黎锦晖《可怜的秋香》十年。但是通过什么渠道，十娃子能看到这首歌词，仍然是一个谜。十娃子不懂汉字，也没有资料证实《可怜的秋香》汉文文本传播到中亚。是否有人从内地来到中亚，带来了这首歌，还有待证明。十娃子、阿尔不都及许多东干作家西北方言运用自如，试看十娃子的《营盘》：“在营盘生养哩，营盘呢长，/在营盘呢我跑哩，连风一样。/营盘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呢，我咋不想？”第一代东干作家运用东干语何其熟练。再看十四儿的个别诗句，读起来就有点费劲了，如《咱们就像影影子……》（据林涛译文）：“咱们/就像影影子在世上活，/两个心慌影影子，/太短红火。/成一天价奇怪的/都看不见/全凭/一个把一个，/全扰面面。/因为二位有两寸体己光阴：/你背的你的利兹哈（阿拉伯语借词，上天造下的光明），/我讨自命。/运气……/（咱们织下的）一回憋开！/这候儿有你的一块，我的一块……/你有你的望想呢，/我有自甜，你有/你的颇烦呢，我看自难。/就是镜子跌下去，/成两半个，/咋合也罢中间呢/影影两个。”虽然全诗的意思不难明白，但其中诸如“全扰面面”、“我讨自命”、“我有自甜”、“我看自难”等，中国人即使西北人读起来也颇觉别扭。为什么十四儿与十娃子的语言有如此之差别？猜测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十娃子对自己的母语——西北方言十分熟悉，到了十四儿这一代，无论对中国文化或对母语的掌握，都不及他们的前辈。世界各地的华裔，由于各种语言文化的影响，一代人与上几代人所运用的母语，可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新加坡记者林义明引述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人在25年前讲的是掺杂方言和马来语的一种特殊南洋普通话。于是政府从台湾请来能讲标准华语的教师，重新训练当地播音员和教师，并从台湾请来电台和电视人员以定下语言标准。因此，现在年轻的一代才能够讲一口较为标准的华语。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主张东干语向汉语过度，以利于东干人与中国人的交流。这种意见尚未得到东干语言学家的认同。如果有一天，果真东干文变成了汉字，东干语成了普通话，那么东干文与东干语的独特性也就消失了。

①本文所引作品出处：1.［吉］亚斯尔·十娃子：《五更翅儿》（东干文诗选），比什凯克：吉尔吉斯斯坦伊里木出版社2006年版；2.［吉］伊斯哈尔·十四儿：《稍葫芦白雨下的呢》（东干文原文及林涛汉语译文），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8 年版；3.МакееваФ.Х：Становлениеи развитиедунган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Фрунзе：Кыргызстан，1984年版。［吉］Ф.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 1984年版；4.Музаппархан Курбанов，Тазагуль Закирова，Исхар Шисыр：Шедрая душа.Фрунзе：Изд.Адабият，1990年版。［吉］木扎巴尔汗·库尔巴诺夫、塔扎古丽·扎吉洛娃、伊斯哈尔·十四儿：《丰富的内心世界》，伏龙芝：阿达比亚特出版社1990年版。

②常文昌、高亚斌：《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③常文昌、常立霓：《世界华语诗苑中的奇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④王晋光：《粤闽客吴俚谚方言论》，香港：鹭达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