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昌雄

诗是语言的艺术。这话大致没错。语言造就了诗，但语言仅是诗的一部分，如同悬挂在外头的壳。诗的另一部分来自诗歌身体的负载，这种负载在大多数人那儿被视为一种容量的象征，而实际情况是，多与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存在，是否可见，哪怕被延迟至将来。就诗的写作而言，负载意味着生成。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诗人，我觉得必须要拥有看得见的能力，不单单是日常镜像，而是要看见事物背后潜在的神秘的秩序。语言能做的是，它为我们铺了一条道路，而我们要做的，最好像太阳那样，照得见每一个角落。

“看得见”，是一种能力，它源于一副正常身体所具备的一种功能。但在诗人那儿，看得见则意味着一种品格，这种品格由来已久，它是诗的高贵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什么也看不见，空洞无物，任由语言独自跳舞，即便它摆出诗的模样，那就是亵渎，不仅仅是对语言的不尊重，它还造成了对使用语言的人的刻意侵害。

换一个角度说，“看得见”意味着作者的在场，他（她）只表达自己看到的东西，不分大小，不分轻重。很多优秀诗人的写作经验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种见识，即诗是高于身体的生活。这不是对诗的解答，而是赋予诗一种行为方式，可预见，可触摸，并能在特殊的群体那儿得到特殊的指认。由此看来，不管作者属于哪个流派，写下的诗作又属于哪种体例，那又有何关系？他（她）看到了我们没能看到的，说出了我们尚未说出的，那就足矣。好的作品应该就是这样的，和语言没多大关系，它只对语言背后的事物说话，并从事物那儿为我们的心灵找到巨大的能量。

当然，不同的诗人总能看见不同的事物；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的阶段看同一种事物，他也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我这么说，不是源于经验的教唆，而是出于对诗的敬畏。诗有它自己最好的状态，你看到了，并且完完整整地掏了出来，它已到达，在身边也好，在远方也好，它都显得无比高贵。现实当中，有些诗人是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有些诗人则用心眼来感受事物；有些诗人只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种诗意，而有些诗人则为了给生命带去不朽的形式。这二者都是难能可贵的，关键是他们有所发现，并从发现中给他者带去光荣的指引。

有一种情形是这样的：一个什么也看不见的诗人和一个什么都看得见的诗人，他们有时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在读者那儿，他们被归为一类。前者庆幸，后者伤悲。我以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太多太多的人从未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们对日常事物的把控，远远不及它们给人类自身带来的神秘的隐喻。

而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诗是深奥的，它不是语言的简单的容器，也不是来自身体的幻象的堆积。它是一种责任，代表着写诗的那个人必须执行的对世界的一种告知。我也是那个写诗的人之一，我不关心我的语言有着怎样的形态，我也从不在意我的技巧是否圆熟到位，我只在乎我看见了什么，我说出了什么，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曾在一篇题为《想象中得到的恩赐》的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我并不认为我的诗歌写作只是为了保存或记录我眼中的自然万物，如若这些作品果真只达到了保存或记录的效果，那么我宁愿失去写作的能力；如若这些作品在字里行间带上了来自我个体的爱的心跳，和自然万物彼此呼应，具有强劲的生命力，那么我一定会乐此不疲，并坚决反对一切虚妄的想象，连同它所带来的蛊惑人心的色彩。我这么说只想表达一个事实，那就是“看得见”使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但仅此还不够，它需要得到呼应，需要得到不同生命形式的认证。

我期待着这样时刻的到来。你们也是，不管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因为在远方，在未来，你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时刻，它只属于少数人，属于我们当中那些睁着眼，并能走向事物背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