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志

（上海外国语大学 对外汉语系，上海 200083）

《郭沫若学刊》主编王锦厚教授“欢迎短小精悍的文章”，深获我心。

这是两则《读书随感》，并非学术论文，所言既简，篇幅亦短，若再冠以“内容提要”、“关键词”等，未免头大帽小，令人失笑。至于引文，主要的当按规范注明出处，其余则仅标出篇名。专此说明，敬请编者、读者鉴谅。

一、读了卢那察尔斯基对普希金“献媚”的批评之后

1930年，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与诗人别德内依等人主编的《普希金全集》写了长篇序言，题为《亚历山大·塞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文中说到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普希金从自由主义立场后退，表现出保守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这立即遭到一些诗人的责备，普希金于是为自己辩解，在《致友人》一诗中写道：“不，我不是一个献媚的人，虽然我/自由自愿地歌颂过沙皇”。对此，文章写道：

普希金果真完全没有“献媚”吗？这也可以怀疑。每逢一个人歌颂掌握大权的人物，歌颂那种能够决定这些颂词作者的命运的人物时，他的话总是非常接近谄媚的。

遗憾的是，普希金品格上确实具有某些卑躬屈膝的特色，这同他的宫廷近侍职位正相符合。但是我们不该责备他，而要像对一位天才所应做的那样，怀着悲痛和敬意，叹惜现实生活竟用它的钢铁巨手，在一幅由普希金的创作和智慧所富有的宝贵因素构成的壮丽嵌绘上面，镶进了这些庸俗阴暗的花纹。

卢那察尔斯基并不讳言普希金的“献媚”，并给予坦率的批评，但他的批评不是“责备”，而是怀着“悲痛和敬意”。这样的态度，十分感人。卢那察尔斯基正是怀着“悲痛与敬意”，深刻分析了普希金所处的现实与他的经历、思想、创作的复杂关系，指出普希金的“庸俗”及其他的弱点，也充分肯定普希金“创作和智慧”中的“宝贵因素”之超越时代的意义。不妨再抄一段话：

普希金也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建设内心世界的老师，成为无产者和农民的老师。僵死的、贵族的东西将从他身上扫除，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但是有生命的东西将得到发扬。普希金宝库里留存的每颗种子，会在每个公民的生活中长成一朵社会主义的玫瑰或者一串社会主义的葡萄。

卢那察尔斯基对待普希金的态度，让我想到学术界应如何对待郭沫若。郭沫若晚年写了一些不正确的颂歌，其中更语及江青，虽都是重复当时流行的颂词，但也难逃“奉承”之讥。对此，有研究者为尊者讳，不愿谈它，另有研究者则大加责备，乃至全面否定。郭沫若有对极左路线的追随，但也有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勇敢的道义担当，面对这种“庸俗阴暗”与“高贵光辉”并存，讳言前者，只谈后者，固然失之片面，但只抓住前者，进而全面否定，则不仅片面，且有失厚道。对于郭沫若这位“球形发展的天才”，我们也应怀着“悲痛和敬意”历史的、辩证的看待他，研究他。把那些“庸俗阴暗”的东西，“从他身上扫除，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对于“文革”中的郭沫若，应该思考：他怎样会服从、追随，又怎样从追随到无奈、痛苦，直至身心交瘁，终于得病去世。总之，“文革”这残酷的“钢铁巨手”是如何将这位一代天才击倒，这值得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当然，郭沫若研究的主要任务还应该是让郭沫若遗产中那些“宝贵因素”、“有生命的东西”得到发扬。

卢那察尔斯基肯定普希金“创作和智慧”中“宝贵因素”、“有生命的东西”能作为社会主义公民“建设内心世界”的资源，那么，郭沫若“创作和智慧”的“宝贵因素”中，有没有至今仍有生命力，能作为今天中国人“建设内心世界”的资源呢？答复是肯定的。勇毅的道义担当即是其中之一。抗战时期郭沫若创作的六个历史剧，无一不是“挺立两间扶正气，长垂万古作完人”的英雄颂，这“挺立两间扶正气”，就是伟大的道义担当，它是道德“完人”的真正内涵（这一点人们似乎未充分注意），这道义担当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应有的吗？还有，郭沫若从《女神》开始而终其一生，在创作和智慧中虽有起伏，但仍一以贯之的创造精神，不论现在或未来，都是人们特别需要的！仅就道义担当与创造精神这两点，也足以显示郭沫若遗产的生命力！

要正确评价郭沫若，就要像卢那察尔斯基评价普希金那样，首先怀有“悲痛和敬意”！

二、从不喜欢《女神》谈起

偶尔读到朱光潜几篇谈论审美趣味的文章，不禁想到有关《女神》美学评价的问题。

好多年前，有一位教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自己在课堂上讲《女神》时，将其中的诗大喊大叫的读给学生听，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这位老师以此表示他对《女神》的艺术的轻蔑。对《女神》艺术如此排斥的态度极为罕见，这除了对郭沫若有偏见而外，或者和这位老师的审美趣味偏嗜有关。这后一种情况，却是客观的存在。确有一些人不喜欢《女神》的艺术作风，在我接触到的人们中也有。这和我国传统的审美习尚不无关系。西方人比较喜欢粗犷、狂放的诗，狄德罗在《论剧体诗》中自行设问：“他（诗人）宁愿要哪一种美：明朗静穆的白天的美，还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阴森可怕的黑夜的美？”然后确定的回答：“诗所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我们中国人却不同，做人处事推崇中庸、谦和，欣赏诗歌崇尚含蓄、恬淡，即使欣赏雄浑、豪放的人，也都同时欣赏含蓄、恬淡。郭沫若本人就是如此，他欣赏李白、也欣赏甚至也更欣赏陶渊明。由于这种审美习尚的无形浸润，有些人不喜欢《女神》那如烈雷炸空、惊涛拍岸的艺术风格，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这种现象，文学理论上称为审美趣味的“偏嗜”或者“偏爱”。郁达夫曾写过《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个人的艺术“偏爱”，虽“不能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若没有“偏爱”，“就没有赏鉴文艺的资格”，这话固然不错，但仅止于此，就不免有片面之嫌。朱光潜的《文学的趣味》《谈趣味》《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等文章也谈到这问题。他不否定审美趣味的偏嗜，但认为有片面性，人们应该克服这片面性，培养纯正的审美趣味，即能够欣赏各种不同美学品格的诗，并作出公正的评价。他强调“文艺上的纯正趣味必定是广博的趣味；不能同时欣赏许多派别诗的佳妙，就不能充分地真确地欣赏任何一派诗的佳妙。”这样的见解比较周全合理，无论对于一般读者或文学工作者都适用。朱光潜还指出：“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变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变化。”这把生命体验作为审美趣味的根柢，更是精辟的见解。不管是否喜欢《女神》，人们都应该接受朱光潜的见解，努力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感悟，以养成纯正的审美趣味。

不过，我感到在不喜欢《女神》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比审美趣味偏嗜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女神》评论、研究中，长期以来甚为缺乏美学的分析。就我阅读的范围而言，谈论《女神》文字很多，但艺术分析的文字不多，这不多的文字之中，又多理性化、条理化的叙述，缺乏写作者具体生动的艺术感悟。评论、研究中的这种情况势必反映到教学中。这些，极为严重的阻碍读者对《女神》艺术的欣赏，其危害恐怕远在上述的审美习尚的影响之上。当然，缺乏美学的分析并不仅仅表现在《女神》的研究和教学中，解放以来，无论大学、中学的文学教学，都不重视审美教学，无论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在作品论方面都极为欠缺美学的分析。这样的情况是急需改变的！恩格斯指出对作家的评价必需坚持历史和美学标准，且不说对历史标准实践得如何，对美学标准如此长期忽略，岂不令人深思！

加强对《女神》评论、研究和教学中的美学分析，是最急切的工作。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闻一多、朱湘、朱自清、冯至、何其芳等中国现代诗人对《女神》的评论，深感他们说得具体鲜活，他们不是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观点，而是叙述自己内心对《女神》的真实体验与审美感悟。或者现在的研究者，对他们的“历史感”难以体验，但却可以学习他们纯正的审美趣味，领会他们深刻的审美感悟。我想，如果有人将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关于《女神》的文字，（无论是完整的文章，或片断的言论）都收集、整理并重新刊布，这对于《女神》与郭沫若的研究与教学将大有益处，对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教学与研究也有借鉴之功！

[1]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朱光潜.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A].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