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忧患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从周初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再到唐宋的治不忘乱、心忧天下，忧患意识充溢整个儒家文化。

周初统治者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等都流露出“无疆之恤”——无限的忧虑，即对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对政权兴衰刻骨铭心的忧思。周文王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劳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从而在逐渐积累中实力越來越强大，奠定了剪灭商人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周人一直小心翼翼地迈着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

周初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周易》当中。《易经·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包桑”，是说危险啊，危险，命运好像系在柔弱的桑枝草包上一样危险。《系辞上》云：“《易》之为书，……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在讲《易》教人要像乾坤那样，进退出入行为当有节制，明白盛衰生灭的分寸，外出或内隐需怀一颗忧惧之心；同时，应明了忧愁和患难发生的缘故，做到这样，即使没有师长的保护，也能像在父母面前一样踏实。《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是指周文王被殷纣王拘困在美里而演周易一事。周文王颇有忧患意识，他推演的《周易》充满了忧患的智慧。《系辞下》还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讲的是文王在自身力量微弱的时候不得不事纣，不得不小心谨慎，同时又不忘克殷的大事和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卦》）面对困厄，君子应该谨慎而自强，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对一切挫折。这些主要是从人生意义上讲忧患意识，表明当时忧患对象多为人生吉凶。《系辞下》阐述了居安思危的重要治国理政思想：“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平安的时候不能够忘记危难，存活的时候不能够忘记衰亡，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动乱，告诫当政者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于安定祥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到春秋时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百姓遭殃，生灵涂炭。面对这种“道之将废”的混乱局面，孔子痛心疾首，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教育弟子：“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孔子“忧道”，忧的是“天下无道”。“道”的失落意味着文化价值理想的失落和价值标准的失范，是儒者的文化良知促使孔子走到了历史的前沿，立志改变“道之不行”的现状，重新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苦心孤诣要找回的“道”，就是儒家孜孜以求的古者先王之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它代表着儒家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最高典范。孔子的“忧道”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孔子忧虑的是国家与百姓的存亡生死之道。他希望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君子不要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忧道之不行、德之不顾；忧国运之衰、民生之艰。对礼乐文明危机的忧患。历史上，周公“制礼作乐”，从而使礼制得以完善，所以孔子特别推崇周礼。在《论语》中，孔子屡屡称赞周代的礼乐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对于周礼的制定者周公更是钦佩有加，以至于连做梦也想着他：“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但现实是“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对人生道德的忧患。他批评当时人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这是对人们缺乏道德修养的深切忧虑。南宋思想家叶适曾经说：“自黄帝以下，圣贤之所以更履世患而身亲其忧，至于孔子老死而不遇，其忧为最深者。”孔子的忧患意识经历代儒者的阐发，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

汉初虽然形成了文景之治，天下安定，但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表忧虑。他多次向文帝上疏，敲响警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贾谊《治安策》的意义就在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此，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唐初唐太宗对儒家忧患意识有进一步的阐述和实践，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贞观政要·慎终》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有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贞观朝的大臣以魏征为代表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为贞观盛世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始终面临着外族入侵和内部政治危机的双重困扰，宋儒自然也就具有普遍的忧患意识。他们继承孔子的“忧道”意识，并使忧患意识与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结合起来，力图通过自身生命境界的提升来超越忧患。正是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使他们发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全集·近思录》）的壮言。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踏入仕途后，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但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范文正公集·用天下心为心赋》），无论身处顺境，抑或逆境，都“心忧天下”，还因忧国忧民而掀起了“庆历新政”的变革运动；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顶住了顽固派压力而实行变法；朱熹把他系于国事、关心农民的忧患意识写进了诗歌中；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他居此瘴疠蛊毒之处，时刻面临死亡威胁，但能够居之泰然，原因是他勘破生死，“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

儒家这些忧患意识曾在历史上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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