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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2013-10-18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唐玉军陶忠元

中国商论 2013年10期
关键词:就业结构居民收入协整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唐玉军 陶忠元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是多年来学者们关注的问题。Figlio和Bloigen以及Basu和Guariglia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范言慧和段军山(2004)运用回归分析和因果分析等方法,考察了FDI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外商投资分布失衡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陈超、姚利民(2007)研究结果指出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收入差距起到了缩小作用,而外贸则起着拉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赵晓霞、李金昌(2009)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都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均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综上所述,国内外现有研究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的观点并不统一,有鉴于此,本文从实证角度研究外资利用程度与江苏省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不失为一次有益的探索。

1 FDI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

1.1 FDI通过对投资区域的选择影响居民收入差距

外商在我国投资主要是看好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最根本的动机。由于其逐利性,外商投资必然会有区位方面的选择。外资资本本身的逐利性使得其在投资区位选择时会选择较发达的城市进行投资,由此导致区域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区域性分布不均衡对区域间收入分配差异产生显著性影响的原因在于FDI不仅直接影响其投资项目所吸纳的就业者的收入,而且对其所在区域的非直接吸纳的劳动者收入产生间接影响。

1.2 FDI通过拉动贸易影响居民收入差距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直接投资流入某行业会使其他行业的要素向本行业汇集,增加本行业的出口量。并且,根据小岛清(Kyoshi Kojima)模型,FDI不单是资本的流动,也包括技术、经营管理技巧等的转移,FDI可以在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出新的贸易机会,扩大两者之间贸易的规模。又根据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个国家的富裕要素所有者将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所有者将因贸易而受损。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资金密集型产品,这样就会提升非技术工人的工资而降低技术工人的工资,缩小收入差距。

1.3 FDI通过影响就业结构来影响居民收入差距

由于我国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优势,FDI进入的行业也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多使用熟练劳动力。从制造业产业链来看,FDI主要利用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优势进入低端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规模较大,这就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提升了城镇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另外,外商投资企业的最终产品的销售情况也会影响东道国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东道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对居民收入差距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2 模型的建立、变量选择和实证分析

2.1 模型建立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VECM)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FDI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一些重要因素,本文选用江苏省总体基尼系数(GINI)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被解释变量,选取江苏省外资利用程度(KF)、外资贸易效应(TRA)、外资就业结构(EMP)以及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为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江苏省1988~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关数据来源均来自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江苏省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jssb.gov.cn/)的统计数据库。具体变量解释如下:

(1)居民收入差距(GINI)。本文采用江苏省总体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被解释变量,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Sundrum(1990)在《欠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一书中提出的计算方法。

(2)外资利用程度(KF)。外资利用程度采用外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率来表示,该指标用来衡量FDI的利用程度。

(3)外资贸易效应(TRA)。本文选取外商投资企业贸易进出口额占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外资的贸易效应。

(4)外资就业结构(EMP)。本文以江苏省1988~2011年间外资企业就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外资就业结构,该指标反映了FDI对江苏省带来的就业效应。

(5)经济发展水平(PGDP)。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真实人均GDP来表示,PGDP=人均GDP/人均GDP缩减指数。由于江苏省统计局并未公布人均GDP缩减指数,我们采用如下公式进行换算,即计算公式为:

根据上述测算得到各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居民收入差距与各影响因素数据分析计算表

2.2 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方程估计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需要对模型中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 ADF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应用Eviews6.0得出的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ADF检验结果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除经济发展水平(LNPGDP)的原序列为平稳序列,其他变量的原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后是平稳序列,即为一阶单整I(1)序列。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2.3 协整检验分析

由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被解释变量居民收入差距(LNGINI)与解释变量外资利用程度(LNKF)、外资贸易效应(LNTRA)、外资就业结构(LNEMP)符合展开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本文采用Johansen(1995)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多变量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表3 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根据表3中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得到的迹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LNGINI、LNKF、LNTRA、LNEMP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本文选择只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的情况下估计出的标准化的协整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相应回归系数的 检验值,协整方程的LR的统计量为82.00326。协整方程表明LNKF、LNTRA、LNEMP 和LNGIN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居民收入差距(LNGINI)与外资贸易效应(LNTRA)呈正相关,与外资利用程度(LNFDI)、外资就业结构(LNEMP)呈负相关。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外资引进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以及外资带动的就业效应有利于缩小江苏省居民收入差距,外资拉动的贸易作用扩大了江苏省居民收入差距。

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上述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滞后阶数已由VAR模型中AIC和SC信息准则确定为3阶。用 Eviews6.0软件得到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滞后阶数p=3)

表4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变量中,在5%的显著水平下,外资利用程度(LNKF)、外资贸易效应(LNTRA)和外资就业结构(LNURB)均不是居民收入差距(LNGINI)的Granger原因,但分别有34.55%、77.5%、69.39%的概率作用于居民收入差距。

3 主要结论及启示

3.1 主要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外资利用程度与居民收入差距负相关,也就是说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与理论分析不一致,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外资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有很多限制。从宏观上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无论何种资金投资到固定资产领域,都有利于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江苏省外资贸易效应与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这就是说,贸易开放度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外资投资于江苏省的国际贸易对象相对比较集中,国际贸易的增加主要带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这就从客观上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江苏省外资就业结构与居民收入差距负相关,这与现有理论研究结果相反,原因在于外资在江苏省主要投向制造业,而制造业需要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又主要来自于农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3.2 启示

(1)应继续加大对苏中、苏北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政府应当加大苏中苏北地区吸引外资的力度,在政策上给予苏中苏北地区更多优惠。此外,还应不断改善苏中苏北地区投资的环境,提高单位资本的投入的总体回报率。

(2)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合理化。政府要加强外资引入的产业导向,加大服务业、农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把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结合起来,带动滞后产业或比较滞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3)加强地方税务的杠杆调节。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方税制的特点和我国国情,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调整税种设置和税率,科学运用税收手段吸引外资,而不再单纯片面强调税收优惠。

[1]范言慧,段军山.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J].财经科学,2004(4).

[2]陈超,姚利民.FDI长三角制造业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8).

[3]赵晓霞,李金昌.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9(2).

[4]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陈宗胜.关于总体基尼系数估算方法的一个建议:对李实研究院《答复》的再评论[J].经济研究,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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