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仕福，王国荣，王阿莉，唐小玲

（1.衡阳师范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2.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衡阳 421008）

在当今的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研究中，研究农民和学生的民主意识的较多，研究工人的民主意识的绝少。为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对工人的民主意识作了一次小范围的调查。调查地有湖南省的长沙、衡阳、株洲，广东省的广州市、佛山、东莞等地。被调查者所在企业的性质有国企、民企 （含个别外资企业）。发放调查卷150份，收回有效卷144份。本文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工人的民主意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特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简要分析。

一、工人民主意识的现状

从调查结果看，当今工人的民主意识并不太高。

在选举意识方面，本次调查，分选举要求、选举态度、参选动机、选举技能四个调查点。在选举要求方面，要求干部由海选和差额选举产生的占77﹪，由等额选举产生的占13.2﹪，由上级任命产生的占6.9﹪，没表态的占2.7﹪。在选举态度方面，表示因事而放弃选举的占19.4﹪，表示不会因故放弃选举权的占39.6﹪，表示因事不能参加选举而委托别人投票的占40.3﹪，没表态的占1.4﹪。在参选动机上，表示参选是为了 “保证自己的利益”和 “履行公民权利”的分别占22.9﹪和67.3﹪，是应别人之邀参加、或认为“不去不好意思”的分别占6.3﹪和3.5﹪。在参选技能上，表示选后还关注和很关注干部的占61.1﹪，有点关注的占29.9﹪，不关注的只占9﹪。表示要选能给自己和单位带来好处的人的占84.1﹪，选亲朋好友的占9.7﹪，选有钱有势有名者的只占2.7﹪。表示坚决反对贿选的占57.6﹪，半反对半接受贿选的，即表示 “收下 （贿选者的）礼不投他的票”，或 “不收礼投他的票”的分别占12.5﹪和17.4﹪，不反对贿选的只占12.5﹪。总之，从选举要求、选举态度、参选动机、选举技能看，工人的选举意识已具有较高的程度。

在责任意识方面，本次调查共设计三个调查点，一是考察调查对象对干部履行职责的要求，二是考察他们对自己的责任的认识，三是考察他们对党的一般领导人的职责的了解。应对第一题，即 “某地经济工作没搞好谁的责任最大”时，选“当地党政一把手”的占37.5﹪，选 “当地一般干部”的占18.8﹪，选 “当地群众”的占13.2﹪，选 “上级领导”的占30.5﹪。可见他们对干部责任的认识极为不足。在应对第二题，即 “你发现了干部的错误后会采取什么行动”时，选 “当面指出他的错误”的占24.3﹪，选 “向上级反映”的占56.2﹪，选 “什么也不说”的占19.4﹪。可见他们对自己的责任还比较了解，提出要向上级反映或者当面指出某干部缺点的共占80.5﹪。在应对党委集体领导制应如何决策时，选正确选项—— “党委集体决策”的占61.8﹪，选 “党员集体决策”的占25﹪，选 “党委书记说了算”的占13.2﹪。可见他们对我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委的责任也有较多的了解。

在监督意识方面，本次调查共设计问题两个：一是看其对监督重要性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认为目前干部队伍腐化的主要原因是监督不力的占49.3﹪，认为是 “有些干部私心太重”和 “没有实行高薪养廉”的，分别占36.1﹪和14.6﹪。二是看其对监督权的要求，在回答 “你认为群众应不应该监督干部”时，认为应该的占88.8﹪，认为不应该和不知道的分别占9.1﹪和2.1﹪。以此观之，工人们的监督要求是强烈的，但对监督作用的了解是不够的。

在主体意识方面，本次调查设置问题三个：一是看其对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的认识。在回答民主是什么时，他们中能认识人民的地位，选民主就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52.1﹪；对民主完全不了解，选民主是 “民众服从干部”的占13.8﹪；对民主有表层认识，选民主是 “干部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占34.1﹪。二是看其对选举中的民众主体地位的认识和要求。在回答 “你认为选举委员会如何产生好时”，表示应由 “各党派各团体共同推举”或直接由 “群众选举”的，分别占43.8﹪和38.8﹪，两项合计占82.5﹪；而表示由 “党组织指定好”和 “行政机构派出好”的只占9﹪和4.8﹪；没表态的占3.6﹪。三是看其对目前的工会组织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工会 ‘维护了工人的基本权益’的占32﹪，认为工会 “只是个摆设”的占27.7﹪，认为工会只是 “有利于领导统治”的占7.6﹪，认为工会 “对工人维权多少起了点作用”的占32.6﹪。由此可见，工人的主体意识较强，尽管他们中能正确地认识民主的只有52.1﹪，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有着较强的当家作主的意识。

二、对影响工人民主意识的几个因素的分析

影响工人民主意识的因素很多，我们根据这次调查所掌握的有关数据，仅从个人的政治身份、年龄、所在企业的性质、文化程度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数据见下表：

各层面工人的民主意识比较表

1.政治身份的影响。根据以上数据，一般工人的民主意识在总体上要高于工人党员和干部。他们除了对干部责任的要求、对监督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民主性质的了解稍逊以外，其他测试分数都高于党员和干部。由此可见，在我国，政治身份对一个人的民主意识不但没有任何加分作用，而且还有减分作用。

2.年龄的影响。从上表看来， “80后”工人的民主意识还不如80前工人，但差别不大。在选举意识的六个调查指标中，“80后”工人除了选举要求和反贿选意识与 “80前”工人旗鼓相当外，其他方面都不如 “80前”的。责任意识方面，在上表的两个调查指标中， “80后”工人明显不如“80前”工人。在监督意识的两个调查指标中，两者一胜一负。在主体意识的四个调查指标中，两者都是两胜两负。但80后工人的民主意识有着年青人的显著特点：在参选动机方面，80前工人为履行公民权参选的占76.5﹪，为保障自己的利益参选的只有22.1﹪；80后工人为履行公民权参选的只占59.2﹪，为保障自己的利益参选者却高于80前工人，占23.7﹪；在选什么人方面，80前工人有75﹪的人要选能给集体带来好处的人，80后工人只有59.2﹪的人选择这一项。由此可见80后工人为集体的观念稍弱，为自己的观念稍强。

3.工作环境的影响。从上表看来，民企工人的民主意识较国企工人高得多。在14项考察指标中，他们只有为什么而参选以及对干部责任的认识两个指标的分值低于国企工人，对监督重要性的认识与国企工人相当，其余的指标都高于国企工人。而且他们的民主要求与斗争性较后者强得多。如要求海选方面，国企工人只有18.5﹪的人有此要求，民企工人却有41﹪的人有此要求。在自觉地抵制贿选方面，国企工人只有51.9﹪的人，民企工人则有58.9﹪的人。在回应 “你发现干部的错误后会怎样”一题时，37﹪的国企工人表示“什么也不说”，民企工人中则只有15.4﹪的人有此表示。

4.文化程度的影响。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对人的民主意识的影响比较明显，高中以上文化者比高中文化者的民主意识稍高。14项调查指标中，高中文化者在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发现了干部的错误会当面指出或向上级反映”、“群众应该对干部进行监督”、“干部腐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监督不力”、 “党委集体领导制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五个方面的认同率胜过高中以上文化者，其他都不如高中以上文化者，但两者的差距并不大。然而，高中以下文化者的民主意识却远远地低于高中文化者。在14项指标中，高中以下文化者，除了对 “发现了干部的错误会当面指出或向上级反映”、 “干部腐败的最主要原因是监督不力”的认同率比高中文化者高出1.2﹪和3.5﹪以外，其它都低于高中文化者。这一结果与我们以前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即文化对人的民主意识的影响虽然很强烈，“但这种强烈影响集中在高中及其以下的各文化层次中，在高中以上的各文化层次中的影响则不明显”［1］。

三、工人民主意识偏低的原因

工人的民主意识远远地低于我们的想象，根据我们对工人、农民、下层中产者三次调查所获得的同类数据的比较，工人的民主意识是这三者中最低的。详情见下表：

工人、农民、下层中产者的民主意识调查情况比较表

按正常的说法，工人的民主意识应高于农民，为何我们调查的结果却恰恰与此相反呢？这有其特殊原因。根据上面对工人民主意识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知道，政治身份对人的民主意识的影响没有加分作用，甚至有减分作用；年龄的影响虽然存在，但也不太明显；真正影响工人民主意识的是工作环境和文化程度。那么，是不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工人的文化程度偏低，不是！我们这次调查的对象，高中文化的占36.1﹪，高中以上文化的占22.2﹪，高中以下文化的占27.8﹪，不愿标明文化程度的占13.9﹪ （不标明文化程度的人，根据有关统计看来，他们的民主意识与高中文化者不相上下，显然，他们并非全是低文化程度者。在我们将其另置一类的分析法下，不会对全局或各类文化程度者的分析带来影响）。而在我们以前的对下层中产者的调查中，高中文化者43.8﹪，高中以上文化者25﹪，高中以下文化的31.2﹪，其整体文化程度比这一次调查的工人高。他们的民主意识高于这一次调查的工人，可以说文化程度在起了某些作用。而以前我们对农民的调查中，高中文化者占25.5﹪；高中以上文化者占3.6﹪；高中以下文化者占70.9﹪，而其中小学文化的占38.5﹪。其整体文化程度比这次调查的工人要低得多。但他们的民主意识却比这次调查的工人要高得多。尽管上次的那些农民全是党员，但上述分析已证明，政治身份对人的民主意识没有加分作用。由此看来，工人的民主意识偏低，不是我们这次的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偏低所造成的虚假状况，更何况现在的工人的文化状况与我们这次调查对象的文化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别。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弄清工人的民主意识低于下层中产者和农村党员的主要原因，必须从工作环境的影响上去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需要平等、有序、有规则交易，需要政府处于指导与服务性地位，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可培养人的平等意识、法律意识、主体意识，而这些正是民主意识中的至关重要的意识。中下层中产者中大部分是工商业者，他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受市场经济影响也最大、最直接，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他们的民主意识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农民的民主意识的发展也与其所在环境有着极大的关联。农村早已实行村民自治，自1987年 《村委会组织法 （试行）》通过以来，村级民主建设得到了逐步的发展，民主建设在农村已有扎实的基础。尽管目前我国的村级民主还存在许多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已比较完善。如村干部是由村民自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产生；在村级权力框架中形成了权力制衡关系；在村务管理上有了较多的民主，如 “村务公开”，特别是财务公开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这种民主建设不断完善的环境熏陶下，农民的民主意识得了迅速提高。

而工人近几十年来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却与上述两类人正好相反。从国有企业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工人的权利已经缩水。这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原有的工会组织的运作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原有的工会，其名是群众组织，其实是官方机构。工会主席和其他干部是由企业领导精心安排和派出，工会开会的讨论内容、程序、议决方法、选举等都处于企业领导的绝对控制下。这在改革之前，由于有不断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为工会的群众性不足的补充，他的运行缺陷还不易被发现。但在权力下放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工会建设已无法跟上干部权力膨胀的步伐，不但不能起到维权和监督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导者玩弄民意的工具。二是工人地位下降。过去的工人被尊为领导一切的力量。在这种语境中，企业的领导者们，无论多么不情愿，也必须做做表面文章。现在的工人只是企业中的打工仔，名义上他们还有监督、参与管理、参与决策、选举领导之权，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敢去奢望。因为饭碗是掌握在企业领导手里的，如果谁敢奢望这些权利，泥饭碗也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工人的那种敢说敢为的品格或被沉默所掩盖，或为点头哈腰所替代。风气相传，几十年下来，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只余下中学政治课中的那丁点儿记忆。从民营企业而言，老板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工人根本无权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这种环境本来也极不利于工人民主意识的发展，但由于民企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受乡村自治的影响较深，加之他们家中有 “一亩三分地”，进可以到企业做工，退可以打包裹回家。他们对企业的依赖度不像国企工人，老板可以炒他们的 “鱿鱼”，他们也可炒老板的 “鱿鱼”，老板在他们身上不可能建立起绝对权威。所以，他们的民主意识的发展虽然也受到一些局限，但比国企工人还是要稍高一些。总之，在目前状况下，工人的民主意识不如中产者和农民，不是这次调查所存在的问题而带来的一种歪曲，而是相当程度地反映了事实的真相。

［1］管仕福 .来自农村的下层中产者的民主意识调查与分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 （2）：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