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与复杂性科学

2013-10-10苗东升

河池学院学报 2013年1期

苗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080)

我不是红学家，但喜欢《红楼梦》，也爱读点红学论著。投入复杂性研究后，文化复杂性进入我的视野，认识到《红楼梦》和红学就很复杂。本文重点不在于具体解读《红楼梦》，而在考察复杂性科学对《红楼梦》研究和文化复杂性研究的意义。

一、中国文艺复兴·《红楼梦》研究·复杂性科学

1840年以降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华农业文明在工业文明的疯狂进攻下屡战屡败，以甲午战争、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失败为标志，最终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各界精英开始意识到:我们的落后主要不在技术层面上，而在文化层面上，核心是科学、哲学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在严酷的环境选择压力下，中国社会作为系统开启了新一轮自学习、自纠错、自尝试、自更新的自组织演化过程。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鲜明的试错性，既不断取得进步，又总是伴随着失误，形成不同的波峰和波谷，迄今已是第三波的末期。每一波都取得重要进展，又都留下有待后一波纠正的失误和待解决的问题。客观公正地总结经验教训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系统自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后一波应该对前一波有所检讨、批评，但不可全盘否定前一波。科学的态度是强调前波与后波之间的承续性、接力性，努力传好棒、接好棒，跑出本波的最佳成绩。

文艺复兴实际是文化复兴，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方法挖掘传统文化之精华，以创造全新的文化，研究古代文学名著自然是其必要内容之一。问题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很多，为何只有《红楼梦》研究构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既与《红楼梦》深邃高远的思想性和高妙绝伦的艺术性有关，也是《红楼梦》及其研究特有的复杂性使然。这两点也紧密相关，要真正把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需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中国学术界整整用了一个世纪才开始自觉到这一点，但声音还很微弱，这也是红学复杂性的表现。

胡适那代人已经把《红楼梦》研究视为文艺复兴，但他们只就中国观察中国文艺复兴，看不到它跟世界历史整体演变的联系，又有很大局限性。我赞同钱学森的观点，将中国文艺复兴放在系统化了的地球人类整体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把它归属于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是其主战场)，欧洲文艺复兴是第一次，两次之间既有前行后续的历史联系，又各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放在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个大环境和全过程中考察，对《红楼梦》的认识才能获得应有的历史高度和足够广阔的视野。

新红学与文艺复兴在中国是同时兴起的，而一百余年来红学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艺复兴是一种非线性动力学系统，作为其分系统的红学演变亦然。迄今为止，中国文艺复兴已经历的三个波段，大体也是新红学的三个时期，《红楼梦》研究在这三波中都是一个文化热点，而且一波更比一波热，认识更深入。每一波的红学研究总体上都是由那一波文艺复兴的主题规定的，同时也反过来推动那个主题的完成。每一波红学研究都纷争不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路线:是不断引进新思想、新方法，还是固步自封，甚至复旧;是复兴中华文化，还是全盘引进西方文化;是辩证唯物论的，还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到第三波的后期又开始认识到这一切都跟复杂性问题有关:是把复杂性当做复杂性对待，还是把复杂事物人为地简单化。这将显著地影响红学的第四波，不能不细察之。

同一切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一样，中国文艺复兴，包括《红楼梦》研究，也经历着由自发到自觉、认识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演进过程。重大思想运动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方针、方法，每一波的重要人物对此都有贡献，但系统解决问题的是毛泽东，主要反映在从《新民主主义论》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系列著作中。他在1956年跟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到的东西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文艺复兴半个多世纪历史经验的总结，阐明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百年红学的成功或失误都与是否贯彻这一方法论原则紧密联系着。

二、红学第一波:胡适派红学的贡献与不足

《红楼梦》研究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第一波的切入点之一决非偶然。对国家屈辱命运最敏感、认识到需要从文化变革上寻找出路的，首先是文化人。第一波起点在19～20世纪之交，那时的许多重要文化人都涉足红学，且都有不俗的表现。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其中一些人还有留洋经历。用学到的西方理论和方法研究《红楼梦》，借以宣传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方案，是他们乐于做、也能够做出成果的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红楼梦》研究，无疑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大潮中的自发自组织现象。

今天回头看去，《红楼梦》研究第一波之所以观点纷呈、学派壁垒分明，是因为它跟复杂性有不解之缘。一是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作者、版本、后四十回、隐去的底事等问题都是《红楼梦》独有的复杂性问题。它是清代社会复杂性在文学史上的投影，造就出独特的文学复杂性，又恰遇曹雪芹这个罕见文学天才给以形象的把握。二是研究队伍的复杂性，它缘于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演化的复杂性。这又有两方面:一是红学前150年遗产的多样复杂，学人各有自己的师承关系;二是学到的西方理论多样、繁杂，各有偏颇，而且尚未真正掌握。从不同政治倾向出发，承继不同学术遗产，使用不同理论武器匆忙上阵，所走出的路径和得到的结果多样复杂，可想而知。

研究《红楼梦》就是与《红楼梦》及其作者对话，对话是一种信息运作，而且是社会的、心灵的信息运作，它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话内容、方式跟对话者有密切关系。同大自然对话的结果必须排除对话者的一切主观因素，给出客观的答案。同《红楼梦》的对话做不到、也不应该这样做。《红楼梦》的复杂性，不同对话者思想的差异，两者综合必然产生自然科学家无法想象的复杂性，造成第一波中红学观点的异彩纷呈，论争激烈。其中，必须提及的是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四大家。《红楼梦》非凡的艺术性呼唤具有高度美学修养的对话者，历史选择了王国维，他引入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研究《红楼梦》，开现代文学评论派之先河。《红楼梦》的文学复杂性之一是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曹雪芹隐去的首先是上层政治斗争，写出来的是家族生活画面。有隐就需索，索隐免不了猜测，容易带入主观性。中国现实思想政治大环境选择了民族民主革命家蔡元培成为对话者，他从《红楼梦》中看到反满复明，背后隐含着的是他从西方学来的民主共和思想，因而成为红学索隐派的代表。胡适作为新红学第一人，是我们考察的主要对象。作为胡适在许多问题上的论敌，需要以鲁迅作对比。鲁迅虽然没有红学专著，没有形成学派，却是第一波中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理解最深刻、最全面的人，为毛泽东派红学作了准备。仅就《红楼梦》研究看，鲁迅也无愧于中国文艺复兴第一波主将的声誉。

留美学人胡适从杜威哲学接受了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以及自然主义之类的西方文艺理论。在张扬科学的旗帜下研究《红楼梦》，是胡适获得较他人更大成功的主观原因。这也跟当时的中国社会大环境有关。请进“赛先生”的口号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而迅速传播开来，历史和社会心理都亟需有人用科学方法做出一点实际成果。在当时的国情下，这不可能首先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中实现，红学却具备了条件。胡适抓住了历史的、环境的机遇，用考证方法初步解决了长期困扰红学界的《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驳倒蔡元培“猜笨谜”式的索隐派红学，使《红楼梦》研究在科学方向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由此成为新红学的创立者。胡适因考证《红楼梦》而被国人将他同科学性联系起来，而且是第一人。

胡适成为新的红学创始人出乎自己的意料，他把考证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完全自觉的，却没有创立新红学的自觉意图。与其说胡适应用考证方法研究《红楼梦》，不如说他是想通过考证《红楼梦》来宣传科学主义，这恰好表现了新学科产生的自组织特点。胡博士在晚年明确表白:“我只是对考证发生兴趣，对《红楼梦》本身不感兴趣。”胡适研红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倡白话文，也同倡导科学有关，因为文言文不适于表述和传播现代科学。但考证既非胡适的创造，也非舶来品。就考证而言，胡适师承的与其说是西学方法，不如说是乾嘉学派。胡适的贡献在于给考证注入西方科学主义的方法论，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集中体现于他的方法论命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理解这一点，不妨对照半个世纪后问世且风靡一时的波普尔证伪理论。他把科学进步的模式概括为

并给出如下符号化、公式化的表示，显示出科学所推崇的简单性美:

胡适讲的假设对应于波普尔公式的TT，求证对应于EE。与此相关，胡适还有“多研究问题”的主张。看来，胡适已然领悟到波普尔公式的主要内容，可以表示为

重要的还在于胡适把这个公式付诸实践，通过考证《红楼梦》而证明它的科学性。在波普尔之前半个世纪就抓住西方科学哲学的核心理念，表明胡适颇得科学主义的真髓，确有过人之处，他成为新红学创建者决非仅仅是抓住了机遇。

仅仅说到这里是不够的，我们不得不指出:新红学开创者胡适没有读懂《红楼梦》，他也没有认真去读。如此说的根据何在?直言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就是胡适没有读懂的自白，没有读懂的书是不会产生兴趣的。无知者无畏，正是由于没有读懂，大名人胡适才敢说出“《红楼梦》毫无价值［3］162”这句令国人侧目的话。这个总体评价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胡适没有看出《红楼梦》的重大社会历史意义，没有悟出它深刻的思想性，反而断定它“没有新的观念”，至多不过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他甚至认为这样说已经是对《红楼梦》的过高评价，还指责曹雪芹没有认真遵守自然主义的规则。由于把《红楼梦》简单地归结为曹雪芹的自传性小说，胡适从不去发掘它的思想意义。其二，胡适没有看到《红楼梦》高妙绝伦的艺术性，竟然以“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与高阳书》)为荣。李辰冬1933年致信胡适表示“我想以一部《红楼》识中国”［3］143，胡适对这一重要新见解充耳不闻，直到谢世仍然坚持对《红楼梦》的鄙视。新红学创立者居然没有读懂《红楼梦》，为什么?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胡适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十分有限。西方哲学宣扬的科学主义是基于早期自然科学概括出来的，欲把握其真谛，须有足够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新红学创建时期的中国还谈不上现代自然科学，由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国学家尤其难以掌握自然科学;就是那些留过洋的人，他们在国外所学的也不是自然科学，不具备掌握科学精神的实践基础。胡适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赞美《红楼梦》时说:“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到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修养训练的机会”。(《与高阳书》)此言大错特错，表明他对曹雪芹的考证也颇为片面。但把其基本话语模式套用于胡适本人倒颇为合适:“适之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到科学修养训练的学者，他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化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科学修养训练的机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大体都如此，此乃他们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相比之下，鲁迅要相对好一点，他通过学习西医而比胡适更接近西方科学。

第二，一定文化是一定经济、政治等社会存在的观念形态反映，小说更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化反映。欲揭示《红楼梦》的社会历史意义，把握其思想性，唯一科学的理论武器是历史唯物论。胡适恰好相反，他打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旗号，拒斥马克思主义于红学之外，实际使自己站在科学的对立面。鲁迅由于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论，并运用于他的学术研究，终于成为红学第一波中对《红楼梦》认识最正确、最深刻的人。

第三，中国文艺复兴在思想路线上始终存在尖锐的分歧，大体可归结为三种。一种极端是主张全盘西化，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一种极端是全盘复古，拒绝吸收外国文化。正确的方针只能是毛泽东所说的:学习外国科学的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使之中国化。胡适恰恰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他鄙视中国文化，鄙视《红楼梦》，评红的动机仅仅是借机传播西方科学，而不是深入挖掘《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他心目中的中国文艺复兴，实质是以美国文化全面取代中国文化。相比之下，鲁迅虽然也有废除汉字之类片面认识，但拒绝全盘西化，始终把《红楼梦》视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精品。

第四，胡适是一个颇有政治兴趣的学者，对美国式政治尤其情有独钟。他的学养使他厌恶北洋军阀时期的中国政坛，那里也不可能给他施展政治才华的余地，当时他在中国能够活动的舞台只有学术文化领域。这一点成就了他的《红楼梦》研究。北洋政府后期，特别是亲美的蒋介石政权站稳脚跟后，胡适以为在中国推行美式政治有了可能性，便越来越多地步入政坛，直到竞选总统。胡适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美式民主不合中国国情，他的努力注定不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他骨子里毕竟是个学者，并不真正懂得政治，这注定他在政治上玩不出可以同红学相比较的成就。就玩政治而言，胡适有其意而乏其技，所以“他让蒋介石玩于股掌之上而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以美式政治为参照系，不可能从《红楼梦》中解读出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智慧。所以，政治兴趣越浓，胡适对《红楼梦》的兴趣越淡，学术嗅觉越不灵，对学界关于《红楼梦》的新认识一概无动于衷。

第五，胡适那一批中国学人对科学主义的信奉已蜕变为迷信。梁启超最典型，他被西医错割无病的肾脏，还坚持说那是科学。他们不懂得，科学主义是西方哲学为简单性科学量身定做的，它尊奉机械唯物论和还原论，推崇线性思维，本质上只是为工业文明服务的。简单性科学原本只是科学系统的一种历史形态，却被错误地当成唯一可能的形态;它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真理性，却被误认为永恒的绝对真理;它原则上不适用于研究文学艺术之类复杂事物，却被胡适等人视为普遍适用的学术利器。简单性科学本质上是自然科学，20世纪初的中国还谈不上自然科学，胡适等人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近乎为零，不可能真正懂得西方科学的真谛。由这样一批人来判定什么科学、什么不科学，实在是一种科学幼稚病。

不感兴趣却花很大力气研究《红楼梦》，创立新红学却没有读懂《红楼梦》。新红学第一波这些与胡适联系在一起的怪现象，正是那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复杂性、学术复杂性、文学复杂性、《红楼梦》复杂性的一种客观表现。胡适在红学上成也复杂性，败也复杂性。成功在于他把围绕《红楼梦》作者和版本问题上的人为复杂性排除掉(只要考证出足够的材料，这种复杂性就是可以消除的假象)，恢复了原本简单确定的真相。胡适考证的成功向中国人印证了简单性科学的一个基本信念:复杂性是表面现象，只要用科学方法揭示假象，事物固有的简单性就会呈现出来。这使得胡适声名鹊起，近百年来粉丝成群，但也由此而骗了胡适一辈，埋下祸根。因为现实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文学艺术属于复杂事物，高度忠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复杂性的《红楼梦》也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是消除不了的。把简单性科学行之有效的方法移用于《红楼梦》研究这样的复杂性问题，必犯把复杂性人为简单化的错误。由于迷信科学主义，胡适压根看不到红学固有的复杂性，用他理解的科学方法研究《红楼梦》，必然在科学的名义下传播非科学的东西。接受胡适的判断意味着考证之外《红楼梦》再没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红学应该到他为止。所以，胡适的《红楼梦》研究从科学出发，最终却走向非科学;如果不突破他的藩篱，也就结束了新红学。

第六，波普尔由于否定唯物史观，试图仅仅在所谓客观知识范围(世界3)内论述科学的进化模式，不可避免带上唯心史观的谬误。问题P1、P2的提出，问题情景的形成，猜想的产生，验证方案的制定，都深刻联系着社会实践，联系着世界1和世界2，波普尔却认为都能在世界3中自主地解决，显然有主观唯心主义成分。胡适的理论内含更多的唯心史观，提出科学假设不能只讲大胆，首要的在于承认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过分强调大胆假设就会陷入唯心论。我们从现实生活中看到，有人在“大胆假设”的旗号下，以捏造的事实为假设，再煞有介事地加上一些东拉西扯的“论证”，利用善良人们对舆论阵地和学者名人的信任，去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故对胡适思想的这些方面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三、红学第二波:毛泽东派红学的贡献与不足

创建新红学使胡适在红学界转变为强有力的他组织者，他的成就产生了鼓舞和引领作用，红学后人(包括毛泽东)都从其研究成果中获益;他的片面性、局限性也影响着红学界正误、优劣的判断，以及研究课题和方法的选择。《红楼梦》研究不可能止步于考证，真正深入的科学工作还在后头，胡适的无知和错误却构成很大的阻碍。有阻碍就会有冲击阻碍的努力，迟早要形成对胡适派红学的挑战，这也是学术发展中的自组织。

20世纪欧洲的文论界相当活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纷呈，相对而言，它们比实用主义、自然主义有更多的科学性，更有助于认识《红楼梦》，且都在不断传入中国，影响着红学的固有格局。3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辰冬及其大作《知味红楼》(原名《红楼梦研究》)就是一个突出事件。作者用西方文学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从人物描写、结构、风格、情感表现等方面论述它的艺术价值，判定曹雪芹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同莎士比亚相比肩，旗帜鲜明地同胡适唱反调。借用余英时的语词讲，这是胡适派红学自身失误“逼出来”的。

红学的创新无非来自两方面:一是红学队伍中某些人学到新思想，发现新视角，掌握新方法，便转换立场，着手清除旧观点;更多的是红学队伍之外有新思想、新方法的新人加入，开创新流派。李辰冬是带着新的文论思想加入红学的新兵，惜乎单兵作战而未能形成派别。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其中不乏《红楼梦》爱好者，他们自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思考《红楼梦》，因而成为红学的潜在力量;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在红学界异军突起。从自组织理论来看，用结构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都不是“外加的”，而是红学内在逻辑和胡适派错误“逼出来”的新动向。如其不然，相对于所谓旧红学，胡适派也是五四运动等因素“外加的”。系统内部出现的自组织新动向，常常是系统对外部环境中新动向的自发响应。外在的他组织必定要在系统内部引起反应，也只有转化为内在的自组织才能开花结果。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毛泽东。他关注《红楼梦》始于学生时代，贯穿于其生涯的每个时期，且兴趣越来越浓厚，学术水平越来越高超，红学观点越来越独绝。客观地看，毛泽东也是一个被红学内在逻辑和胡适错误逼出来的红学家，其红学思想演进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学生时代至初到延安是第一阶段，他此时看重的主要是贾宝玉“有叛逆精神，是革命家”，阅读和宣传《红楼梦》以“寻求革命的文学支持”，还算不上研究《红楼梦》。40年代到1953年是第二阶段，这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红学观点的形成期，还不为红学界知晓。1954年以后是第三阶段，他的红学观点不断深化和扩展，并以独特的方式介入红学领域，导致红学界的大变动。尽管毛泽东没有红学专著，但我赞同这样的说法:毛泽东“评价《红楼梦》远远多于高于任何中外名著。”他的基本观点影响巨大，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学界已有毛泽东派红学的说法(余英时不恰当地称之为“斗争派”红学)，尚不知红学界主流如何评价，但我是接受的。中国文艺复兴第二波也是新红学第二个发展时期，文艺复兴第二波的主将也是红学第二波的主导者，革命家、理论家、哲学家、军事家毛泽东也是红学大家，此乃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大奇观，值得深思。

延安13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新民主主义论》阐述了他的文化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述了他的文艺观，《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阐述了他的学术观、科研观(特别是关于搞调查研究的论述)。这一整套系统而新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观点，必然要被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应用于《红楼梦》研究，形成独领风骚的红学思想。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他的红学观被人们接受和发扬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转化为影响红学走向的强劲他组织力。李希凡、蓝翎1953年对胡适派红学的批判文章，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自组织地产生出来的，它绝不是什么政治力量“外加的”，而是红学新人在红学内部向红学主导学观点的挑战。

对于毛泽东派红学的贡献，董志新给出他的论述，我基本赞同。这里拟换个角度梳理毛泽东本人对红学的主要贡献，我把它归纳为10点，最后两点留在后两节讨论。

1、明确提出是否“读懂”《红楼梦》的问题，主张反复读、“精读”，要做到“读得懂”，“讲得通”。他如此讲的直接对象是《红楼梦》的一般读者，也有意针对红学界，因为他判定胡适派没有读懂《红楼梦》。曹雪芹生前就担心世人不能读懂他的书，留下“谁解其中味”的浩叹。“解味”才算读懂，细加考证却“不解味”，就是没有读懂。提出“读懂”的问题表明毛泽东与曹雪芹心灵相通。承认《红楼梦》不是轻易就能读懂，才会重视解读态度、指导思想和阅读方法的选择，并舍得下功夫。这应该是红学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欲读懂《红楼梦》，首先要对它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客观、正确的评价，须抱着崇敬的态度。说彻底点，红学家首先要正确评价中国文化，鄙视中国文化者对红学难有大贡献。如果视《红楼梦》为闲书，“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7］79，就不会花大力气去挖掘被假语掩盖的深刻社会意义，也就难以看出那超凡脱俗的艺术手法。在这方面，胡适走的要比俞平伯远得多，且俞先生与时俱进，胡先生始终不渝。针对胡适派贬低《红楼梦》的观点，毛泽东从不同侧面揭示此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双方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可谓天壤之别、云泥之隔。

3、毛泽东发表了许多如何读懂《红楼梦》的看法，包括两个层次。至少要读五遍、要读后四十回等属于技术性问题，无须深究。毛泽东首先要告诉世人的是:欲读懂《红楼梦》，认识它的社会历史意义，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而论，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作品好与坏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7］73他按照这个标准评价《红楼梦》，给予高度肯定，揭示胡适贬低和鄙视《红楼梦》的非科学性。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引入红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红楼梦》，毛泽东贡献最大，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核心观点主要是他提出来的。因毛泽东介入和他的特殊影响力，《红楼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才达到现在的水平，曹雪芹才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

4、找到解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红楼梦》是多主题、多视角的文学巨著，爱情描述最牵动一般读者之心，是主题之一，但非唯一主题;是分主题，而非总主题。宝黛爱情悲剧，玉钗婚姻悲剧，是在贾府盛极而衰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贾府是封建社会的缩影。《红楼梦》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揭示出封建制度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暴露那个社会的世态炎凉、妇女地位不公平、人才被摧残等弊病，思想内涵极为深厚，文化含量极为富饶。作为爱情小说的《红楼梦》，人们易于“解其中味”，因为人人都有爱情经历，雪芹又采用明写笔法。作为社会历史小说的《红楼梦》，真“解其中味”的人实在难得，因为那需有必要的社会阅历、思维能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之曹雪芹用的是暗写笔法，把真事隐去，读懂它需要细心、耐心、悟性。毛泽东提出全新的读书视角:作为历史来读，作为政治小说来读，从阶级斗争角度来读，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而读，等等。由于胡适派的独大，加上西方文论盛行，“宝黛爱情唯一主题说”长期支配着红学界，造成种种消极影响。对于消除这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5、努力使《红楼梦》走出纯学术圈子，成为全体中国人学习中国文化的阵地。特别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利用各种机会提倡读《红楼梦》，对子女讲，对卫士讲，对身边工作人员讲，对高级将领讲，对高级干部讲，对一切他有机会接触的人讲，真可谓“到处逢人说红楼”。基于自己对《红楼梦》思想、文化、社会、政治意义的高度评价，毛泽东极为重视发挥《红楼梦》的文化教育功能，希望人们通过读红而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封建社会，了解革命和建设中的困难，吸取工作智慧、人生智慧、政治智慧。

6、红学界一般都把红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分领域，属于专家眼界，局限性很大。毛泽东从中国文化系统的全局考察《红楼梦》，又从中国社会演化发展的全局考察文化发展。更进一步看，他是从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全局思考中国新文化发展，《红楼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这使他的红学研究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才会生出那些振聋发聩的红学观点。在这一点上，红学界迄今没有、将来也难有人能够望其项背。

7、对于红学中科学方法的应用，毛泽东也有重大贡献。他明确肯定考证是一种科学方法，认真研读过从胡适到周汝昌的考证派大作，并在考证派科学成果之上建立起他的红学观点。他自己有时也搞考证，甚至也搞点索隐。毛泽东反对的是过高估计考证的作用，认为“不能说它就是唯一的科学方法”［7］41，矛头显然指向胡适派方法论观点。毛泽东没有系统论这个概念，却是罕见的现代系统思想大师，系统论强调的整体观、环境观、结构观、过程观、动态观等，在他的红学观点中都有鲜明的表现。曹雪芹不可能有阶级斗争的理论意识，但由于对清代社会作出高度真实的描写，《红楼梦》实际上反映了清代阶级斗争的客观性和复杂性。毛泽东第一个看出《红楼梦》“是讲阶级斗争的”［7］146，“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7］150，认定只有引入阶级分析方法才能读懂、讲通《红楼梦》［7］153。这在红学中是开先河的，具有特殊的深刻性。

8、社会复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系统的网络性，而社会网络的复杂性远甚于当前复杂网络理论所揭示的复杂性。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宗法制度，主干是大量“联络有亲”的封建大家族所形成的网络，满清王朝把这个特点发展到历史的顶峰。《红楼梦》描述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网络更是直接连通着封建朝廷，深陷清王朝高层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是导致贾府由盛到衰的主要原因。尽管曹雪芹相当成功地把这种政治斗争隐去，用“吊膀子”之类假语敷演出来，却也对这个网络的结构、运行机制、兴衰过程的复杂性给出极为出色的形象刻画，问题在于如何科学的解读。胡适思想的浅薄使他看不到这种网络复杂性。曹雪芹的高明和“狡黠”(脂砚斋语)骗过200年的红学界，直到毛泽东才开始被识破。毛泽东指出:“《红楼梦》描写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个贵族家庭的兴衰”［7］124，它“主要是写四大家族统治的历史”［7］126，即这个家族网络形成、演变、衰落、解体的历史。他批评新红学家“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判定“那是个总纲”［7］136，即理解四大家族网络的总纲，纲举才能目张。毛泽东尚无复杂网络这个概念，但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红楼梦》的网络性，表现出对复杂性的特殊洞察力。

毛泽东派红学也有其局限性:

其一，在张扬科学性上，毛泽东派红学既取得重要进展，也存在重大缺陷。他们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红楼梦》研究中唯一的、完满的科学方法，其中一些人甚至不承认考证方法的科学性，更不关心世界科学的新动向，对国外正在孕育的新科学、新方法的了解落后于李辰冬。20世纪中期诞生的新兴科学正在改变科学的范式，预示着科学整体作为系统开始了历史形态的根本转变——从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演变，但中国学术界、包括红学界对此一片茫然。他们眼中的世界水平就是苏联文论的水平，而苏联后期的文论越来越远离辩证唯物主义，远离科学新潮流。

其二，在红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存在简单化倾向。民主革命的实践表明，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它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左倾机会主义者简单化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曾经造成严重后果。新中国建立后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有新的特点，红学中应用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对教条主义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缺乏警惕性。以对《红楼梦》作阶级分析为例，不仅马克思主义红学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学术争鸣变成政治斗争，就是毛泽东本人的认识也有简单化之嫌。断言“刘姥姥是个典型的农民”［7］346就值得商榷。刘姥姥的娘家和婆家是什么成分，小说没有交代，她晚年生活依附女婿王狗儿，其祖父与王家连过宗，属于破落官僚地主的后代。刘姥姥成功地周旋于贾府上下，也不是典型农民能够做到的。所以，刘姥姥是农民，但不典型。书中直接描述的是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主子对奴才的思想毒害、奴隶之间的分化和争斗写得很成功，六条人命案是阶级压迫残酷性的铁证，但这些都无助于认识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矛盾。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在农民和地主之间，曹雪芹并未将这种阶级斗争的“真事隐去”，由于缺乏直接的生活感受，有关地主和农民矛盾的描写远不如描写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那样生动而细致。至于代表社会演变方向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制度的冲突，书中反映的很不明显。

其三，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发难本来是红学界的自组织现象，如果有关部门处理得当，也可能通过正常学术争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红学中的主导地位。由于低层他组织的错误压制，引来毛泽东这个最高层次他组织者的介入，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客观地看，把批判胡适派红学作为一种运动来搞，在当时有某种历史必然性，获胜的阶级在文化上发动进攻乃历史的常事，也确实取得正面的积极效果。但副作用相当严重，留下沉痛的教训。社会是钱学森所说的特殊复杂巨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缺一不可，但两者必须辩证地、科学地整合起来，这本身就是社会复杂性所在。他组织大体有两类，或刚或柔，或硬或软，或为指令式，或为诱导式。红学的历史表明，学术文化领域的他组织宜柔不宜刚，宜软不宜硬，宜诱导式不宜指令式。刚性的、硬性的、指令式的他组织往往即时效果显著，长远看则弊大于利。

有一点值得指出，把那个阶段的极左行为都归罪于毛泽东是不公正的。60年代我在部队时，我们单位禁止读《红楼梦》，理由是销蚀革命斗志。这显然有违毛泽东的主张，可见毛泽东那时的权威也是相对的。又如批判遗传学，是毛泽东出面制止的，但那些批判的组织者后来又成为极右观点的鼓吹者，却把错误推给毛泽东。

四、红学第三波(一):百家争鸣局面初步形成，红学科学环境的根本改变

1970年代后期以降是红学的第三波，学界已有多部专著给出总结、评析，无须我这个门外汉置喙。这一节的设置是为了全文的逻辑完整性，并顺便谈以下几点总体看法。

(1)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红学界已初步形成，考证派、索引派、小说评点派等，或者说胡适派、毛泽东派等，都占有一席之地，这才是红学的正常状态。

(2)马克思主义红学观点在接受质疑和批判的氛围中巩固了主导地位，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学术功力的著作，大陆原先非马克思主义的红学名家大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红学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3)毛泽东关于21世纪要给胡适恢复名义的承诺兑现了，这是形成百家争鸣局面的重要条件。但同时又出现无原则抬高、甚至神话胡适的倾向，散发着很强的政治气味:借以贬低鲁迅、否定毛泽东，推销美式政治。它再一次表明《红楼梦》有政治小说的一面，每个时期都有政治愿望强烈的的人借评红说事，他们的兴趣不在红学本身。我们不得不再次说明，胡适的红学思想太肤浅，不具备新的学术生长点;要把《红楼梦》研究引向深入，提升到新的高度，回头向胡适求助是没有前途的。相反，红学新人将反复回到鲁迅和毛泽东那里去吸取思想营养，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

《红楼梦》研究属于人文文化，科学文化是其最贴近的环境，然后才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系统与其环境互塑共生，环境对系统既提供支持，又产生约束，两方面共同形成系统的外在规定性。而系统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在系统与环境反复互动中形成的，带有环境的深刻印记。所以，红学的演进必须考察其科学环境的演进。新红学的兴起是在学术研究科学化口号下启动的，讲究科学性、坚持科学精神是它争夺学术话语权的旗帜。胡适开了头，在红学中引入考证方法。毛泽东突破胡适派的禁锢，从马克思主义中引入更为根本的科学方法，又推进了一大步。但红学前两波的科学环境都很差，红学与科学文化鲜有直接联系，显得科学性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自己的科学异常落后，红学家都缺乏科学文化的训练;另一方面是世界科学本身没有发展到足够程度。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时代，即使站在当时科学前沿的人，也无法把科学最新成果引入《红楼梦》研究。而第三波中科学系统开始出现根本性演变，显著地改变着红学的科学环境。

首先看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大趋势。胡适一代人引进赛先生时，科学系统已经在发达国家开始孕育新的转型演化，只是世人尚不自觉，中国人更不用说。1940年代出现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一系列新兴科学，韦弗更把复杂性作为科学概念，按照研究简单性或复杂性来划分科学史，表明科学界对研究复杂性开始有了自觉意识。又经过30年探索和积累，普利高津于1970年代末明确提出复杂性科学的概念，作出经典科学与新型科学、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划分。简单性科学的基本理念是相信现实世界本质上是简单的，视复杂性为能够消除的表面现象;复杂性科学则相信世界本质上是复杂的，简单性的存在只是局部现象，因而倡导“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迷思，提倡把复杂性当复杂性把握。1980年代以后，随着圣塔菲等学派、钱学森学派等的出现，掀开了复杂性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期。这一科学发展大潮反映的是世界系统的整体演化趋势。

再看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钱学森并非毛泽东的入室弟子，但他尊奉毛泽东为师，牢记师尊的嘱托:“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做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回国后的几十年间，他自认为“我们都在做毛主席要我们做的事: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一再反思“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特别是70年代末以后，钱学森逐步卸去国防科研领导重任，全身心地回归学术界，创立了系统科学的中国学派，把中国系统科学带到世界领先地位，进而又创立复杂性科学的中国学派。简单性科学时代的中国科学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在复杂性科学的初创时期，中国已经跟世界强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了自己的科学学派。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空前的，表明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已成为世界重要角色。这就为红学发展造成空前有利的科学文化环境。钱学森没有涉足红学，只是从计算机应用的角度评价过彭昆仑的工作。但系统科学、信息科学、非线性科学的发展，或者说复杂性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复杂性科学的发展，表明红学与科学前沿隔膜的困境就要成为过去，红学家可以从自己的国家获取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还应该注意毛泽东的复杂性研究及其理论结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和处理复杂性的定性理论体系，但尚无明确的复杂性概念。拼搏在中国革命这种特殊复杂环境中的毛泽东，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对复杂性获得极深刻的领悟，并从哲学思想和方法论上加以科学的概括。钱学森是这样评价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就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住它的要害……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正是指导我们研究复杂问题所必需的。”钱翁认为，《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复杂性研究提供了最有效的哲学指导，特别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这里再简单评介毛泽东有关复杂性的几个命题。(1)“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是复杂性科学基本假设的毛泽东表达，凸出的是系统的多样性、多维性，以及复杂性的客观性。作为分命题，他还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同上，1158)。前一句仍然是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假设，后一句提出了思维复杂性问题，也就是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切忌简单化的方法论思想。(2)“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498)，“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1162)此命题讲的是现实世界本质上是非线性的，不是简单性科学设想的线性世界;认识非线性世界要用非线性思维，要有走非线性之路的自觉性。(3)“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这是关于复杂性的哲学定义，尤其具有学术价值。意识到需要给复杂性下定义，表明毛泽东对复杂性的认识已进入建立科学理论的高度。

社会是强非线性系统，把科学文化的新成果应用到到人文文化，其间有明显的滞后，科学文化的变革不可能在人文文化中引起同步变革。上述科学文化的重大进展实际上是为第四波做准备的。但科学与人文毕竟是文化系统的两个分系统，正在历史地走向融合。故第三波中科学文化的上述巨变也会在第三波红学中获得一定的实时反映。

五、红学第三波(二):周汝昌晚年红学研究的新路向

新红学诞生以来，对《红楼梦》未作简单化处理的第一人是鲁迅。他的时代尚无复杂性概念，但他关于《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如“人情小说”的定位，关于贾府“大故迭起”、“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概述，艺术上“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的评价，等等，都相悖于简单性科学时代的文论，连通着复杂性科学的文论。

最先领悟到《红楼梦》研究之复杂性的中国人是李辰冬。这无疑同他的留法背景有关。欧洲从20世纪初起就成为孕育复杂性科学的温床，文艺理论的发展也与此有关。他从那里学到系统、整体、结构等概念，对系统的动态性、非线性也有领悟，所以才会以海浪比喻《红楼梦》的结构:“前起后涌，大浪伏小浪，小浪变大浪”［3］112。更可贵的是他受日本学者森谷克已的启发，提出“社会意识跟社会演变之复杂而亦复杂”的重要命题［3］107，既承认社会演变的复杂性，又承认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包含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的思想成分。他用这个新思想考察《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和结构设计，比较不同文学作品，判定《红楼梦》优于其结构“错综错杂”，《金瓶梅》劣于其“结构简单”。按照结构的简单或复杂来判别文学作品之劣或优，实为文论的一个重要新观点。李先生得出一个总判断:“中国自《诗经》以来，以表现的社会意识复杂论，没有过于《红楼梦》者。”［3］107以表现社会意识复杂性的水平判别文艺作品的高下，据此评价《红楼梦》，实在是超越时代的高论。可惜李辰冬不久离开了那个科学气息浓厚、开始反思简单性科学的文化环境，加上他后来在中国历史分叉点上的政治选择，后半生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使他日渐远离孕育中的复杂性科学，对红学复杂性的认识也就到此为止。不妨设想，如果李辰冬读过《科学与复杂性》(Weaver，1948)等著作，又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开创红学的新局面。

在对复杂性的关注上，马克思主义红学家总体上落后于李辰冬。何其芳、李希凡、冯其庸等人的红学作品都没有从复杂性角度立意。蒋和森《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1958)引用高尔基的名言“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但在具体阐述时并未触及复杂性，表明他没有把复杂性理解为一个科学概念。就是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把复杂性当成学术概念，他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的复杂性思想迟迟没有用到《红楼梦》研究中。据董志新收集的材料看，他在1960年提出“通过看《红楼梦》了解历史和社会的复杂性”［7］13，是其红学思想的重要发展，但只是讲给子女听，似乎无意传给红学界，表明他尚未明确意识到复杂性对红学的科学意义。整个20世纪后半段，复杂性都没有作为一个科学新概念进入红学家的视野，这也是历史条件的限制。

事情的变化出现于新的世纪之交，复杂性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红学著作中。如李希凡提到《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但都缺乏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的自觉意识，只有周汝昌是个例外。红学家作考证时不会遇到真正的复杂性，考证者是以消除复杂性为己任的，周汝昌也如此。一旦转向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学家就会遭遇不可消除的复杂性。当科学界尚未意识到科学从简单性向复杂性的历史性转变时，红学家更不会把复杂性作为科学概念引入。不过，如果科学界和红学界同时出现变化，问题就不一样了。因集大成式考证而崛起于红学界的周汝昌，进入新世纪后用很大精力论述《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此时的复杂性研究在中国已热了10多年。我估计思维敏锐又极具个性的周先生一定注意到科学界的这一动向，因为复杂性研究能够与他的美学思想发生共鸣，跟他的红学思路出现交叉。这反映在《红楼小讲》、《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十二层》等著作中，最突出的是《小讲》，17万字的著作中“复杂”一词出现过30次。还有大量批评红学中简单化倾向的文字，如说有些关于《红楼梦》的讲解“把事情简单肤浅化”［19］269。他并非泛泛提及复杂，而是有具体所指，如“复杂的历史原因”、“复杂的思想理论”、“复杂的矛盾斗争”、“复杂的相互关系”等，以及人的复杂性、情感的复杂性、心理的复杂性、结构的复杂性、层次的复杂性、过程的复杂性、内涵的复杂性等，且大多有展开来的分析论证。本节拟对他的复杂性观点就以下几方面进行述评。

1、跟复杂性科学基本信念的共鸣。周汝昌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按照曹雪芹的理解认识，天底下的事是复杂的，不是一个死模式套出来的。”这是一个超越红学范围的一般性命题，实即上节所说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假设，复杂性科学家关于现实世界的基本信念。在周汝昌看来，曹雪芹超前200多年从文学上领悟到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思想;或者说未经简单性科学洗脑的曹雪芹，从来没有想过把复杂的现实世界作简单化处理。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突出优点，被曹雪芹极其成功地体现在《红楼梦》中。

2、对《红楼梦》复杂性的基本判断。关于《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周汝昌的两个命题特别值得注意:(1)《红楼梦》“全副精神是写人”;(2)“在生活现实中，人具有何等的复杂性，他就写得他(她)何等的复杂”［19］63。这是对《红楼梦》及其作者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全新判断，开红学的一大先河，不妨称为周汝昌命题。接受他的判断，意味着红学进一步发展必须系统地引入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红学将要成为复杂性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3、系统观点。198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勃兴的“三论热”影响，红学界引入诸多新概念、新方法，似乎找到红学进一步科学化的新方向。但总的来说效果不显著，对“三论”的了解相当皮毛。就我的阅读范围看，周汝昌收获最多，系统、整体、环境、结构等概念大量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且用得颇有深度。他喜欢用“大”字和“总”字，大整体、大布局、大思路、大结局、大分水岭等，总命运、总构想、总精义、总结局等。其用词未必都科学，但贯彻“从整体上考虑问题”的系统原理，这一意图很明确。关于如何“谈论雪芹的整体思想”，批评红学界“以局部为全部”的现象，评论曹雪芹“整体的美学观”，抨击后四十回使“原来的整体性全被破坏”等，都颇有见地，抓住了系统论的根本精神。就庚辰本“庄子因”被他本改为“庄子文”一事，周先生郑重声明“‘庄子因’三字，是一个整体的专名词，不应拆散、支离破碎地来对待”［20］169。尽管小事一桩，却体现了坚持整体观的执着，还准确地揭示出非整体观的一种表现方式:拆散整体。

4、多样性观点。单一性是简单性的基本内涵之一，多样(元)性是复杂性的基本内涵之一。为揭示曹雪芹超越时代的多样性观点，周汝昌用多棱镜、万花筒比喻《红楼梦》，剖析它的多主题、多手法，说曹雪芹“很懂得运用‘多镜头’、‘多角度’、‘多层次’、‘多衬染＇的手法”［19］91，且都有具体论述。他特别赞美曹雪芹“一笔多用”的艺术手法，不喜欢单打一的作品，批评“习惯于用‘单打一’的思想方法和眼光去看雪芹的笔墨”。他对作者有这样一个入木三分的概括:“雪芹的神奇本领就在于:他好像能站在任何一个‘立场点’去观察事物，又好像曾和任何一个阶层的任何一个人都在一起‘生活过’。”［19］91

5、非线性思维。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来源于非线性关系或非线性相互作用。而简单性科学本质上是线性科学，张扬的是线性观点、线性思维和线性化方法。反映在小说理论上，西方文论特别欣赏故事情节的线性流走;而中国文论赞赏的是曲尽其妙，相信曲径通幽。线性思维通过简单性科学和西方文论传入红学界，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却长期不自觉。进入21世纪后，红学界开始响起批判线性思维的声音。白盾说:“长期来，我们陷在线性思维的模式中，‘不是，就是’，‘要么，要么’”。王蒙讲:“一个作品越是忠实于生活，视野开阔，越是必须突破线性结构”。就是说，作者按照线性思维设计，必然产生线性结构;运用非线性思维设计，才会有非线性结构。周汝昌在这方面也走过弯路，他回顾说:“后来，我学会了思路要能‘拐弯’、‘侧取’，方可领会雪芹千变万化的笔法匠心。”应用非线性思维方能领会雪芹千变万化的笔法匠心，这话说得精彩。拜读周汝昌的著作使我认识到，《红楼梦》极为出色地体现了文学作品应有的非线性方法、技艺;从深层次看，反映了作者无以伦比的非线性思维能力。

科学上讨论的非线性现象在《红楼梦》中差不多应有尽有，表现为勾连、交织、曲折、回环、断续、涨落、切换、伏线、或渐变、或骤变等等，且描写生动、形象、自然，称得上出神入化。周先生对此有许多具体的分析，如分析作者对小红与贾芸相爱的描述，在初次偶然相识、相互留意之后，“也不是‘直线发展’、‘一望到底的’”，而是经历“曲曲折折”才真正建立起来。［20］88他还把这类具体分析上升到思维方式层次，批评“用‘单一直线’的思路与眼光去看去‘评’雪芹的‘不单一’!”的做法［19］105，并概括为“‘直线单行逻辑’推理”，强调“讲文化的事，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合用的，那太简单化了［20］258。”批评“直线单行逻辑”，或者称为“单层单面单一的直线逻辑”，意味着提倡“多线并行逻辑”，这正是复杂性科学需要的逻辑概念。

6、信息观点。曹雪芹对信息有超越时代的领悟，笔者曾利用《红楼梦》的文学事实讨论过信息复杂性问题。周汝昌后期红学作品吸收了信息、解码、破解等概念，有意从信息角度考察《红楼梦》，颇有新意。这里也只谈一点。设置小说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的寓意，脂砚斋释义为“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一直为红学界接受。前者解得确切，后者令人生疑。全书处处有假语，村言基本谈不上，作品着力最多的裙钗们和花王贾宝玉，讲的全是锦言绣语，哪来的村言粗语?看来“假语村言”也有真有假，“假语”为真，“村言”为假。寓意若何?周汝昌质疑脂砚斋，主张把“假语村言”解释为“假语存焉”，“村言”实“存焉”的谐音，说“作者想以假存真，实录世情”。我以为他的解释更科学、合理(是否为周先生首创，我无根据，我是在他的著作中首次看到的)。存即存储、存取，是信息运作的基本环节、信息科学的重要概念，周先生的解释把红学同信息科学联系起来了。“真事隐，假语存”，既是《红楼梦》的写作方技，又体现曹雪芹的信息观。“事”和“语”的关系是信息与载体的关系，社会信息的编码表达、存储、解码远比通信工程的相应操作要复杂丰富得多，无法从简单性科学中得到帮助。把真事隐去，用假语表达和存储，这能够做到吗?这符合信息科学原理吗?如何做到?又如何从假语中解读出隐去的真事?《红楼梦》包含了曹雪芹对这些问题给出的肯定性回答，显示出用假语存储真事的高超技艺。确实，被隐去的真事并没有消失，只要你有能耐，就可以用假语表达出来。但由此而大大增加了解读的难度，令曹公抱着无人“解味”的担心离开人世，这本身就表现了社会信息的特殊复杂性。周汝昌以“存”代“村”(索隐)，就许多具体故事情节作出解读(考证)，也显示出他对信息问题的出色领悟。

7、曹雪芹笔法的复杂性。周汝昌判定:《红楼梦》“局面之阔大，关系之复杂，非一般叙事法所能为力”。［19］258曹雪芹采用何种方法是周先生晚年研究的重点之一。他爱用笔法一词谈论《红楼梦》的艺术性，明确把曹雪芹的笔法作为红学面对的“复杂问题”之一［19］105，断言书中暗写的“情形复杂异常”［19］74，等等。他通过诸多精细分析来说明“雪芹的笔是在热闹、盛景中紧张而痛苦地给后文铺设一条系统而‘有机’的伏脉。”［20］185我们只讲他对《红楼梦》如何描写社会网络复杂性作点分析。周汝昌也没有网络复杂性概念，但他事实上把四大家族作为网络理解。他的网络分析涉及四个要素。(1)多线。单线织不成网络，网络只能由多条线织成。多线是周先生经常使用的词汇，判定家破和人亡是两大主线，还有数不清的支线;写法上则有明线与暗线之分，(2)交织。多线而并行者不是网络，多线而交织必成网络。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编码表达出来的，码符只能是线性链结构。网络的多线性与码符的线性链结构相互矛盾，故惯于线性思维者看不到网络性，必然把《红楼梦》人为地简单化、肤浅化。(3)伏脉。面对上述矛盾，曹雪芹的解决办法是区分明线与暗线，在难以计数的网络线段中，每一处只有一条线在明处，其余所有的线都隐伏在暗处。这就要求明与暗不断转换。曹翁极其善长这样做，铺设了一条条“系统而‘有机’的伏脉”。这是《红楼梦》既极具吸引力、又不能轻易读懂的原因之一，周汝昌极力强调这一点，给出大量虽然零散、却颇有启发性的剖析。(4)节点。不同网线的交叉处为节点，网络是以节点为元素组成的系统，连线(边)反映系统的结构。《红楼梦》的节点即贾府发生的大小事件，如黛玉葬花、熙凤弄权等。节点或为新线引入处，或为明线与暗线转换处。作者引导读者沿着一条明线走向某个节点，立即中断原线路，转向新线路，让粗心的读者产生断裂感。“伏线千里”常导致节点的“遥遥呼应”，这让初读者生零乱、突兀之感，会心者则识得作者的“狡黠”笔法，钦佩其文心深细，精美绝伦。周先生的这类剖析文字也助我理解了许多过去没有读懂的情节。

8、对矛盾复杂性的刻画。《红楼梦》表明，曹雪芹是一位辩证思维大师，极其善于运用矛盾复杂性原理观察社会，编撰故事，塑造人物。真假，有无，好坏，正邪，虚实，兴衰，隐显，等等，关于这些矛盾方面对立统一所形成的复杂性，书中都有描述，引起周汝昌的关注。他的分析和挖掘使我懂得，联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既是曹雪芹笔法之纲，也是表现社会和历史复杂性之纲，人类社会历来是真与假的综合体，真话，假话，说出来都是文化。这是文化复杂性的重要来源。周先生对由此生成的复杂性多有分析，还认为《红楼梦》中真与假的对立统一也表现在笔法上:“雪芹的一大笔法，就是半笔假，半笔真，真中假，假中真。”［19］17他特别关注正与邪的矛盾，拈出“正邪两赋论”大做文章，第一个指出《红楼梦》着力写的是“正邪两赋而来之人”，“这种人，本身就带着复杂性”。［19］39这些都是独具慧眼的新观点。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周汝昌旗帜鲜明地反对在红学中“事事奉洋为上，惟外是尊”［19］161，这同鲁迅、毛泽东、钱学森的主张是相通的。中国文艺复兴要健康地发展，包括红学的健康发展，必须清除崇洋迷外的劣习。

周汝昌从复杂性角度探索《红楼梦》的工作无疑也有其不足，最明显的是不系统，没有写出专著，有些地方似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我们看重的是他致力于开辟新思路，为红学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其重要意义，要在第四波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六、红学第四波预测:《红楼梦》研究的巅峰期

红学在中国文艺复兴第四波的命运如何，是一个有歧见的问题。冯其庸给出诗化的回答:“《红楼梦》是洋洋大海，可以无尽地探索”。刘梦溪就红学论红学:“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凡是红楼走红、社会大谈红楼，红运上升、红潮汹涌的时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此时却未必甚佳。红运和国运似乎不易两全”。单就过去一百年看，刘先生所言有一定道理。若放在中国文艺复兴全过程看，此乃文艺复兴和红学发展全过程前半段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之表现，是非线性动力学系统运行规律的必然结果，原则上难以避免。但转机正在孕育中。如果把中国文艺复兴看成非线性动力学系统向着新吸引子(目的态)的演化行为，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有超调的过程，早期过大的超调量无法避免，这必定导致反向超调，再导致新的反向超调，形成一波三折的震荡。但这个系统具有强劲的自学习、自改进、自调节能力，能够使超调量逐步衰减，可以相信三个波峰后就会较为平稳地趋达目的态。有了前三波的经验，有了新的时代和环境条件，第四波可能只会有小涨落，红运和国运两全的局面将会出现。

美籍红学家余英时曾用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分析红学的未来，提出红学革命的概念，未被30年来的历史证实。科学革命一词有被学界滥用之嫌，窃以为它不适于考察红学的未来。我尤其不认同余先生关于这次革命质性和动因的论述。红学前三波虽然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考证查清的历史材料，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复杂性科学产生的初步影响，都是历史性的成就，给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不过，余先生“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话有道理。我的修正是:这种突破不可能发生在第三波，只能在第四波;不是对现有红学进行革命，而是对一百多年红学研究的集大成。考证派的成果要充分肯定，力争有新的收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必须坚持，想把《红楼梦》研究推向前进，却拒斥毛泽东思想，实为南其辕而北其辙。但须切忌不再犯教条式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百家争鸣的局面必须维护和发展，门户之见要摒弃。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引进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全面地研究、评析《红楼梦》。这几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开创红学的全新局面。

前三波红学的通病是科学性不足，红学界的科学观都有明显的片面性，当时的科学发展也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工具，硬要把简单性科学的方法论套用到红学中，弊远大于利。第四波将有根本的改观，复杂性科学才是《红楼梦》研究最有效的科学武器。应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红楼梦》，系统而深入地揭示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主题思想的复杂性、结构的复杂性、人物的复杂性和艺术手法的复杂性，应当是红学第四波的中心任务。

要开创红学的全新局面，还需深思毛泽东的另一个红学观点。就红学看红学，对《红楼梦》的理解总有局限性。跳出红学看红学，跳出中国、用世界眼光看《红楼梦》，才能真正看出它的伟大，把握红学的未来。胡适和李辰冬都有点世界眼光，把《红楼梦》与世界名著作比较，但结论相反:李褒胡贬。这只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世界眼光，层次太低。毛泽东则从世界文化未来发展的高度审视《红楼梦》，考察的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评价它对世界的贡献。他的结论为:《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中国对世界的“三大贡献”之一，“中国的第五大发明”［7］87－89，或者把《红楼梦》与长城并列为两大文化遗产，等等。这些极富幽默感的说法无疑与毛泽东的文学个性有关，但更是极为严肃认真的科学判断。欲准确理解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明白为什么要强调《红楼梦》对世界的贡献，需要从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历史高度加以剖析。

在漫长的历史上，地球人类一直以非系统方式存在着，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开始了世界系统化的历史进程，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文艺复兴为其奠定了文化基础，历经600年到19世纪末初步实现了地球人类的系统化。世界系统的形成完全是西方的功劳，非西方是被征服后才并入系统的，没有什么贡献可谈。然而，地球人类一旦整合为一个系统，建立起一定的结构关系，所有民族都作为同一系统的组分相互作用，就会产生出不以强行实现整合的那种社会力量之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运行演化规律，这也是一种整体涌现性。如此形成的系统具有少数宗主国统治、剥削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结构，属于稳定性、有序性、合理性、鲁棒性极差的复杂巨系统。所以，从那次世纪之交起，这个新生系统固有的非线性动力学规律立即开启了它的自稳定、自纠错、自我合理化、自我有序化的自组织过程，进入其演化的第二个大阶段。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一过程的吸引子(终极目的态)是建立和谐、公正、有效的世界秩序，所有民族能够平等交往，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用控制科学家艾什比的说法，是从“坏系统”变为“好系统”。它显然不可能在欧洲文艺复兴造就的西方文化基础上实现，也不可能在非西方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实现。系统化了的世界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以支持和引领全人类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这就是钱学森所说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起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解放全人类的理论探索，主战场却转移到当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中国。系统化了的世界要从“坏系统”变为“好系统”，主要问题是广大非西方世界如何实现与西方世界平等交往。这不可能在西方主导下解决，在第二阶段的前半程，西方的根本诉求是维持这种不平等。系统化了的世界不能建立在力图排斥乃至消灭所有非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基础上，要承认所有民族的文化贡献，各民族要在文化交往和冲突中学会相互尊重、学习、融合，共同创造真正的世界文化。所以，非西方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改变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进行现代化建设，创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等等，都是对世界范围文艺复兴的决定性贡献。毛泽东和钱学森对这一演化趋势有最深刻的领悟。

胡适以来的红学界远没有上升到这一历史高度思考问题，他们只讲中国文艺复兴。毛泽东的眼界高得多，他考虑的是《红楼梦》对世界、亦即对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贡献。从世界系统演化历史的全局看，整个19世纪，甚至20世纪前40年，不可能提出中国对世界做贡献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世界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华民族平等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晨曦依稀可见，正在建立新的民族文化自信心。毛泽东是全面透彻理解这一伟大历史趋势的第一人，并据此来重新评价中国文化。他不仅提出这个问题，且着手盘点家产，部署实行方案，由此发现《红楼梦》的世界意义。

中国人要在新的世界文化创建和发展中做出大贡献，首先要懂得中国文化，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心。如何做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读《红楼梦》等优秀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红楼梦》，研究如何读懂《红楼梦》，对解放军高级将领说:“不看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不算中国人”，没读《红楼梦》者只是“半个中国人”［7］18。这话有开玩笑的成分，但也是严肃的文化学命题。

从今天的情况看未来，《红楼梦》研究将贯彻于中国文艺复兴全过程，动态地记录和反映这一过程的复杂和曲折。到中华民族全面实现现代化、平等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时，我们对《红楼梦》的理解才能真正达到全面、正确、科学的水平，那时的红学将走向成熟。

最后一个问题是，红学能否对科学有所反馈，推动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回答是肯定的。事物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有来有往才是辩证法。简略地说，《红楼梦》研究对复杂性科学的贡献至少有三方面。

其一，有助于认识复杂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树立防止把复杂问题人为简单化的自觉意识，坚持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来认识和处理的方法论思想。

其二，有助于提炼、检验新的复杂性研究的逻辑工具和科学方法，以有效处理开放性、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等问题。

其三，有助于建立文艺科学。简单性科学的当旺造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和对立。有文艺活动和文艺作品，就有文艺理论。但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文艺理论是学科，而非科学。这在简单性科学当旺的时代是必然的，也是相对合理的。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认识正在改变:“文艺作品不是科学。但是，研究文艺的文艺理论是科学。”钱学森从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历史高度整体地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把文艺科学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大部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等并列，实为科学学的一大创见。文艺科学也有三个层次，文艺创作和赏析的工程技术正在形成中，对它进行理论概括而建立文艺的技术科学也是可以期待的。重要的是能否建立、如何建立文艺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科学，即文艺学。《红楼梦》研究对此将有重要价值，但这需要另文讨论。

［1］苗东升.钱学森与第二次文艺复兴［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1，(6).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81.

［3］李辰冬.解味红楼［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4］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M］舒伟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宋广波.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6］季羡林.季羡林人生漫笔［M］.同心出版社，2000.

［7］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M］.万卷出版公司，2009.

［8］王蒙.王蒙话说《红楼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9］苗东升.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2.

［10］I·普利高津.从存在到演化［J］.自然杂志，1980，(2).

［11］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8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468.

［12］钱学森.钱学森书信(第9卷)［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