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云冈石窟忍冬纹导入大同城市形象中的意义

张 军

（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云冈石窟忍冬纹饰具有单纯与多样的共生形式，其象征意义传承了大同古都的文脉信息，对构建大同现代城市视觉符号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大同城市形象本土语言的铺垫，是大同城市形象设计的根据。

云冈石窟；忍冬纹；大同；城市；审美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外在形象与内在气质的综合体现，是城市品牌战略的核心。城市形象设计的过程是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融合的过程，是运用视觉传达系统张扬城市个性、凸显城市精神的过程。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公众产生认同感和价值观的必要基础。云冈石窟的忍冬纹饰是大同文明积淀成的艺术样式，它在大同城市形象中的导入，是强化古都视觉识别效果，构建大同城市形象本土属性的重要手段。

一、云冈石窟忍冬纹审美功用在大同城市形象中深化

（一）云冈忍冬纹铺垫大同城市形象的本土语言

只有本土的，才是国际的。在大同市围绕“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都、生态名邑、经济强市）城市发展理想，强化特色城市，打造文化旅游大产业［1］的战略目标下，实现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势必要根植于地域文化，要根据大同城市的历史、文化特点，塑造具有本土特色的视觉环境。大同城市形象本土语言的积淀，有以下几个层次：

1．社会层面：鲜卑族拓跋部首领拓跋珪于建国元年（386年）建立北魏。天兴元年（398年）七月，迁都平城（今大同）。至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迁都洛阳，在平城建都凡97年，北魏定都平城后，大同就进入了历史上巨大的转折时期，不仅经济上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对中国北方领土也发生过重要的作用。［2］（P57）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引领着一个时代的美术主流，［3］（P43）被广泛运用在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从而成为北魏平城的时代烙印，并因平城经济文化对中国北方领土的重要作用而影响深远。

2．战略层面：自北魏后，经辽金陪都（西京大同府）、明清重镇，其北方锁钥的战略地位始终如一：大同危则天下危，大同安则天下安。生活在战乱之中的大同各族人民渴求和平，祈求平安，故名平城。［4］（P175）优美流畅的忍冬纹是人们对平安和美之生活理想的艺术表现，是对天界净土的憧憬与向往，其升腾的姿态和无限延展的骨骼样式凸现了宗教的狂热和艺术的狂喜。忍冬纹在现代大同城市形象中的有效运用，既是对历史古都印记的提醒，也是对历史场景与城市精神的张扬。

3．生命层面：历史上的大同，自然条件恶劣，明兵部尚书王越在大同御边时曾赋诗《前提》道：

百里并无犁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同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在大同和中原的汉族政权碰撞、交流，使大同城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多民族的融合，造就了大同人民自古以来的顽强生命意志，也由此熔铸了大同团结、热情、包容的城市精神。关于忍冬纹，目前学界观点有两种：一是藤生花卉“金银花”［5］，因其凌冬不凋［6］而彰显生命力的强盛；一是“树叶纹”是生命之树的象征，融顽强的生命力和佛教“天界净土”等寓意于一体。［7］求同存异，其轮回不断的顽强生命力是大同城市精神的真切写照。

（二）云冈石窟忍冬纹强化了大同城市形象的装饰视角

云冈石窟忍冬纹饰种类繁多，如第七、八窟；或繁缛有致，如第九、十窟。［3］众多的纹饰的骨骼构成以波状、并列状、环状为主，主结构线以二方连续的程式化排列，边饰于窟壁、门框、宝盖龛上层、须弥作层带、背光等处。在内容组合上，常与禽鸟、瑞兽、圭、游戏坐飞天和童子组合表现。如第10窟后室明楣上部明窗边框、第12窟明窗边框、第14窟西壁佛龛龛额内见忍冬与鸟纹的组合；第6窟门框忍冬纹与瑞兽相映衬；第9窟前室门楣和列柱的忍冬纹装饰层带、第10窟前室下层窟壁、第6窟壁均现忍冬套圭纹饰；第10窟后室门楣下部、第12窟前室列柱均现忍冬纹与游戏坐飞天和童子相互呼应。如图一。（第6窟前室北壁拱门横梁）。

图1 第6窟前室北壁拱门横梁

作为辅助形的忍冬纹贯穿在云冈石窟的装饰艺术中，传递出平城时代装饰艺术的审美主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理想。云冈石窟忍冬纹高度提炼的程式化语言和铺天盖地的巨大张力，彰显着图腾式的狂热。纹饰与万般物态相伴而存的混搭样式，更是竭尽映衬、烘托之能事，其装饰功用的开拓是大同城市形象的重要设计视角。

根据大同市一轴双城的规划蓝图：以御河为轴线，西边是古城，东边是新区。古城与新区形成了两大景观，一个历史，一个现代；一个文化，一个生态；一个繁缛壮丽，一个精约典雅。两大景观的差异性发生强烈冲突，在这种文化冲突的气场中，城市视觉识别系统的装饰功用是：对御河两岸的不同文化气场连贯成一体，既体现着统一的本土气韵、又融合成一个“和而不同”的历史文化名城。

在这个视觉系统中，用云冈忍冬纹进行装饰是现代转换的第一步。这也是从图案装饰功能到图形表现功能的转换。忍冬纹在云冈石窟中是以图案的形式出现的，是依附于其他主题上发挥其装饰作用的，是靠形与形之间的组合产生审美体验的，不能单独存在。而借鉴到城市形象中，就要转换成特征鲜明的图形，以突出的视觉语言传达城市理念、提升城市品牌。

云冈石窟忍冬纹饰种类繁多，“拿来”云冈忍冬纹的过程中，要彰显忍冬纹饰作为辅助的表现力：城市视觉形象中的辅助形象是重要的图形要素，能增加视觉识别系统中基础要素（标志、标准字等等）的适应性，丰富城市视觉形象中应用系统（户外环境与宣传、交通系统、公共导示系统等等）的多样性，拓展视觉传达的广度和深度，增强城市形象的传播力。在大同城市视觉形象的设计中，对云冈石窟忍冬纹饰的再设计要抓住其富于装饰的属性，分两个侧重点进行“和而不同”的设计，不同侧重点的应用环境也有所区别：在古城区，全方位立体化的忍冬纹装饰，与凝重静穆的古城气韵相伴而生，渲染出轮回不断的生命精神。从文脉的延续上看，古城忍冬纹的设计与应用均偏重装饰，通过大量借鉴云冈忍冬纹图案的样式和意义，营造绮丽华美、典雅富贵的审美体验；在新城区，要深化忍冬纹饰作为辅助形象的表现功能，从图形本身着手，在造型和色彩等视觉体验方面对云冈忍冬纹进行再设计。

二、云冈石窟忍冬纹审美价值在大同城市形象中升华

（一）象征意义的开拓传承了历史大古都的文脉信息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人论》（An Essay on man，1944）一书中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象征的动物。”云冈石窟的象征符号系统，是拓跋鲜卑人历经漫长而艰辛的大规模种族迁徙和数以百计的战争磨难后，对生命认识与生命渴望的一种表达。这个符号系统，是他们在死亡体验和痛苦体验中所形成的超越死亡、追求永恒之意念的物态显示。［8］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忍冬纹以生生不息的生命状态和盎然生机贯穿始终。其高贵而单纯的意象似滚滚的历史车轮，从尘封的记忆中破空而来；其鲜活的装饰映衬了云冈石窟这一静穆而伟大的人类造物主题。

云冈石窟的忍冬纹富涵多样的象征品格：

1．帝王象征：以昙曜五窟（第16－20窟）为代表，五尊巨大的佛陀本尊造像是“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的结果，是一种人神同形同格的双重象征品格。相伴帝王的忍冬纹，是高贵的皇权符号；相伴佛主的忍冬纹是单纯的净土生灵。

2．人格象征：粗犷雄浑的艺术造型赋予形象雄健、豪迈的体魄和气质，象征了拓跋鲜卑人豪迈旷达的民族性格；舒展畅达的忍冬纹，烘托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3．物态象征：“圆顶毡房”式的洞窟空间、花草纹样、服装样式等物态形式，是拓跋鲜卑人的生命意识和存在状态的真实写照；第7窟后室南壁拱门上部伎乐飞天环绕的摩尼宝珠以忍冬纹为基底托起，拱门正上方中心位置是一朵三叶忍冬花，以一枝三出的忍冬纹向两边呈拱形对称延展。如图二（第7窟后室南壁拱门上部）。

图2 第7窟后室南壁拱门上部

对于对称的组合，人的视觉经过反复扫描，当确认两边相同的形状为“多余”以后，视线会停留在中心以求得安定。［9］此处对称的中心——三叶忍冬花正上方，正是由伎乐飞天映衬的“摩尼宝珠”。与以上形式类似的云冈石窟忍冬纹，是“摩尼宝珠”这一生殖符号的视觉引导，并与“摩尼宝珠”共同构成了一个种族生殖繁盛、育衍不息的象征系统，共同礼赞了拓跋鲜卑族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企盼。

4．原型象征：“圆圈”及类圆形图案固有的吉祥象征意义。忍冬纹饰主结构线在S、O形中变化，遵循利用二方连续形式的排列，左右交互分枝回旋，波波相接、环环相扣，流畅圆转的骨骼样式折射出崇高而明净的文化象征。如第9窟前室北壁拱门西侧、第10窟前室北壁拱门东侧佛龛左右立柱，第9、10窟前室北壁拱门横梁，第10窟后室南壁拱门立柱与横梁等。装饰骨骼浑圆饱满，富贵典雅，是圆形图案吉祥寓意的审美体现。如图三。（第9窟前室北壁宫殿式拱门）。

图3 第9窟前室北壁宫殿式拱门

（二）单纯与多样的共生张扬了生命之城的符号体系

云冈石窟忍冬纹饰是自然形态的变形，是艺术主体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要求作用于创作对象，在自然结构、比例、体积、颜色、质感以及某些精神性内容上解构和重构的产物。它是平城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组合、重新塑造的艺术形象。高度提炼的波状骨骼贯穿于庄严华美的佛国世界中，装饰和点缀出天界净土的自在境界，是拓跋人顽强生命的礼赞！“这些静态的忍冬纹装饰，以简练的形式营造了一种律动的视觉体验：波状的骨骼左右延展、无穷无尽，或层层叠叠、上天入地，起伏波动的生长姿态扑面而来，营造出生机盎然的恍惚真景。这种简练之美，以单纯的音符反复强调出鲜明的节奏和铿锵的音节。简练：“简而实，实而壮，壮而大，其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似乎能看到古诗中“简兮简兮”和“奏鼓简简”舞乐场面。［10］简练的线条与武周山粗犷的石材相统一，书写出质朴、纯正的石头史诗。

凸出单纯气质的云冈忍冬纹形式有两种：一是单一的忍冬纹，不夹杂任何别样的装饰，如云冈石窟第六窟中心塔柱基座的纹饰。如图四（第六窟中心塔柱基座）。骨骼线由渐变的波线作渐层推进；一种是以其他元素与忍冬纹组合成一个单位纹样反复出现。云冈石窟第六窟后室东壁南侧“鹿野苑初转法轮”的“单元式”造像，造像下方以忍冬套圭为带状装饰纹样贯穿第六窟窟壁。单纯的形式组合不间断重复，韵律结构鲜明，节奏直白，呼应了释迦牟尼佛演法说理的雄伟场面和佛法圣谛的高贵气韵。如图五（第六窟后室窟）。

图4 第六窟中心塔柱基座

图5 第六窟后室窟壁

云冈石窟忍冬纹常常与神鸟、瑞兽、飞天、童子等多样形态的组合，每一个连续纹样中的搭配元素（如飞天）都表现出“和而不同”的类似形态。丰富了图案装饰的形式，缓解了视觉疲劳，满足了追求视觉新颖的审美心理。

“可是，当眼睛看腻了连续不断的变化时，再看那些在某些程度上单纯的东西，就会感到轻松愉快。”［15］（P14）结构单纯重复的忍冬纹映衬着形态各异的连续性形象，能起到单纯与多样的互补。“这样，单纯就会使人喜欢，因为它能提高给予人的快感，使眼睛能够更轻松地感受多样性。”“单纯甚至可以赋予多样以美，使多样更加便于接受。”［15］（P21）（如图一）色彩和姿态各异的童子形象穿插于忍冬纹饰中，单纯与多样相辅相成，美轮美奂。

现代忍冬纹样的“便宜变化”首先要以单纯而坚实的符号律动为表征，体现生命之城的生长活力与纯净理想。同时，在高贵的单纯中，点缀形态多样的视觉符号，在色彩、肌理、量感等方面作细腻微妙的变化，丰富城市个性，强化审美体验。同时，恰当使用电子媒介消解精英受众和“大众”之间的界限，［11］能赋予审美对象更广阔的传播范围和更丰富的意象要素，在时代媒介统一于单纯格调之时，也丰富了生命之城的视觉符号体系。

结论

在大同城市形象的建构中，云冈石窟忍冬纹的审美意义是其本土文化认知的理想视点之一。它单纯的曲线、静穆的质感、生长的形态、生动的气韵和多样的混搭是大同城市视觉识别的形式参照；它高贵的品格、豪迈的气质、顽强的生命意念和圆满平安的审美体验为大同城市形象的设计夯实了本土基调；它折射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城市精神是大同城市形象设计的情感根据，它单纯与多样的共生意识是大同城市形象不断完善和拓展的审美法则。

①左脚平放，右腿支起，右手放于右膝上，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此种姿态称为“游戏坐”，又称自在观音。

②系指器物造型或装饰花纹可视其具体用途作适宜的处理，带有斟酌处理的意思。

［1］耿彦波．大同市政府工作报告［N］.大同日报，2011－06－16.

［2］高 平，力高才.试论北魏平城［A］.大同史论精选［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3］王雁卿.云冈石窟的忍冬纹装饰［J］.敦煌研究，2008（4）：43-48.

［4］姚 斌．大同历史地名考［A］.大同史论精选［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

［5］雷圭元．图案基础［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4.

［6］欧阳琳．敦煌图案简论［A］．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7］诸葛铠．“忍冬纹”与“生命之树”［J］．民族艺术2007（2）：90-99.

［8］袁承志．风格与象征——魏晋南北朝莲花图案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0.

［9］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

［11］郝春涛．电子媒介时代云冈文化传播途径［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5）：34-35.

〔责任编辑 冯喜梅〕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Yungang Grottoes Honeysuckle Pattern for Datong City Identity System

ZHANG Jun
（School of Arts，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Yungang Grottoes honeysuckle pattern is the foundation of Datong City VI native language．Aaccording to its aesthetic significance，Datong City VI is designed．Symbiotic of simplicity and diversity is a favorable property of Yungang Grottoes honeysuckle pattern．And the symbolism of Yungang Grottoes honeysuckle decoration is a way of inheritance for the ancient capital cultural context．Therefore，the symbiotic of simplicity and diversity and the symbolism of Yungang Grottoes honeysuckle decoration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Datong city visual symbol system．

Yungang Grottoes；honeysuckle pattern；Datong；city；aesthetic

J505

A

1674-0882（2013）02-0102-05

2012-02-23

山西大同大学青年科研项目（2012Q23）

张 军（1977－），男，河南固始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设计与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