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飞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王 飞

（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政府确立了社会教育与抗战、生产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强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全面介入到社会教育中。通过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在向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进行了宏大的政治宣化。民众在接受新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社教活动成为民众与中共信息互动的媒介，中共也凭借社教活动开始掌控基层民众，进而全面掌控乡村社会资源，政治、社会教育与乡村社会实现了良性互动。

社会教育；政治宣化；陇东抗日根据地；国家和乡村社会

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坚持社会教育同抗日和生产相结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教育运动。有关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学者多有论述，而作为陕甘宁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陇东分区，自抗战爆发后，社教滞后的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无论是社教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受教学生数量，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关于陇东分区的社教研究却极少见到。目前笔者见到的仅为资料性的文字汇编，如甘肃教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陇东老区教育史》（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持编写的《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陇东社教的发展不仅仅在开启边区民智，繁荣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对于抗战宣传、民众动员及整个边区乡村社会的变迁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以陇东社会教育为切入点，以期探讨政治、社会教育和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抗战爆发前，由于边区民众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低，抗战宣传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当时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1］（P566）而陇东地区的文盲也很普遍，“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 （边区）人口的百分之一”。［2］（P142）1937年，陕甘宁边区在陇东设立分区，这成为陇东开展社教的前提。实施社教运动以开启民智，向民众灌输民族国家意识成为陇东分区政府的政治任务之一。

一、形式多样的社教活动

早在1934年，南梁政府即以唱歌谣的形式开展社教活动，“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队伍到南梁……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还有如《妇女放脚歌》、《跟上哥哥上南梁》等都以丰富的思想内涵表现了人民群众对黑暗世道的仇恨和参加革命的决心。然而，陇东的社教事业全面系统地开展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教馆、冬学、读报、识字组、黑板报等是陇东根据地社教活动主要的组织形式。

民教馆在社教活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组织民众识字断句，而且在农暇之际以文化大棚的形式给予民众文化娱乐。庆阳民教馆把识字扫盲和教唱革命歌曲作为冬学和夜校的重要内容，从1941年到1944年，民教馆共举办冬学和夜校20余期，培训识字人员300余人，为提高群众文化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庆阳民教馆在全县组织读报组，开展学习党报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读报组是庆阳卅里铺天主教堂教友赵怀中领导的读报组，约有100余人。他利用教堂固有的组织形式，在礼拜天“弥撒”之后组织教徒读报，向他们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3］曲子民众教育馆始终把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作为主要任务，从1939年到1940年，多次在集日和庙会上举办时事演讲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捐粮捐款支援前线，同时号召青壮年踊跃参加八路军。在其宣传动员下，有200余名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有1万余人参加捐献活动，累计捐羊毛17000余斤，捐粮1000余石，捐毛袜和手套50余双，手巾388条，白羊20余只，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合水民教馆组织的5个读报识字组，根据群众意见选读和他们业务有关的材料，如“药铺读报组读《解放日报》上的副刊《为啥不能喝冷水》和《怎样防止上吐下泻》等。合庆阳县民教馆创造了在庙会建立“文化大棚”的教育宣传形式，“赶庙会成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之一，民教馆在这些庙会上，都进行了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采取文化棚，散分宣传画报形式，带着各种表情讲解国家大事、生产、卫生常识，并实地教给群众棉花打卡、纺织，群众很感兴趣”。［4］（P193）镇远县的民教馆也以“文化大棚”的形式开展社教，曾在孟坝、方山、三岔一带举办黑板报和时事演讲会，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

当时，在各种形式的社教活动中，尤以冬学影响最为突出。1937年边区政府颁布的《关于冬学的通令》指出：“冬学就是国防教育领域内总动员的具体任务，……是成年补习教育的一种，特别是给农民教育的良好机会，也就是普及教育、消灭文盲的重要办法之一。”［7］（P144）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陇东根据地的冬学成绩斐然，1938年宁县共举办冬学、夜校、识字组共81处，有学员968名。

读报是边区群众最喜爱的社教形式之一，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集体生产的场合，就利用休息时间读报、讲时事和各地生产情况与经验”。［6］（P58）读报主要在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民众的组织中开展，这种把读报宣传活动直接搬到田间地头的方式很受分区民众欢迎，并且效果良好。1946年，民主人士赵超构参观延安以后，在其著作《延安一月》中这样描写边区的读报活动：“在工厂、变工队、运盐队或妇纺小组，由一个会读报的人每天拿报念给大家听，并且加以批评解释，进行时事教育，宣传效果似乎很大，报纸上的劳动英雄生产计划的消息，尤其易于引起各地群众的工作热情。”

识字组是社教活动的另一种形式，常借助生产组织来进行，其做法是直接将变工队、妇纺小组等生产单位变成识字小组或读报小组，利用生产之暇进行识字扫盲的社教工作。“许多地方的民兵组、担架组同时也是识字组、读报组”。［7］（P102）黑板报也成为陇东分区社教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乡村活动中心地竖起黑板刊登边区及本地的消息或者当时当地的真人真事，其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一般三四天换一个板面，因此很受群众欢迎。从1942年至1947年，曲子县民教馆累计在曲子街举办黑板报150余期；合水县举办黑板报110余期，镇原县举办50余期。黑板报对宣传中共抗战政策、本县的好人好事及国内外重大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社教活动的文化普及和政治教化

文化普及与政治教化是社教活动的两大功能。在战争话语主导下的社会教育运动，政治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全面介入社教之中。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的社教活动，使民众的新的社会生活观念与党的政策相结合，以此调动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使中共和民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度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民众中得以牢固树立。边区民众当家作主，其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有利于社教活动的开展。学校不仅是冬学的场所，更成为讨论乡村公务的地方，一种新型的基层政权秩序得以确立。

分区政府通过民教馆、创办冬学、设立学习互助组、读报识字组、文化大棚等形式深入开展社教活动，使民众自觉加入到集体或互助等组织形式之中，从而使民众抛弃了农闲之际的慵懒陋习，摆脱了传统宗祠庙堂的活动空间，进而开创了一个组织化的大众互动的活动舞台。新活动空间的开创，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基层民众的聚集状态，成为进行民众动员和抗战宣传的最好土壤。

陇东分区的社教活动除了政治宣教外，对民众的生活陋习也给予纠正，帮助他们树立全新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华池县白马庙村以变工队为核心，开展群众卫生竞赛，村民还订了几条自己的卫生公约：20天剃头一次，两天扫院子一次，半年洗被子一次，两天晒被子一次等。当民众普遍接受边区政府所倡导的新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并积极主动去身体力行时，表明党的基层社会政权牢固确立。

社教活动使陇东根据地民众大都被组织在各种团体中，使之紧紧围绕党的各项政策展开工作。在陇东，“凡是红军、八路军驻防的地区，城乡群众经过宣传动员，都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组织”。［8］（P238）诚如《红星照耀中国》描述的，“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一乡苏维埃下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等委员会，形成统一的政策执行体系。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9］（P200）严密的广泛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民众的参与性，使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便巩固了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将事业成功的胜券操握在手”。［10］（P89）

三、结束语

自清末以来，文化的启蒙基本上都是以“破除迷信，批判权威，伸张女权，攻击恶俗，基本上秉持的是一种自发的精神，少有政治力量介入。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则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内容也和现实政治有更紧密的联系”。［11］（P249）社教活动以政治运动的形式给予农民革命主体地位，这种政治上的主体待遇彻底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关系结构，诚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2］（P33）边区开展的声势浩大的社教运动，使长期处于文化教育边缘地位的乡村民众开始成为该领域的主体，而乡村民众也开始成为中共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力量。社教活动重塑了边区人民的价值观和社会认同感，开始主导民众的革命话语权和价值观念，进而主导整个乡村基层社会政权。通过文化启蒙式的社教活动，我党开始全面掌控乡村社会资源，乡村社会、社教和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动。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3］中共庆阳市委资料征集办公室.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Z］.庆阳，1992.

［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5］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6］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7］陈元晖.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8］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内部资料）［Z］.庆阳，1994.

［9］（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10］（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著，董 方，顾 速译.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1］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毛泽东.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 赵立人〕

Discussion of Social Education in Longdong Anti-Japanese Base

WANG Fei
（Department of History，Longdong College，Qingyang Gansu，745000）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border region goverment established a policy which combined social eduction，fighting and production.Powerful political force began to enter the social education.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activities， political education was carried on when knowlege was popularized among common people.While accepting new ideas and rules of conduct，people began to accept new values.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became the interactive media between people and the Communist Party.The Communist Party began to control people and social resource，and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ducation and the society in the countryside.

social education；political education；Longdong Anti-Japanese Base；the state and rural society

K265.1

A

1674-0882（2013）02-0022-03

2013-01-20

陇东学院青年科技创新项目（XYSK0801）

王 飞（1981-），男，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陕甘宁边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