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

（1．天津财经大学 统计系，天津300222；2．山西大同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山西 大同037009）

一、引言

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民众提供，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相应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成为衡量区域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随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要按照“以人为本，保障基本；政府主导，坚持公益；统筹城乡，强化基层；改革创新，提高效率”的基本要求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均等化程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家政策文件中不断强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其原因是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显著，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目前，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涉及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概念的界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评价、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的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观财政政策及其他相关对策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虽未形成一致结论，但研究已比较成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观财政政策研究也备受重视。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区域空间差异及形成机制的研究却相对较弱，结论争议也较大，且不够深入和系统，结果导致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研究基本上是根据主观判断来进行的，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所提政策建议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也就难免会受到质疑。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主要针对现有研究中有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的不足之处，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指导思想，重新构建测度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客观地分析目前我国省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为进一步揭示其形成和演化的机制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二、相关研究进展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各省区间的显著差异已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学术界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安体富、任强从地区间公共服务产出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包含7个方面、16个单项指标的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一指标体系对我国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各具体公共服务项目的均等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在2000～2006年间呈扩大趋势；在具体公共服务项目上，不均等程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科学技术、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1］。李敏纳、覃成林构建了我国社会性公共服务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对1990～2005年我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程度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我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空间分异过程表现为V形变化趋势，且呈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化格局；经济空间分异和人口分布及社会性公共服务发展的滞后是导致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程度偏高的主要因素［2］。马慧强、韩增林等构建了含有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信息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等7个方面的地市级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我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不高，且差距明显，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较高的城市以“群”状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各单项水平表现出不均衡性［3］。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针对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差异分别进行了探讨，研究区间覆盖了1990～2006年比较长的时间跨度，而且研究范围包含省区和地市级层面，较为广泛和全面，得出了一些具有实际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所得结论有所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研究中使用的评价指标在设置角度和内容上存在差异。在设置角度上，基本公共服务的代表性指标有的从投入角度设置，有的从产出角度设置，还有的两者兼有，随意性较大，缺乏系统性；在指标内容上，各项具体指标的选取严谨性有所欠缺，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基础设施服务项下具体指标的内容设置，现有的多数研究主要考察了城市基础设施服务。而世界银行对基础设施的定义涵盖了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四个方面，这已得到专家和学者的普遍认可。因此，仅仅考察城市基础设施服务难以全面体现各省区的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此外，指标内容上也忽视了对各省区农村地区指标的重视。有研究显示，省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差异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上［4］［5］。

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广泛重视。那么，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是否有所改善抑或依然严峻？本文接下来从以上几点不足之处出发，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做一些推进性工作，并对2011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揭示我国省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现状。

三、指标体系及研究方法

（一）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涉及多项服务范畴的综合概念。目前，利用综合测度方法构建相关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测度省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差异，首先需要设置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孟春、陈昌盛等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保障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如基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等［6］。常修泽指出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提供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二是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三是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四是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7］。丁元竹把与公民基本权利有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概括为医疗卫生、基本教育、社会救济、就业服务和养老保险［8］。根据现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的研究成果［9］，秉着对“基本”二字的涵义把握既不能太高也不能过低的宗旨，兼顾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本文设计了如下一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该指标体系包含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和生态环境服务等五个方面的“软”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一“硬”公共服务共六个方面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所涵盖的二级指标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进行设置，以避免单纯从产出角度度量可能导致的不全面性。另外，在具体指标设置上，相应地增加了专门针对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测度指标。

表1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二）数据说明及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2011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均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本文考察的变量指标为2011年的截面指标，因此，未对变量进行价格平减处理，全部价值量指标均采用现价计算。省级行政边界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的1∶400万比例尺数据。文中生态环境服务领域中的部分指标存在缺失数据，具体处理过程如下：“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的比重”没有分省区数据，此处采用各省“主要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占全年的比重”来代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各省的空气质量综合状况，因此也是合理的。“每万人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数”中的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数没有可获得的2011年原始数据，考虑到其数量在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采用2010年各省的数据替代也是可行的。

2．研究方法

（1）熵值法。在经济统计分析中，综合评价法是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中，评价研究对象指标值的差异程度又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熵值法提供了一种客观赋权的处理办法，能够充分捕捉原始数据提供的信息，克服主观性确定权重带来的随意性，更加科学客观。其基本原理是：通过计算出的熵值大小来度量已知数据所包含的有效信息并确定权重，即根据评价对象指标值的差异程度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当各评价对象的某项指标值相差较大时（指标离散程度较大），熵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较多，则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其权重也较大；反之，当各评价对象的某指标值相差较小时，熵值较大，则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较少，在评价指标体系中该指标的作用也不大，其权重也较小；当各评价指标的某项指标值完全相同时，熵值达到最大，这也意味着该指标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可以从评价指标中剔除。该方法的具体过程为：

设有n个区域，m个指标，构成原始数据集xij，i＝1，2，．．．，n，j＝1，2，．．．，m。第一步，计算标准化指标值。由于各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都有差异，为消除它们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需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常用的方法有统计标准化法、极值标准化法，这里我们采用后者。由于正、逆指标数值代表的含义不同，正指标的数值越大越好，逆指标的数值则越小越好。因此，对于正、逆指标数据需要采用不同的算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它们具体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2）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数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用来从整体上反映研究区域的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即考察区域观测值的分布是分散、集聚抑或随机，其计算公式为：

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数是用来考察变量在区域局部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现象的统计指标。它有别于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可以识别区域与相邻区域之间是空间集聚还是空间孤立，其计算公式为：

四、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空间差异

（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测度

根据上述熵值法的具体过程，计算得到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各项指标的权重（表1）及各省市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得分（表2）。由基本公共服务各领域的权重可知，公共基础设施服务的权重最大，其次是基本医疗服务，其余的服务领域按权重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基本教育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具体考察每一个服务领域内部的权重，以权重的均值为标准，大于等于权重均值（0．037 0）的指标反映出在相应的服务领域中，这些指标所体现的具体公共服务内容相比其他权重较低的服务内容而言，在服务的投入和产出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相应地对该服务领域的贡献也越大。例如，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中，贡献较大的指标是“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医疗卫生财政支出比重”；而在生态环境服务领域中，各项指标的贡献程度都较小。

总之，熵值法计算的指标权重代表了该服务领域在综合评价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各指标数据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贡献大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领域仍在经济性较为突出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上，相比之下，社会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自从1998年国家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以来，财政的公共化改革逐渐开始按照“公共化”取向增加对民生领域中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提供，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公共化改革之路依然任务艰巨。

表2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得分表

（二）空间格局及其差异

根据上述计算得到的2011年我国各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综合得分，我们来考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格局。此处，参照多数研究文献中采用的世界银行关于区域经济的分类标准，划分出四种不同水平的区域类型（见表2）。其中，低水平区域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0．016 1）的区域；中低水平区域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50%～100%（0．016 1～0．032 3）之间的区域；中高水平区域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100%～150%（0．032 3～0．048 4）之间的区域；高水平区域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0%（0．048 4）的区域。根据区域分类结果，绘制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格局，见图1。由综合得分可见，我国各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分值整体较低，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大部分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处于中低层次，且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中部地带的20个地区；高水平区域仅仅出现在北京以及周边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4省市，中高水平区域位于环渤海和东部沿海的部分区域，包括天津、辽宁、山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广东7省市；低水平区域在样本范围内没有显著出现。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带主要以高水平区域为主，中部地带以中高水平区域为主，而西部地带则主要以中低水平区域为主，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这说明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差异，但并不显著。

由图1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集群分布态势，这是否是因基本公共服务存在外溢效应而导致其发展水平在空间上有显著的相关性呢？我们通过测算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来进一步分析。利用公式（2），得到全局Moran's I的估计值为0．39，检验统计量Z为3．7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表现出比较强的正相关性，这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分布格局是一致的。接着，利用公式（3）测算出31个省区的局域Moran's I估计值（略），并根据估计值绘制出集聚图（图2），从图2可知，北京和河北的局域Moran's I显著为正，成为明显的高—高水平集聚区域，即北京与河北自身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其周边邻近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较高，成为全国的中心区域；山西是稍次于北京和河北的又一个高—高水平区域；云南和贵州的局域Moran's I也为正，在较低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同时，配合图1可知，云南和贵州属于低—低水平集聚区，即云南和贵州自身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其周边邻近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较低；其余大部分省区的局域Moran's I为负，说明这些区域属于高—低水平集聚区或低—高水平集聚区，空间差异较为突出。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全局Moran's I表现出的显著正相关性主要来源于高—高或低—低水平的局域正相关性。在以上统计检验结果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判断，我国省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外溢效应是较为明显的。北京周边的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受到北京地区较强的辐射影响。上海、天津、江苏等7个中高水平省区的综合得分与高水平区域相差甚微，预期能成为辐射中部地带以及长江沿岸各省区的又一个沿海中心。而广大的西部地区需要在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产出机制下，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缩小与高水平以及中高水平区域之间的差距。

图1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分布格局

图2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分布集聚图

五、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结论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在回顾和总结现有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内涵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基础教育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六个方面构建了一套我国省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测度和分析了2011年我国各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偏低，多数省区处于中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分布格局为东高西低，但差异并不显著；我国省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外溢效应较为明显。基本公共服务区域间差异的缩小与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改革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分不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性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社会保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1］。但对于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在以往比较注重经济建设而相对忽视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大环境下，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改革，提升全社会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然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进一步努力。

（二）研究展望

本文仅对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而对于其空间格局及其差异的形成机制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背后所隐含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及政府治理模式、我国的转移支付数量及方式、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型、人口布局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来分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区域格局及其差异的形成机制，合理判断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差异的影响因素，从而在严谨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可行、有效的政策建议，为提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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