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



传统文化中的为官之道

周桂钿

为官之道；儒家；以民为本；自知之明；利害之辨

一、以民为本

《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邦是国家，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这个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讲贵轻，是指重要的程度。人民是最重要，其次是国家，国君是最不重要的。孟子是生活在战国时代，那时的君可能指七国诸侯王。后代理解孟子的说法，多将君理解为天子即皇帝。如明代朱元璋不满意民贵君轻的说法，将孟子逐出孔庙。春秋时代，郑国相(相当于总理)子产，当水灾时，他将自己的车放在小河中，为过河的行人提供方便。孟子知道此事后，说这就不懂政治。应该在冬天农闲时，组织群众修路搭桥，让所有的道路都暢通无阴。像子产这样做，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而且自己的公务却可能由于没车受到耽误，得不偿失。政治要治本，不能只治标。贾谊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概括为“民无不为本”，他认为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君的根本，也是官吏的根本。没有人民，国家也就不存在了。人民不高兴，国家也不能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高兴不高兴，决定国君的荣辱。后人评论皇帝的功过，也是根据他们对人民的态度，为人民做了什么好事，有过什么贡献。如果使人民受到伤害，即使他有各种业绩，也不值得赞扬。因此，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以民为本，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积极倡导文化教育，从那以后，当地中举人数不断增加。后人为了纪念柳宗元，建起柳侯祠，后又扩建为柳侯公园。美名传千古，流芳百世。与此相反，有的官员夺权于朝，争利于市，最后，权力与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下骂名，遗臭万年。历史上无数这样的事例，都证明了贾谊的“民无不为本”的论断。所有君臣都要以民为本，这是万古不变的原则。以民为本，就是要关心每一个民。这里引出3项重要原则：1) 当政者要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是只是向群众灌输自己的政治主张。2) 不能只按多数人的意见办，要保护少数，照顾弱者。真理不都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3) 不能都按群众的意见办，当群众的尾巴。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对群众的各种不同意见，要进行分析研究，采纳正确的意见，吸收合理的成分，进行集思广益，形成最佳方案。对不正确的意见，要做细致的说服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搞统一战线，充分体现民本观，堪称典范。

二、自知之明

当政者对于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认识自己才是高明的。刘子说：“夫人主莫不爱爱己，而莫知爱己者之不足爱。”人主就是君，君没有不喜欢爱自己的人，却不知道爱自己的人不值得爱。因为别人的爱不一定出于真爱，有的出于爱自己手中的权力。所有奸臣都喜欢在君面前说好话，那不是真的，而是巴结，拍马屁，包藏祸心。“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自己感觉了不起，自以为高明，往往是不正确的。蒋济：“君王之治，必须贤佐。”天下之大，事情之多，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贤佐协助，才能做好。不信任别人不行，轻信一些人也不行。杜恕说：“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为君有权，因此很多人要歌颂他。君王如果因此而洋洋得意，那就上当了。桓范说：“为君难”“臣不易”。就是说无论君臣都要正确认识自己，摆正位置，特别要将人民摆在最高的位置上。人民好像地位最低，如果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不倒霉的，只是早晚的时间问题。1 000年前的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官吏都是人民的仆役，即公仆的意思。所有当政者，都要牢记这一条。古代讲君臣，现代不讲君臣。所谓君道的内容可供当政者、决策者、所谓一把手借鉴。所谓臣道，可供副手参考。什么理论都不能照搬，都要体会其精神，从实际出发，加以创造性的运用。不想下苦功，只想照搬现成的，再好的理论在这些人的手里，都会走样变质。儒学教条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一样没有前途。

三、利害之辨

儒家讨论义利之辨，强调的是重义轻利。义是合理性，利是利益。无论有什么利益，都要想一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就可以取。孔子说：“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贾谊说：“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趋利避害，是人的普遍心理。但是，儒家认为对于利害要进行分析，一切都要按合理的办才行。董仲舒说：“受禄之家，不与民争利。”(《汉书董仲舒传》)有俸禄的家庭，当官拿工资的官员不应该与民争利，不能再搞什么副业增加收入。他以公仪休“拔葵出妻”(《汉书董仲舒传》)为例。公仪休任鲁国相，诸侯王的助手，相当于小国的总理。他吃饭看到菜，一问，知道是自己家后花园种的，他就将菜都拔掉，说自己有了俸禄，还要自己种菜，这不是与菜家争利吗？他看到自己的妻子织布，就将妻子休了。原因就是妻子与女工争利。公务人员搞创收，就是与民争利。这在古代算是不合理的。虽然比贪污受贿好一点，也是不允许的。

有人想积攒很多财富，留给子孙。实际上，给子孙财富越多越不好。2 000多年前的汉代，疏广就提出：“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子孙好的话，因为财富多,可能降低志向。子孙不好的话，财富多了，就会增加他们的罪过。无论子孙好坏，财富多了,都是有害无益的。《吕氏春秋·本生》篇载：“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谹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这一段话，大意就是说，过分享受，不利健康。这一段话的内容，一万年以后也是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现在一些亿万富翁活不过六十，而贫民百姓活过八九十岁，却是平常事。正如《庄子》所讲，有钱人“以养伤身”，想养好身体，却伤害了身体。

以上三条，就是要正确对待自己和群众，正确处理利害关系。看自己过高，容易骄，骄没有不败的。骄兵必败，何止于兵？经营经济，研究学问，当官从政，莫不如此。倾听群众意见，了解群众愿望，重视群众利益，是走群众路线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就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群众的关系，才能正确处理利害关系。林则徐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应该成为清官的座右铭。

(文中引文不注出处者，均见《群书治要》)

(责任编校：耿春红)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6.006

周桂钿(1943-)，男，福建长乐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两届哲学系主任。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院长，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著作20多种，重点研究秦汉哲学，主要专著有《虚实之辨》《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董学探微》《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秦汉思想史》《中国儒学讲稿》《二十二堂国学课》等。

1673-2065(2013)06-00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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