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欢明, 诸大建

(1. 大连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2.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自“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供给是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然而,近年来公共服务的供给出现了“逆市场化”的现象,即政府将之前外包等民营化的公共服务收回重新由政府主导提供[1-3]。不少国家正在重新审视已走过的公共服务私有化或外包等民营化道路,并认为公共服务本身是一项公共权利,其消费的非竞争性特点反映了民主对政治平等的要求[4]。在这种背景下,不少国家产生了新的公共服务发展方向,例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强制性的竞争性招标手段被废除;在新西兰,其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修正,重新强调政府的角色以更好地向公众输送服务;在美国,地方政府开始出现了“逆市场化”的现象,即将原有合同外包出去的公共服务重新收归国有[5];在中国,公共医疗卫生、城市公交服务、基础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21世纪初被视为一种失败,公共服务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市场化运动[6],例如2009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使得各地政府陆续出现了回购民营医院的举动。

实质上, “逆市场化”运动是对以往公共服务民营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的选择, 正如魏伯乐等在《私有化的局限》中指出: 私有化是件好事, 但有局限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