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立波

瞿秋白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一生都和教育有着不解之缘。

在中央苏区推动实现小学阶段义务教育

1922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上海大学，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校长，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还有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在该校任职任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强行关闭。该校虽然建校历史很短，但学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李硕勋、杨尚昆等。在当时，有“武有黄埔（军校），文有上大”的盛誉。作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自1923年回国后，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大革命高潮的掀起上，但他对上海大学的办学宗旨、方针、系科设置、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等也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成绩。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名，设立九部一局的国家机构，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由于瞿秋白暂时不能到瑞金就职，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由徐特立代理。1934年2月5日，瞿秋白从上海辗转进入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办事处教育部长。

瞿秋白

瞿秋白到瑞金后，为了改变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提高群众学习的积极性，在沙洲坝创立了一个图书馆，千方百计从各方面征集了数千册图书。图书馆藏书虽然不多，但瞿秋白十分珍惜。馆中所藏木版孤本《瑞金县志》，直到被捕前，他还关心着这部珍籍的下落。瞿秋白创办的这个图书馆，为大家一致称道。

中央苏区地处边界农村地区，办学困难重重。瞿秋白正式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后，建立和健全了县、区、乡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制定颁布并且广泛宣传各种教育法规，恢复和创办了各地的列宁小学。为了使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瞿秋白和徐特立一起，在就职三个月内，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教育工作的规章制度（1934年4月汇编成《苏维埃教育法规》）。

瞿秋白工作非常繁忙。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局长的庄东晓在回忆瞿秋白的时候说：“在他小小的卧室兼办公室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的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等他答复解决，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为节省时间，瞿秋白学会了骑马，奔波于沙洲坝周围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布置、督促和检查工作。当时在瞿秋白身边工作的刘英回忆说：“秋白同志住在一间狭小的平房里，房里除了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和几条长板凳外，就是他的一个所谓书架：一块长木板上放了许多书和文件。”“当时，在秋白同志身边工作的人不多，许多文件都是他亲自执笔起草。”“我记得每次到他那去，总看到他在埋头写东西。想到他的身体那样不好，我也常劝他注意休息，但他总是微微一笑，仍继续伏案写作，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工作上去了。”

瞿秋白是一位有眼光的教育家，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组织制定了《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等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下的小学教育，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与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必须保证工农子弟优先上学。”瞿秋白还组织制定了《小学教员优待条例》，这是人民政权颁布的第一个优待教师的专门文件。该《条例》明确规定：“小学教员享受与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乡苏维埃政府要组织群众为小学教员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可以享受减免土地税，享受免费医疗等。”

瞿秋白还认识到，要唤醒千百万劳苦民众参加革命，提高文化水平，开展工农业余教育是苏区教育的关键。瞿秋白下决心抓好扫盲工作，在中央苏区普遍开办夜校、识字组、俱乐部和业余补习学校，开展卓有成效的扫盲工作。经过瞿秋白和徐特立的苦心筹划，在中央苏区因陋就简设立了地方识字班、训练班，提倡丈夫教妻子，儿子教父亲，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瞿秋白还编写了通俗课本，供学生使用。

出任苏维埃大学第二任校长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印的教科书，包括 《共产儿童读本》 《国语教科书》 《识字课本》和 《成人读本》等

瞿秋白以苏维埃大学和高尔基戏剧学校为阵地，培养和造就了苏维埃建设的各类人才。到中央苏区不久，瞿秋白就继毛泽东之后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

苏维埃大学是为了培养大批政治、经济专门人才，以适应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经济建设和各方面的需要而创办的。1933年8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成立苏维埃大学，设置以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梁柏台等五人组成的大学管理委员会，开始了筹备工作。1934年4月1日，在瑞金的沙洲坝，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苏维埃大学为纪念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而改为此名，以下简称“苏大”）开学。在“苏大”开学那天，瞿秋白和朱德等各机关代表参加了盛大的开学典礼。瞿秋白以校长身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苏大”是“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才”和“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的学校。他要求教员和干部、教学和工作要配合革命战争，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学员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为革命战争服务，同时要求每个学生深刻了解自己肩负的伟大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而学习。

“苏大”在中央苏区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期招收学生1500名，分普通班和特别工作班。特别工作班又分为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司法等八班。“苏大”招收的学员，很重视革命斗争锻炼与经验这个条件，一般是吸收在政权机关、部队、群众团体或党团组织负责工作半年以上，且有积极表现的人员。“苏大”的学习内容，包括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个方面。瞿秋白十分重视贯彻教育与实际联系的原则，经常组织学员到附近的区乡进行社会调查，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组织群众。1934年6月底，“苏大”曾派出五个工作组分赴各区乡参加实际工作。通过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苏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均提高很快。1934年7月28日，中央苏区的党报《红色中华》，曾对“苏大”工作组在粮食突击中的经验发专文予以介绍。《苏维埃大学简章》规定：教员要搜集教材、编写提纲、准备学生提问并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瞿秋白是执行这个规定的模范。当时和瞿秋白一起工作的“苏大”副校长徐特立回忆说，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十分负责”，他对每一节政治课怎样教，如何出讨论题目，都常有具体的指示。不仅如此，他还到学校讲课，每次课讲完了，总有一大群学生围住他，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一一给予解答，或者启发学生自己去找答案。瞿秋白对在校学习的每个青年学生都给予热情的培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常对干部们说：“要好好地培养这些新生的力量。”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瞿秋白经常请中央领导同志到“苏大”讲课。毛泽东讲过“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讲过“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便是他们在苏维埃大学讲课的讲义。苏维埃大学的创办，培养了大批干部。后来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局势紧张，经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苏维埃大学于1934年7月16日合并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

瞿秋白在“苏大”开学典礼上开宗明义地宣布：“苏维埃大学的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运动的干部人才。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地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活动，遵守纪律，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苏维埃大学的办学实践体现了瞿秋白的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后来，该校分设预科和本科两部，本科设有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外交、粮食等10个专业班。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的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项，学制半年。

瞿秋白心系教育，对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苏大”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虽然苏维埃政权直接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存在时间并不长，但瞿秋白开创性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

1934年2月，为避免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名称相混，瞿秋白建议将蓝衫剧团改为中央苏维埃剧团，该剧团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最大的专业表演团体，著名戏剧家李伯钊任团长。李伯钊创作了《春耕运动》《拥军优属》 《工农团结》 《志愿当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等一大批剧目，受到热烈欢迎。

1934年3月，根据瞿秋白的建议，蓝衫剧团学校更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仍由李伯钊任校长。4月4日，由李伯钊担任校长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在瑞金叶坪附近的一座古庙里正式成立了。4月，《高尔基戏剧学校章程》 《苏维埃剧团组织法》 《工农剧社简章》 《俱乐部纲要》等收入《苏维埃教育法规》，由教育人民委员部正式颁布。至此，红色戏剧不仅完全纳入政府的规章管理，成为党的文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发展。

瞿秋白给学校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他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创建是艰难的。瞿秋白协助学校找校舍、建教室、设计剧场，并制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第一，学校要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上去巡回演出，鼓舞士气，进行作战鼓劲。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素材。第二，学校除了普通班外应添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高尔基戏剧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叶坪的一座古庙里，设备和校舍都十分简陋。没有教具，李伯钊就带领教职员工自己做。没有床位，学员们就打地铺。有一次，周恩来到学校视察，见到此情此景后诙谐地说：“伯钊同志，你们真是无产阶级的学校哩！”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李伯钊：“路是走出来的。”他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孩，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瞿秋白主持制定的 《苏维埃教育法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整套教育法规

瞿秋白认为，“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部队培养艺术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高尔基戏剧学校分地方班和红军班。地方班为苏区各工农剧社培养人才，红军班为火线剧团培养干部。虽然叫高尔基戏剧学校，但艺术课程什么都有，如音乐、舞蹈、戏剧、形体训练和艺术理论等。红军班里还开设有京剧课。

为了解决师资紧张问题，瞿秋白从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军官中挑选懂戏剧的人到高尔基戏剧学校任教，并做学员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李伯钊在《回忆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道：“……最感困难的是教员，只有少数几个人，又多是兼职……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美术与舞台装置的，有长于导演的，经过一时期工作的考验，党就决定请他们当教员。学生借口听不懂俘虏军官的广东话，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同志劝告戏剧学校的同学们：‘广东话听不懂可以慢慢听。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知识，舞台装置的知识。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生整齐而干脆地答道：‘没有！’青年团员们被瞿秋白同志说服了。”

在瞿秋白的关心下，高尔基戏剧学校集中了瑞金的许多文艺人才，组成了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李伯钊、石联星、王普青、刘月华、施月英、施月娥等任专职教员，沙可夫、赵品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也来校兼课。瞿秋白平易近人，待人热情亲切，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经常给学校的教职员工讲政治课，解答时事问题。

瞿秋白还十分关怀戏校同志的思想、业务、生活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关心新生力量的成长。演员中有一些儿童演员很出色，学习努力，演技也好。对这些小演员，瞿秋白亲自制订培养计划，经常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培养出了丘兰等一批童星。

高尔基戏剧学校从开办到1934年秋主力红军长征后停止活动，先后办过普通班、地方班和红军班，培养的学员大都成为苏区工农剧社、苏维埃剧团、文艺宣传队和各级俱乐部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人还成长为苏区文艺界的领导干部，为苏区“红色戏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命最后岁月的教育牵挂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瞿秋白等人被留了下来。瞿秋白当时很希望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但博古等人决定他留下，他便服从组织决定。徐特立曾深情地回忆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徐特立离瞿秋白的住地15公里，那里正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徐特立仓促赶到瞿秋白那里，向他告别。瞿秋白和徐特立没有来得及长谈，他看到徐特立的马夫身体疲弱，便把自己强壮的马夫换给了徐特立。

瞿秋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工作。当时敌人已经进占了宁都、兴国、瑞金等县城，为了便于行动，瞿秋白把留在中央苏区的戏剧演职人员编成部队形式，分成三个剧团：火星剧团由石联星、王普青负责，红旗剧团由刘月华、施月娥负责，战号剧团由赵品三、宋发明负责。每个剧团20余人，成员除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生、教员以外，还有其他做文化戏剧工作的同志。在艰苦的环境下，三个剧团兵分三路，分配到各个部队，深入农村和战地工作，他们在划定的战区内开展戏剧活动。剧团一有机会就在群众赶集的庙台上演出，内容主要是宣传坚壁清野，坚持斗争。

1935年6月，已身陷囹圄的瞿秋白，在狱中同《国闻周报》记者的谈话中，回顾说：“因国军军事压迫甚紧，一时尚不易顾得教育工作，但我曾力为之。苏区各地列宁小学甚多，教科书亦已编就。此外，有识字班之设立，后又改为流动识字班。师范学生极为缺乏，故设立列宁师范，造出列宁小学教员甚多。”直到临终，他牵挂的仍然是苏维埃的教育事业。

在瞿秋白等的正确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至1934年3月，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夜校4562所，识字组23286个，组员仅江西一省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有1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尤其是一些劳动妇女，这是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在新型的人民教育中获得的一大解放。另外，苏区还创办了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农业学校、通信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等，还有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苏区的人民教育事业，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极大地调动了苏区人民支持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尽管他领导苏区教育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辛勤播撒的教育种子，已经深深扎根于苏区，人民将永远铭记他对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

1937年5月，萧三和毛泽东在延安一次月下散步中，谈及瞿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不幸牺牲一事，毛泽东沉默了好久，说：“是啊！假若他还活着，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立了功勋的革命家，中国人民都是永远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