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岩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共在军队文化素质建设方面的宗旨。然而，由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成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绝大多数来自贫苦工农，他们在旧社会没有条件读书，入伍时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目前，解放军干部队伍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已达到80%，其余也都为大专或中专（高中）程度。

解放军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从1940年小学以下占80%多，发展到大学本科以上超过80%，经历了70多年。那么，在这漫长的半多个世纪里，解放军改善干部队伍文化结构的历程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呢？本文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以纪实的形式整理出来，供关注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参考。

建军初期征召和鼓励知识分子为红军服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军称“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顾名思义，工人和农民是构成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分。解放军建军初期及整个战争年代，军事、政治、行政和后勤物资保障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阶级斗争的觉悟较高，在作战训练和管理工作上能够胜任职责；而医务、电信、工程等专业技术工作，则必须由具有相应文化知识的人员担任。因而，解放军在土地革命战争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首先考虑改善专业技术部门工作人员的文化结构，之后才逐步地解决全体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问题。

1929年，红军第四军党部贴出《布告》，向社会宣布了红军的知识分子政策。《布告》称：“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苏区政府，陆续颁发征召和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为工农兵服务的文件。

1930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红军征召医务人员的通知》，指出：“党在目前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发展一日千里，红军与白军作战区扩大于十数省，这样的阶级战争，尤其处在中国特殊环境之下，直接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更是万分残酷。因此，革命战士的牺牲、受伤一定是不可免的，在革命战争中对于革命战士的救护，必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党号召“每一个革命群众都要为红军找医生，为红军找药材，到战线上救护红军去”。

《通知》郑重指出：“此事在目前形势之下，不简单是红军中的一个技术问题，而是充分带有严重的政治意义和革命战争的组织任务的关系，非常迫切，希望各地党部接到这一通知后，即提出讨论，并动员支部收集有医学技术同志的名单，送来中央为要。”

1931年9月，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优待医生暂行条例》，具体规定了优待医生的办法，鼓励医务工作者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服务。

1933年9月3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发《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指出：“在革命战争与进行赤区各种建设的目前，需要招收一批专门人才，给予优待，供苏维埃政府之使用。”《条例》对专门人才，规定了多项具体的优待办法。

1932年，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军技术人员津贴费的规定》，对“医官”“枪工”“无线电队机务报务人员”的津贴费，规定了优待制度，以鼓励他们安心为部队服务。

在当时普通官兵每月只能平均发给几角钱“伙食尾子”、尚无津贴费发放制度的情况下，中革军委规定了给医生及枪械修理人员发放津贴费的优待政策，其标准为：每人每月按技术水平和贡献大小，在10元大洋以内分别发给，“有特别情形需要多津贴者，须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无线电队机务报务人员之津贴另定”。《规定》要求，“各级部队应照上列规定，按实有上项技术人员及津贴数目，每月造具津贴费详细预算数，附于各部每月预算书后”上报。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颁发《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针对技术人员中“屡发生逃亡落伍的事”，提出了在精神和物质上关心、优待技术人员的具体措施，以巩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稳定。优待的主要内容有：“假如他们在改发零用费办法后，感觉着无钱用的话，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地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不感觉缺乏。”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和南方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了广大战场；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陕北。这些都为我军吸收知识分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连发出一系列文电，反复强调：要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要掀起一个革命的文化运动，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

1939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中原局负责人刘少奇、朱理治发电报说：“据闻中原尚可招收大批学生，前曾电你们抗大须继续招生一千五百人，未见答复，不知何故。”“见电后请用大力动员大批学生来延安，不要再送晋东南。条件除革命青年外其余均不限制。”

1939年6月23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吸收与教育革命知识分子的训令》，指出：“由于工作开展，老干部不足，吸收新的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的任务。”《训令》对吸收与教育知识分子提出四项原则：

一、大批地吸收纯洁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下层工作。

二、经常考查、留心他们思想的动向，及时引导他们向健康的道路上前进。

三、了解并发挥他们的特长。

四、教育所有的老干部重视和清楚了解新的知识分子，把大胆吸收和耐烦带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反对歧视与偏见。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决定》指出：“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决定》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在五个方面“不懂得”，其中两个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决定》指出：“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决定》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绝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绝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

1939年12月6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提出七条吸收知识分子和教育工农干部的措施，其中主要的五条是：

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中央决定及此电，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二、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最好先参加教导队受一短时期训练。三、对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应当适时加以提拔，不应长久地令其当文化教员和干事。四、新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多，老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少，且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也更浓厚，因此新老部队，在有可能范围内交换知识分子及老工农干部之必要。五、抗大及各军政学校，应尽力就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加入为学生，深入政治教育，并应多多总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贡献给各个部队。

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中原局和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要“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要是稍有革命积极性，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为建设广大抗日根据地之用；开办大规模抗大分校，如有学生，可收容四五千人”。

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许多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精神，先后制定出台了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如一二九师1941年4月3日颁发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政工作问题的指示》，新四军1941年4月17日发出的《关于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的指示》，等等。

1941年4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指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并具体规定了对待专门家的政策。

1942年9月17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指示》规定了军队对待知识分子“容”“化”“用”的三大政策：“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

1937年，朱德 （前排左四）与红军大学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后排左七是罗荣桓，前排左三是罗瑞卿

1939年12月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联名签发了《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指示》指出：“对工农干部尤其是农民干部，应该号召他们好好学习文化与政治。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而且不识字和无知识便不能成为很好的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好的干部。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政治机关应该有长期计划来教育这些干部，应该尽力抽调一些老工农干部（尤其是中上级的工农干部）到学校中去学习。”

其中“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这一警示并非无的放矢，其背景是一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忽视文化知识，个别人甚至以“老粗”自居，“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毛泽东关于工农干部要学文化的指导思想，并非抗战开始后才形成，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环境有所改善后，他就关注这个问题了。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给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复信中，就指示红大应设置文化课，学员要掌握“文化工具”。

1941年8月8日，八路军总政治部、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提拔优秀战士培养知识干部的指示》，指出“由于战时的特殊和破坏，全国教育大部停顿，因此知识分子的来源，日见枯竭，今后我军所需要的知识干部的解决，指外来希望是不大的，故主要的必须依靠自己的培养”。

《指示》要求：“凡有高小以上文化水平或有相当于高小程度之优秀战士，一般应从连队中抽出，以旅或师为单位成立教导队，给（予）专门训练……培养成相当有文化水平的军事干部。”

1941年10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提高干部文化教育问题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对干部教育虽尽了不少努力，但认真检查起来，所有成绩未免过低……在文化与自然科学的学习上，其所获成绩更是微弱；大批久经斗争的工农干部，其科学知识之缺乏，文化程度之低浅，仍属惊人。”因此决定：“各抗日根据地成立一陆军中学性质之学校……学生三百至五百人，学制以三年为期，初期主要是学文化与自然科学。”

1941年11月19日，新四军政治部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工农干部的学习，首先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做到能自由阅读普通书报，并看懂一般文件，如通令、训令、命令等。”

194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中规定，干部文化学习应达到的指标是：“凡党内下级干部应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到相当于初小毕业至高小毕业的程度；中级干部达到相当于初中毕业至高中毕业的程度；高级干部达到相当于高中毕业至大学毕业的程度。”

1942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指示（第四号·文化教育）》，规定：“应按干部之文化水平分成等级（而不是按军职）。一般的可分成三级，初小程度的定为初级，高小程度的定为中级，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定为上级。以上均应实行强迫的文化教育。高中以上程度者，可自动学习文化……各级教育时间均定为三至五年；以学至上级班毕业为完成文化教育的阶段。各级的目标是：把初级文化教育程度提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的程度，把中级文化教育提到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把上级文化教育提到相当于高中毕业的程度。”

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

“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针的提出及践行措施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工农干部知识化”这一方针。《指示》要求各部队应“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江南、皖南、皖东、苏北、淮北、鲁南、胶东、冀中、晋西北九地，须各办一个抗大分校，各办一个规模完备的印刷厂，各出版一个日报或三日报，晋东南及晋冀察边区两印刷厂须更扩大提高，贺、关应在晋西北办一个好印刷厂，出版日报或三日报，延安两印刷厂须更加扩大。大大发展军队与人民中的革命文化运动。”

“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号召正式提出前后一两个月内，中共中央和军队领导机关采取了若干措施，践行这一方针，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培养教育干部的师资骨干。1939年12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代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拟办八路军军政学院的指示》，指出：“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指示，为培养具有理论基础能充任师旅等宣传教育指导人才，总政治部决定开办八路军军政学院，学生名额暂定200名，学习时间一年。”二是指示各地增开抗大分校等培养教育机构。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粤委”：冯白驹部要“创造为培养干部的根据地，你们要在冯部地区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由二三百学生办起，逐渐扩大至二三千学生”。

1940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草拟致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克的电报指出：“你们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办抗大分校），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老兵、老干部，尽量抽调来训练；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只有自力更生地大量创造干部，才能担负创造冀热察三省伟大根据地的任务。”

1940年2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其中，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强调：“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一千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1940年2月24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立即成立抗大分校及新四军干部学校的指示》。由毛泽东、王稼祥签发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的该《指示》说：“（一） 中青年学生因受李品仙压迫，大批地逃来新四军。（二） 由晋东南开抗大分校一部在华中，以作华中学校之基础。已开校否？望告。抗大总校何时开赴晋东南？亦望告。”

据总政治部《一九四○年干部工作总结》记载，当年全军各大小单位都已经建立了培养教育干部的机构。

1941年初，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在《一九四○年干部问题的总结》中，对部队干部的在职教育情况，作为全年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总结。《总结》说：各部队都能“坚持两小时学习制度……干部的文化课，按照识字的多寡、文化水平的高低，分甲、乙、丙三组……除进行书本识字教育外，还能进行自然常识、算术等知识的教育，并规定每天作简单的日记。这样一来，到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的确有很大的提高”。

1940年抗大学员中的军队在职干部数量大为增加。1940年4月12日，抗大总校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中说：“第六期开始于本年（一九四○）四月十五日，毕业时间预定在本年十月……本期人数将更加扩大这是无疑的。学生成分本期有一个大的变动，即知识青年来源大大减少，八路军、新四军军队中干部来源大大增加。”

1942年底，一一五师政治部在《一九四二年干部工作报告》中说，“工农干部多数抽出学习了，到党校，到抗大，到一分校，到各旅教导队……送入学校的占三分之一还强，计八百一十九名，这都是老干部，工农成分的干部居多数”。

解放战争后期大批招收知识分子入伍

1941年后，由于“知识分子的来源日见枯竭”，解放军所需知识干部的解决，主要依靠自己培养。解放战争开始后，全党全军忙于战争，无暇顾及部队干部的文化结构问题，故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解放军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这个情况，第二野战军前委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有记载。

1949年7月，第二野战军前委在《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中指出：“知识青年，部队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前两年中是很少吸收的，因此在这一期间，部队中知识分子很缺少，好些连队连一个读报纸的人也找不到。这时知识分子也就很宝贵，去年年底淮海战役前后，部队开始吸收一部分青年学生，来部队中工作。”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大局已定，长江以北的许多大城市获得解放，社会知识分子资源丰富，改善部队文化结构的客观条件具备了较好基础，加上两年多解放战争中基层干部的伤亡较大，亟待补充，因而招收知识青年入伍的要求，顺理成章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9年1月28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给华东局并报中央军委、总前委的《关于在华野设立新建大学吸收新区知识青年训练补充部队的请示》中称：在解放战争中干部伤亡极大，致使干部已非常缺乏，“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请示》称，现在很多解放战士已成为下层干部，有人形容：“上面是共产党下面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打国民党，是共产党带着国民党打国民党。”因此《请示》“特建议在华野设立新建大学（因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等都招收不到学生），分设各系吸收新区知识青年，经过短期训练后争取参加军队中工作，有的转入正式军政干部学校，培养成为部队军政干部，有的直接分配各业务部门去工作，顶出一批老干部转做军政工作”。

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野战军：同意吸收万名学生参军。2月24日，平津战役总前委收到中央复电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吸收平津学生参军办法》：“决定在平津两市动员七千学生（平四千五百人、津二千五百人），初中以上，年龄十八岁（以上），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

1949年3月9日，中共中央向华北局发出《关于尽量收录知识青年入我所办学校的指示》：“听说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军大招生，投考者甚多，但借口没有房子及经费，大批拒绝收录。你们这种处理办法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应即令上述各大学对于来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并且不要怕特务分子，有多少人即收多少人……分送一批（数千人）学生给陕北、晋绥”及分送“每个区党委学生数百人”。

1949年5月8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向华东局和总前委呈报《关于接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加我军遵守的原则的请示》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必将踊跃参加我军，故今天的问题不是他们来不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请示》提出三项招生原则，华东局和总前委在复电中提出，应“办一个规模较大的华东军政大学，由前委统一领导，目前在招生问题及组织问题上即应有统一计划，以便有步骤的有配合的达到这一目的”。

1949年6月16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团结培养两千知识分子来部队工作的指示》，指出：“提高部队文化水平，使部队能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技术，进一步提高觉悟程度，成为华北部队当前建设工作的重要步骤之一。”为此，经请示中央批准，从华北大学接收2000名学生，“根据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培养他们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

1949年9月16日，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发出的《关于吸收医务技术人员的指示》指出，“专门医学技术人员，依靠培养训练非短时所能造就……因此需要大量吸收来补充”。《指示》要求“打破关门主义，用登报贴广告邀请”的方法，“吸收一批旧有现成的医务人员，对于我们工作需要是一个捷径的解决办法”。

为适应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军队工作，解放军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定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对他们的待遇政策和标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军统一制定这方面政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