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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台湾银行反印试样票的重逢

2013-09-11马传德

收藏 2013年8期
关键词:抄家家父上海博物馆

马传德

2012年是我父亲马定祥的好友李伟先诞辰120周年,上海博物馆为其出版了《纸上繁华——李伟先先生旧藏纸币掇英》,这是第一部介绍李伟先捐献纸币的藏品集。

那天,上海博物馆周祥专程送来这本收藏纪念集,当时李伟先在美国的两个孙子李硕传、李颖传昆仲也在座(图1)。大家看了书都十分高兴。

李伟先生于1892年,是我国著名的钱币大收藏家。他原先以收集中外金银币为主,收藏历代古钱稍迟些。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经家父劝说之后,他也开始收藏中国纸币。李伟先对家父绝对信任,请家父担任他的经纪人和钱币顾问。当时在钱币收藏家中,李伟先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人物。所以未经几年,所藏纸币已十分丰富,其纸币收藏之精,可在上海博物馆编撰的这本收藏纪念集中略见一斑。

李伟先先生于1963年至1965年将其毕生收藏的古钱币、金银币、铜元、银锭、纸币三年分三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当年他为了捐献之事,邀请我父亲去他家代为整理、编目。由于父亲白天还需工作,只能晚上或休息日去协助,大概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告完成。李伟先捐献文物的爱国义举使我父亲深受感动,于是积极给予支持,如将自己喜爱的一张湖北官钱局双头像拾两银票以及围场官银局铜元票、永七官银号银元票等,都慷慨割爱于李伟先,满足他想多捐献一些珍贵纸币的愿望。

《纸上繁华——李伟先先生旧藏纸币掇英》分上下两册,其中许多纸币我是非常面熟的(李伟先收藏的纸币精品大多由家父提供),因为李伟先在1965年捐献纸币藏品之前,我父亲曾带我去他府上看了即将捐献的近4000张纸币,这是我的莫大幸运。这本收藏纪念集中仅选载了他捐献的489张藏品,只占其捐献的纸币总数的不到八分之一。但我们可从中看到李伟先收藏之宏富。

最近几天,我仔细地翻阅了该书,十分惊喜地看到了民国35年(1946年)台湾银行各种面值的反印试样票,这些试印样票均为我父亲早年发现的。记得那时上海解放不久,大概是1950年至1951年之间,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有一天我们店里来了一位穿蓝布中山装的人,大概50岁左右,此人与我父亲先攀谈了一会儿,然后从其拎包中取出一捆用报纸包扎的纸币,大概有七八十张之多,其中有这批台湾银行试印样票,还有中央银行新疆、越南、台湾流通券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张鲜为人知的中央银行“蓝牌坊”壹圆试印票。我父亲看到这批纸币十分惊叹,认为这批试样票应是由中央印制厂流出之物,十分珍贵,故当即悉数购下。其中台湾银行的反印试样票较多,有壹圆、伍圆、拾圆3种面值(图2),分别有4种不同图案,其主要区分在左侧台湾岛周围的底纹上,有放光芒、国民党党徽等不同纹饰。当年,我父亲将完整的一套自留珍藏外,重复的就给了李伟先。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钱币收藏者都看重古钱,收藏者人数也多;其次是银币、铜币,而纸币是被人们轻视的。收藏纸币者人数极有限。纸币爱好者大多是工薪阶层,因收入有限,出不起价收购珍稀品种。但我父亲历来对古钱、银铜币、纸币都十分重视。我父亲为什么选择将一套台湾银行试印样票给李伟先,因为他知道李伟先懂得其珍贵,并是唯一愿出价购买的人。至于我父亲自己留下的一套台湾银行试印样票,却在“文革”中不幸散失,因为这批是“台湾”银行印行的。“文革”期间,一切涉及“台湾”的人和物都是忌讳的。比如说我妻子出生于台湾的林家望族,其先祖林献堂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是一个闻名全台的显赫人物,故我家在“文革”中曾一度被怀疑有“台特”之嫌。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弄得人心惶惶,当时很多人不惜毁弃珍宝,将家里藏的国外股票、美元、黄金都丢弃在垃圾桶内。何况我父亲还藏有国民党政府的台湾银行、中央银行发行的这批旧纸币,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亦可将它们视作反动复辟的罪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知所措。但我父亲始终不忍将这批珍贵的台湾银行试印样票毁之于他的手,最后决定,将这批试印样票一张张分别夹在几本《文物》杂志里面,藏匿起来。不料没几天红卫兵就来抄家“扫四旧”,他们不仅将我父亲收藏的钱币悉数抄去,竟连各种杂志、图书也作为“封资修”之物一扫而空。

1983年,政府开始落实政策发还被抄家物资,父亲和我去大场抄家物资仓库领取被抄之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未找到那些被抄走的杂志。据说,全市抄家时被抄的大量各种中外旧书刊,可能早已化成纸浆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我父亲收藏的这批台湾银行试印样票的任何消息。

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日益广泛,我曾经查阅了许多有关台湾银行发行纸币的著作和目录,均未见到当年我父亲收藏的那批台湾银行反印试样票。

我曾向台湾曹世杰等泉友问起我所见过的这批特别的台湾银行试样票,他们都说从未见到过。

所以这次我见到这本《纸上繁华——李伟先先生旧藏纸币掇英》一书中刊载了当年我父亲割让给李伟先的台湾银行纸币时,犹如“旧友重逢”,由衷地感到高兴。幸亏当年父亲将这批重复品给了好友李伟先,方使其幸运地留至今日,成为研究当年台湾银行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否则也可能如同我家里所藏的这批纸币一样,同遭厄运,将永远地消失,而成为不可弥补的永久遗憾了。

责编 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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