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浙江省发改委财金处

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中，能够拉动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源仍然只能是投资，它决定了消费和出口增长率

改革以来，随着储蓄率的提高以及投资体制的变化，中国的年投资率一直维持在30%以上，资本形成明显加速。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物质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超过10%，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与此相伴的则是，对中国以投资为主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直以来争论不断，似乎中国的发展，成也投资、败也投资。

但是，如果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会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将依然行驶在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在空间方向上正处于自东向西快速梯度转移扩张的阶段；在技术方向上则处于产业层级从底层向中高层不断艰难攀升的阶段；而在资本深化的方向上则处于与美、欧、日先进国家之间的追赶差距僵持甚至扩大的阶段。其次，中国的城镇化也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中，能够拉动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动力源仍然只能是投资，它决定了消费和出口增长率。

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从资本的高投入起步的。物质资本积累在其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因素，没有先期的高积累和高投资，就不会出现以后的高速增长。资本深化贯穿于整个工业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伴生性特征。因此，资本深化程度可以准确地刻画出工业化进程所处的阶段。

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200美元左右的水平，只是高收入国家的1/6，离服务业驱动（也就是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还很遥远。因此，当以人均美元数来测定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时，更高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只能意味着必须推动经济不断向“工业发达”状态逼近，因此产出的更大一部分应当而且只能应当投入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提高中国资本深化的程度，直至比肩“工业发达”国家。而在此期间，投资驱动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只会是投资的结构配置问题和效率高低问题。

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工业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也表明，虽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后发性特征，但资本深化在相当程度上诱致和推进了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冲刺的动力正是基于制造业设备更新、基础设施改善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投资热潮，这是中国的重大进步。

对于主张和坚持提高中国资本积累率的发展观点来说，要回答一个潜在的问题，即会不会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的情况。当资本存量非常大，而边际产出很小时，放弃消费而用于替换折旧机器的成本比这些机器的边际产出要高，这样就会存在一个“动态低效率”的投资区间。在这个区间里，人们会选择降低资本存量来增加即期的消费，进而导致经济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泥沼中。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投资结构的配置重点问题。

今后，中国的投资重点不仅应是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且应当提高具有长期回报率的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比重，也就是增加那些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资本、以及可以改变劳动力质量的投资项目，将会大大提高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标志的投资回报率，以避开“动态低效率”投资区间。

只要中国处于资本不断深化、技术不断进步的状态中，不管资本存量有多大，增长率有多快，都不会存在动态低效率。所以，投资于制造业的装备更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质量提高，投资于新技术的创造活动，投资于研发环境的改善，这既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驱动力量，也是中国迈向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