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一种器官会像前列腺那样容易成为调侃的对象。在各种私人聚会的场合，很轻易地就能听到与之有关的笑话，比如有一个流行的段子说，“中年的烦恼是：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就是前列腺发炎”。李敖在做完前列腺癌手术后自嘲说，“我的人生和我的前列腺开刀有很大的关系，它把我整个的方向都影响了。为什么我以前不搞政治，因为女人都搞不完，还搞什么政治？现在不能搞女人了，才回头来搞政治。”而就在不久以前，“前列腺钙化”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

在我的印象里，前列腺在医学院的教学中并不是一个重点。这个如同核桃般大小、仅有20克重的器官隐藏在男性盆腔深处，每天默默地排出不到2毫升的液体，有助于保护男人的尿道健康，其中的“存货”则用于参与精液的形成。至于前列腺疾病，不仅前列腺炎通常无伤大雅，就算是前列腺癌，由于它进展非常缓慢，因而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也要视病人的情况而定。况且，中国又处于全世界前列腺癌发病率最低的地区，与其他重大疾病比较而言，医学界对它的关注自然也不至于太高。

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语言来形容，前列腺在人体器官中的地位就是一个“丝”——这个粗鄙的字眼前不久用特大的字号赫然印在一本主流文化杂志的封面上，显得刺眼而不得体。而前列腺就不会这样：作为男性生殖系统的附属腺体，它既不会粗俗到让人难以启齿，又足以带给人下半身的联想，这种“半荤半素”的身份，被用作开玩笑的材料的确是恰到好处。

走在喧闹的大街上，不难碰到“专治前列腺炎”的小广告。那些在夹缝中野蛮生存的私人诊所非要把它和“阳痿、不育、性病”捆绑在一起。在深夜的电视节目里，“全国著名泌尿科专家”会为男人的前列腺健康不厌其烦地讲解。都市报的整版广告会用各种理论解释前列腺对男性健康的重要性。在享乐主义盛行、个人生活缺乏节制的背景下，某些医疗机构抓住一些人“难言之隐”的微妙心理进行诱导和恐吓，这场“阴谋”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正被一场人为渲染的“前列腺危机”所笼罩着。

在很多情况下，前列腺疾病都是一种被严重夸大的疾病。比如，前列腺虽然属于男性生殖系统，但是它与勃起功能并没有多少联系，那些把前列腺炎的后果指向性功能的宣传，都是人为的误导。年轻男性的前列腺炎大多为细菌性的，通过应用普通的抗生素一般都可以治愈，由此而导致不育的情况也很少见；而中年以后发病的，则大多为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属于机体的退行性病变，不会对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而且会自愈，只在症状明显时才需要进行相应的处理。此外，很多从前列腺液里被检查出支原体、衣原体的人并不需要接受治疗，因为它们可以正常存在于男性的泌尿生殖道里，而在现实中，这样的检查结果却往往被用作大量使用药物的依据。

对前列腺疾病的炒作以及过度诊断、过度治疗，给很多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压力，导致普遍的焦虑、抑郁、恐怖情绪，这些精神因素又反过来使“症状”加重。一位泌尿科医生说，“对前列腺疾病的夸大宣传害死人！”他经手的一个病人，从8年前开始求治慢性前列腺炎，先后跑过六个城市的大小医院，接受过尿道灌注、直肠给药、前列腺内药物注射、微波、中药、艾炙等各种疗法，前后花费十几万元，迄今仍被各种“症状”缠身，无法走出恐病症的迷思。而在这位医生看来，上述疗法不仅花钱多、不必要，而且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可是这样的病人并不少见，通常也难以被说服。

夸大的商业宣传给病人带来的影响只是外在的、身体上的，作为一种生殖系统的疾病，当前列腺炎等疾病被认为与不检点的个人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则内化为一种道德上的压力，在精神上对病人产生的冲击更大，這也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医疗机构刻意渲染和乐见的效果。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苏珊·桑塔格指出，“考察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的确，不同疾病所包含的道德意义不同，桑塔格所批判的，是疾病隐喻带来的偏见转变为行动上的社会歧视、排斥甚至社会压迫和伤害。中国社会对前列腺疾病的解构方式则稍有不同，它不是通过歧视和压迫，而是通过窥视和揶揄的形式——刚好宣泄出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玩世不恭、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情绪。

作为一个功能暧昧的器官，前列腺对于中国具有独特的隐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