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

两天没有坐在电脑前发微博，孙大午的内心有些空落。他现在属于轻微的“微博控”。1月30日下午，他在辦公室里连续发了两条微博，都是关于政府与民企关系的。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

有人说：中国的民企还没长大。如果因贫富分化严重，爆发社会危机，政府很可能会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打击民企“均贫富”，安抚民众。只有牺牲民企，背后的权贵资产阶级才会隐蔽，求得苟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世界里，民企永远是强者和胜者，但在诡异的政治斗争世界里，民企是注定的弱者与祭品。

内心深处，孙大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仍有不确定感。

10年前，他曾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获刑，引发全国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是第一个派记者前往大午集团的媒体。

博弈的最后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他最终被判缓刑。

这些年来，大午集团蒸蒸日上，每年的营业额超过10亿。孙大午现已退居二线，只担任大午集团监事长，主要精力用于“考古”。董事长和总经理分别由他的弟弟孙二午和外甥女刘平出任。“他俩更柔性一点，和政府的关系有改善。”

孙大午承认，和10年前相比，大午集团有了宽松得多的政策环境。但他并不认为，这能代表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生存空间。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法律越来越健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部门还是对民企多有刁难，以为寻租之策。

“政府对民营企业还是想查就查。大午集团是个例外，因为我们得到了媒体过多的支持。”孙大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经济案件的政治性

2003年7月，我受《中国新闻周刊》派遣，到达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时，大午集团多家公司已处于半停产状态。集团内部弥漫着一种末世氛围。

中共徐水县委、县政府派驻的“稳定工作组”在该集团内部和附近村庄张贴了大量《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告示，宣布孙大午的行为违法。

孙大午和他的两个弟弟孙二午、孙志华，已于此前的5月下旬被抓捕。当时的县委书记设置了一场“鸿门宴”，以请孙大午吃饭的名义，在鸿雁大酒店将其拘禁。从一开始，该县党政领导就深度介入了这一刑事案件。

从10年前起，孙大午就开始尝试向内部职工和附近村民集资。到案发时，大午集团共吸收存款余额3526万余元，1993年以来累计吸收公众存款高达1.8亿余元。

当时微博尚未兴起，互联网仍以BBS为主要的言论集散地。孙大午被捕事件，首先在海外网站发酵，再转入内地BBS。

相关的论述，多强调孙大午案的政治因素。孙大午多年来的政治言论被铺陈开来，成为他结怨政府的论据。他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发表的演讲，以及他和中共党内一些自由派老人的谈话记录，也在网上被放大。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内部也曾评估过这个选题的风险，最后认定，将这个案件归之于纯粹的政治案件，并无依据。事后来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记者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徐水县委、县政府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紧张，甚至于在我外出采访时，身后总会有车辆跟踪。

舆论出现了一面倒的情形。在和律师接触后，孙大午得知了媒体的报道和经济、法律界一连串的声援行动。

“入狱时，我并没那么悲观。”谈起10年前的牢狱之灾，孙大午告诉来做回访的我。“昨天我还是中南海的座上客（指被抓前不久，他曾在中南海参加农村问题讨论会），今天就成为阶下囚。当时他们和我讲，如果写了认罪书，就把你放了。我说，我怎么可能认罪？”

修补政企关系

在这场博弈中，一开始就介入司法的中共徐水县委、县政府，开始选择退却。最后，孙大午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这意味着他可以即刻走出看守所了。

“大午集团的资金那时没出现问题，老百姓也没挤兑。”谈起那段劫数，孙大午至今不知道获罪的确切原因：“有人说我是因言获罪，有人说是我得罪了地方官员。我不知道。也许各占50%吧。当时抓了我们那么多人，显然和政企关系没处理好有关。”

出狱后，孙大午几次想要翻案，但都被政府安抚下去，没有正式将申诉状递交法院。在孙看来，他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但在司法机构看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罪，并不需要产生危害后果，即可定罪。

主流舆论则超越个案，将其放置在民营企业生存困境的大背景之中去看待。如《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7月21日刊登的特别报道《亿万富翁孙大午涉罪调查》中所言：“我们之所以关注孙大午案，是由于我们一向关注民营企业家，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与命运。”民营企业面对的诸多问题，从融资难，到难以摆平的政企关系，都借由孙大午案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

这10年来，大午集团总的来说发展顺利。集团内新增了很多项目，包括温泉度假村、酒业、矿泉水等，建筑公司和肥业也快速扩张。也有一些产业（如农业育种）开始萎缩，有一些投资（如高尔夫球场）被证明不成功，1000亩的葡萄园项目则被砍掉。但整体上，大午集团的销售额已由2004年的8000万，跃升到10余亿。接下来，他们还将筹建体育馆、二甲医院和大型超市。

大午集团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也基本称得上良好。

孙大午出狱后的第三天，中共徐水县县委书记、县长就曾召集当地公、检、法及银行的主要领导，与孙大午一起开座谈会，明确表示要对大午集团进行支持。

这并非只是虚假的表态。仅2012年一年，大午集团就获得了1700万的贷款指标。这几年，集团得到的农业补贴也越来越多。有时政府还会主动打招呼，要他们前来填表，以免错过补贴。此外，他们还争取到徐水县政府规划的4大片区之一，用于新民居建设。

现在的中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每月总要有两三次前来大午集团做客，而且无需大午集团埋单。在他人面前，当地官员从来不吝以最美好的词汇赞扬孙大午。

非典型民企

但小冲突依然存在。

2013年1月22日晚上与中共县委领导就一件小事引起的争执，激发了孙大午内心深处的“耻辱感”。他的怒火，在一周后我到访时仍未消除。

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一次小得不能再小的冲突。孙大午的反应，也让中共县委领导深感意外。“孙大午是疯了吗？”“他是一个老愤青。”官方认为，这是越来越“牛气”的孙大午的个性使然。

孙大午则不这样看。他说这几年，他其实讲话比以前更加注意，有所收敛。在2003年涉案之前，他状告过地税局，还曾“抗法”，将工商局工作人员扣下，扒掉制服。现在他则尽量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但他依然时时会感到，官场的特权意识在作祟。他的内心深处，常有不平之气。这部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企业某种程度上仍处于“非正常生存”状态。譬如他在《土地法》实施前承包的土地，一直没被明确承认。有些项目，按程序报上去后，却不能如期得到批准。

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为民企松绑乃至扶助民企的政策。譬如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非公有资本实行“非禁即入”。

但在孙大午看来，“民营企业在萎缩，除了互联网企业外，新面孔很少。徐水原来有5大集团，现在快萎缩光了。”他还从吴英等案件中，寻找支持自己判断的证据。

他认为，从这个意义上，孙大午是一个非典型民营企业家，大午集团则是非典型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