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利平等，先从我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说起。

上世纪50年代读小学，一女教师偶然听说父亲的名字，即询问父亲的近况。回家后问父亲，他终于想起：“她是我读小学的同桌，校董的女儿！”

父亲不是出身世家，而是底层移民子弟。那时尚未有社会屏蔽，谁也没有剥夺他进入这座城市的小学受教育的“权利”，他是与校董的女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此后的经历也说明，通过“文化翻身”，可以完成从移民子弟融入上海文明社会的过程。到上世纪80年代，我突然发现这一故事已无法复制。新时期进入上海打工的两代家乡民工，都被同一道户籍门坎绊住，被隔离在都市生活之外。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纳税十年、二十年，农民工的子弟还是农民工，“同桌的你”不再属于校董的女儿与农民工的儿子。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广州受聘为一家农民工子弟小学的名誉校长，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接受的唯一一个社会职衔。那一天，我提议与这个学校的“校董”一起打开校门，让等在门外多时的孩子提前入校。门开处，几百个孩子欢蹦乱跳涌进校园，寂静的校园刹那间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很有“成就感”。下午与教师座谈，他们的发言使我一下子冷静下来：即使这些孩子上了学，是否能及时融入社会还是问题，升学、就业、婚姻，每一道坎都有他们迈不过去的障碍。

又过十年，为我装修房子的一位农民工，转移到另一小区接着给别人装修。一天深夜，他打来电话，请我无论如何帮忙，把车子开出来一趟，送他进小区。原来他夜半返回，门卫见他衣衫脏旧，死活不让进。情急中，他想起我这里有车，请求帮忙。车到后，他示意我停远一点，以免门卫发现破绽；上车后坐到后座，翘起二郎腿拿起报纸作首长状，享受了门卫行注目礼放行的待遇。

在这个“闷声大发财”的新时期，中国这桌现代化跨世纪大餐，坐上去享受的人背影憧憧，这桌大餐买单者，不是那些坐着的，恰是那个站着的——农民。如果农民是牛，我们从这头牛身上剥下过两张皮，目前在剥第三张皮。陈毅谈国共决战，江山何来，曾诗性大发：“淮海战役是五百万民工用小车推出来的！”姑不论其他，即此而言，将军承认了第一张皮。江山到手，进城大搞工业化，原始积累来自何方？梁漱溟曾为此上书，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自“内卷式殖民地”——农业、农村和农民，这是第二张皮。上世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全面瘫痪，两亿农民与几乎等额的外资、港资、台资相遇，终于攀上GDP世界第二的高峰，是土地财政以及亿万农民进城打工苦干出来的——这就是目前剥的第三张皮。在此长达六十年的历程里，农民的政治权利是如何进步的呢？

上世纪90年代末三农危机凸显，南方周末记者来访，我先请他做一个简单算术题，八分之一大，还是五分之三大？他说是五分之三大。我说，那你就找到了三农危机的根源。什么是五分之三？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南方北方吵得一塌糊涂，最后达成妥协：南方黑奴计入各州选举人口，每一个男性成年奴隶计为五分之三人。什么是八分之一，1954年选举法规定：城乡人口选举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八比一，即农民的选举权是城市居民的八分之一。

此后的农民政治权利即以此为起点，缓慢进步：1979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突破八比一，进入到四比一、五比一，其他地区还是八比一；1982年選举法修订，允许农村地区镇级建制及大企业职工进入到四比一；1995年再次修订，全国统一为四比一；最后是2010年，这一比例进步终于实现为一比一。

数据上的进步，来之不易。但究其实际，如何真正代表农民的权利、如何真正当好代表，还是值得检讨。

中国已经成为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春节，铁路、公路等运输部门将高达三亿流量的旅客输送回家，几乎是把西欧的全部人口来回搬动两次。我因此而同情年年挨骂的铁道部。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人口堰塞湖最多最有效的社会，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堰塞湖，将亿万人口分割阻遏在这一岸或那一岸。我们之所以庆幸还能安享城市文明，还能嘲笑印度的种姓制残余及其城市肮脏杂乱，是依靠维稳，再加更多倍数的城管人员。

我们承认改革的进步，但仅有经济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有政治体制改革也不够，还要有社会改革。社会改革不是覆盖性社会治理或恩赐性还利于民。改革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经济、政治、社会改革，所有改革的本质含义归其一，是还权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