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炎迅

多年过去，对于那些奶粉受害家庭而言，回忆是纠结的。

他们一方面时常与自己信任的亲朋絮叨起那段不堪的记忆，为患病的孩子辗转反侧，一方面又忌讳和警惕地保守着那份记忆，不轻易与陌生人提起，更不想再与记者们聊这事。他们想努力营造正常的氛围，让孩子这么生长下去，至少到结婚那时，没有人会记得他们的孩子曾经是“大头娃娃”，不会因此找不到对象。

现在

阜阳市三塘镇的居民高正，当年30岁，他的外甥彼时刚满9个月，因为劣质奶粉，严重营养不良，一度生命垂危。

十年后的今天，农历年前，高正远在广东打工，他的外甥和家人留在阜阳，他说，现在就想着多挣钱，让外甥吃好的穿好的，别再遭罪了。

与高正相比，阜阳市颖泉区周棚镇人张林伟更为不幸，2003年时，他5个月大的女儿蓉蓉，因为长期食用劣质奶粉死去。

2005年，他和妻子又生下一个儿子。其实张林伟的妻子曾患精神分裂，蓉蓉死的时候，她旧病复发，直到今天，还有些后遗症，与陌生人说话，有时恍惚，有些词不达意。

2005年，儿子出生时，她依然没有奶水，所以还得依靠奶粉。如今张林伟很警惕，每次挑选奶粉都要仔细比对，查看相关资料信息。

平日张伟林会出去打工，今年农历年前回来早些，想多陪陪儿子。他有时会拿出蓉蓉的照片，眼圈发红。

按照当地习俗，夭折的婴儿要远葬，但他不舍，在附近找了个安生之地，土葬了。

无法与往事告别的，还有赵成光，当年他的孩子也是一名“大头娃娃”。2013年1月22日下午，阳光很好，他11岁的儿子和一帮伙伴在院外玩耍。这么些年，这个孩子体质一直不好，经常感冒发烧，与村里其他孩子相比，不够“男孩子气”，体育课上，跑不快跳不远，常被同学嘲笑。更关键的是，他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思维总是慢一拍，成绩很不好，有调皮的同学会笑他“二傻子”。

赵成光不知道这是不是命，他感到很苦闷。而附近另外几家当年的“大头娃娃”家庭，有的已经举家搬到外地，有的则闭口不提当年。

事发

当时事发，起初是零星的病例，直到高正和刘晓琳二人直面媒体，才让劣质奶粉事件成为举国震惊的大新闻。

2003年6月某日，高正的外甥开始发烧、拉肚子，突然发展成腹部肿胀。当时正值夏季，小儿多有类似病患，很多人与高正一样，一开始并没太在意。

不过到了10月29日，情况日益严重。高正将自己的亲外甥送进阜阳市人民医院时，孩子脸色如灰，脸肿如球。

“非常危险，随时都会死掉。”高正说。他妹夫在外打工，妹妹不识字，照顾孩子的重担就落在高正身上。

阜阳市人民医院医生刘晓琳等人告诉高正：孩子很可能是吃着假奶粉了。这是高正平生第一次听说假奶粉。

身为儿科医生，刘晓琳那段时间不断接到类似病例。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她，这些营养不良的“大头娃娃”，很可能跟奶粉有关，于是让这些家长拿奶粉去检测一下。

高正于是让妹妹找出没喝掉的7袋内蒙古自治区水欣乳业公司生产的“伊鹿”牌奶粉，自己掏钱送到阜阳市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很快结果出来了，奶粉蛋白质、钙、铁、锌等主要指标均不合格。

更让他气愤的是，检测人员说，连日来，数十位家长带奶粉来检测，都有类似问题。

刘晓琳医生的担心变成残酷的现实。她坐不住了，于是找到媒体，期望能提醒阜阳的消费者，市面上存有大量劣质奶粉，购买时需警惕。

如今，作为阜阳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的刘晓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初她没想太多，也没有想到自己正要牵出一起举国震惊的食品安全丑闻。

而这时候关于劣质奶粉的报道，开始零星出现在媒体上。高正也打算寻求法律援助，维护自身权益。

这个一直做小生意的青年，有股韧劲儿，他开始认真研究了中国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己写投诉书，先来到太和县12315投诉站，又向太和县消费者协会投诉，提出49.14万元的赔偿要求。

与此同时，身为阜阳人民医院儿科主任的刘晓琳，成为高正背后一位支持者，在当时，她是高正之外又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人，被视为“良心医生”。

如今，刘晓琳依然忘不了那段往事。她时常回想起当时不断来就诊的“大头娃娃”。而这段往事的影响，也一直伴随着她。

2013年1月9日这天，她到北京去参加卫生部的颁奖盛典，由卫生部评选的全国“白求恩奖章”，一共十名，刘晓琳是其中之一。当年她挺身而出后对媒体说出有关奶粉的怀疑，从而帮助媒体进一步揭发这桩奶粉丑闻。那以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因此被反复提及，被选为各级的优秀工作者，获得了多次奖励。

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么多年，我不过本本分分地工作，自己觉得没啥大成就，一次次获奖，可能都和当年有关吧。”

余波

“大头娃娃”事件被曝光后，一场“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问责风暴在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拉开帷幕。

在阜阳地区，因为患儿数量多，成为风口浪尖之地，最受到指责的则是当地工商局系统，他们被认为市场监管失责。

6月22日，新华社安徽记者站的文章《阳奉阴违为哪般》披露，阜阳市太和县因劣质奶粉事件被撤职开除人员仍在上班，文章认为，这是典型的阳奉阴违、哄骗国务院调查组的行为。

这一报道立即引起高层重视。24日，51岁的太和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学顺因未执行劣质奶粉事件的处理决定被“双撤”（撤销党内和行政职务）。

这时，作为劣质奶粉生产地之一的福建省福鼎市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翁华铭，不堪压力，自杀身亡。自杀事件和上级不断推进的问责，让各地官员如履薄冰。

《中国新闻周刊》决定介入第二轮的阜阳官场问责，编辑部期望通过扎实的采访印证一个预判：“问责制正在给中国官员带来空前的压力，但在制度不健全、责任不清晰的背景下，为应付上级和舆论而进行的问责，难免受到争议甚至变相抵制。”

当时阜阳下辖的太和县，是劣质奶粉的重灾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这里的工商局，大门紧闭，远远望去，局长徐学顺的办公室拉着厚厚的窗帘。

后来在当地质检局的宿舍区，记者偶遇徐学顺。随后经过一番攻坚，这位漩涡中的核心当事人终于接受采访，讲述了问责风暴中当地的官场之变，以及个人的生活变迁。

在阜阳的几天里，《中国新闻周刊》四处寻访，最终还原出当地问责风暴下的官场生态，题为《安徽阜阳奶粉案假撤职的真相》的报道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

如今，《中國新闻周刊》记者回访阜阳，试图与当地官员联系采访，对方都依然讳莫如深，不愿多提当年往事。而被免职后的徐学顺也婉拒了采访，他一如当年所言，觉得自己“点儿背”。

十年来，因为大头娃娃事件，让国人对奶粉等食品公共安全问题有了更多的警惕，特别是到了2008年，三鹿奶粉风波中，那些“结石宝宝”的家庭，在维权时都参考着当年的阜阳事件。

而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医生刘晓琳再一次从医学角度为患儿父母解释病因，提出质疑，并与媒体一起 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