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萍萍

非典那年的很多细节我记不清了。

宋大夫也和我一样，十年来很少想起在那场被钟南山院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经历。她甚至没有意识到非典已经过去十年了。

2003年的春末夏初，我和宋大夫一起在位于小汤山的病区里度过了近半个月，她的专业与镇定，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甚至曾开玩笑地说，相对于外面隐藏在某个角落的非典病毒，病区里跟在她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宋大夫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从医时不到20岁，赶上过水灾、地震，经历过霍乱。非典袭来，组建第一批抗击非典医疗队，她就报了名。她说没有害怕过，因为那是做医生的职责。

而我真的害怕过。

2003年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第一次将北京定为疫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有多近。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4月20日，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北京累计非典型肺炎病例339人，5天前这个数字还只是37人。是北京301医院军医蒋彦永的一封署名信让真相被公众所知。信中称，仅他知道309一家医院，就收治了60例SARS病人，到4月3日已有6人死亡

恐慌开始蔓延，23、24日出现集中抢购生活用品现象。我也紧张起来，出门戴上口罩，回来一遍遍地洗手。

而真相的公示对于媒体人来说，是另一种信号。

我的“非典”经历

5月初，《中国新闻周刊》的同事打电话告知有机会采访疾控中心的流行病调查大队。当时北京的疫情严峻，为了斩断传播途径，北京各医院接收非典病例后，必须第一时间通知疾控中心，由疾控中心派出流调队员对患者做面对面的调查，摸清病人的接触史，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并对病患停留地区进行全面消毒。这也是我们此前最接近非典患者的一次采访，出发前主任塞给我一小盒当时很紧俏的免疫球蛋白的药水，嘱咐我要胆大心细。采访前一天晚上，收拾好器材，站在空荡荡的浴室里，眼泪一点点涌了上来。

和我同去的文字记者是孙展，高高壮壮的。我们搭上一辆开往望京医院的救护车，和两名年轻的流调队员去调查一位刚刚被确诊的非典患者的情况。在医院的发热门诊区外我们穿好隔离服。发热门诊位于这个医院角落里，简陋的小院里几名病人散坐在各处输液，刚刚确诊的患者半躺在一张长椅上。我有些紧张，下意识地站在流调队员身后，加上第一次隔着厚厚的手套、眼罩操作相机，简直手忙脚乱。孙展隔着厚厚的口罩笑了笑。这个小小的动作，突然让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站在这里——慢慢地专心在工作。

从疾控中心回来的头几天，总怀疑自己在发烧，又不敢拿体温表测，连着几晚睡得不踏实。电视里滚动播出的有关非典的各种消息更加折磨人，我相信很多记者和我一样，当时为同一个问题煎熬着，“去，还是不去？”我们都明白，对记者来说，真正的现场在那里！我和同事张宇商量后，向主任提出了去病区采访的申请。一旦下了决心，事情反而变得有条不紊，联系医院，准备资料，虽然颇费周折，但5月下旬，终于进入了非典病房。这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开始缓解。

借着无知者无畏的鲁莽，我进入了非典事件的核心区。医护人员的工作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我每天跟着当班医生去查房，拍摄医护人员的工作情况，简单和患者聊上几句，得到允许后拍些照片。一切超乎想象的平静，从医院情况判断，疫情应该是被控制住了。

正如唯一在收治重症患者的地坛医院里连续采访18天的摄影师贺延光所言，“作为新闻记者，面对非典这场灾难，我们本该介入得更早，让更多的世人警醒，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原因为自己的怯懦开脱，但在不该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显得那么虚伪、无力。”

这正是我在这个重大事件中身为记者的遗憾。初出茅庐的我，拍下的无非是“所见即所得”的瞬间。而面对这样一场大灾，真正让我思考它将给我们带来的改变，真正意识到，摄影的限度与边界，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出现。

非典没有结束

2003年11月，《南方周末》的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那是透过一个高压舱门上的“猫眼”拍摄的，一些医院医护人员在高压氧舱里治疗非典后遗症。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非典后遗症”。直到整整两年后，我和某周刊的记者徐梅一起，坐了几个小时的公车，摸到位于京郊的一家私立医院，见到了卢先生，他被确诊为双侧骨股头坏死的非典后遗症患者——那一刻起才真实地接触到这个人群。

卢先生40岁出头，非典愈后两年多，被查出股骨头坏死。他是主管生产的经理，卢先生沉默了许久说：“担心有什么用呢，慢慢来吧！”他的平静、压抑，刺痛了我，原来非典没有结束。

在非典结束之后几年间，关于后非典阶段及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信息鲜见于媒体，好像它从没有发生过。我向几位曾在非典一线工作过的医生咨询，他们证实当时的一些“保命措施”，确实有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出现的可能，但是没有官方正式的表态。不知门道的我只好泡在郊区的几个所谓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专科医院，每天获得点零星的消息。吃闭门羹成了常事。即便找到了后遗症患者，听说要诉诸媒体，不少人退缩了。他们的敏感与反复，缘于他们担心周边的人对自己异样的眼光，担心家人受到干扰。

我也担心，一旦被曝光，他们可能面对的不可知的压力。

我有了放弃的念头。这时我遇见了董薇（化名）。第一次在急诊区的走廊里，见到董薇，她正小心翼翼地走在脚步匆忙的同事当中，天蓝色的护士服一摆一摆地，看起来空荡荡的。她刚刚结束股骨头坏死的治疗回到工作岗位。同事照顾她，总是抢着事干，大多数时间里，董薇就倚着操作台看着，递个东西盖个章。即便这样，她还是觉得很累，晚上到八九点钟就一定要睡觉。董薇是2003年4月在醫院抢救室被非典病毒感染的，病情较轻，出院后也没有特别留意。直到有同事确诊为股骨头坏死，一直以为自己是脱钙的董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检查结果：右侧股骨头坏死。休息室里，沉默了半响的她突然说：“那会儿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股骨头坏死，就算不拄拐，也是终身残疾。”董薇失去了原本的生活，还失去了她7年的爱情。当男友突然提出分手时，毫无准备的董薇哇地就哭了，她理解他，但恨男友太懦弱。

董薇和我年龄相仿，挥手告别的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在非典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卢先生，成为董薇。非典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非典到底以何种面目存在我们各自的记忆之中？

关于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报道刊登后，网页上的评论刷了一屏又一屏，电话也不断，有读者也有同行，直到半个月后，读者刘梅（化名）打来电话，她让我看到了更多被非典“大事件”掩盖的刻骨铭心的伤痕。

刘梅的爱人老汪也是非典后遗症患者。2004年1月18日，刘梅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一天风很大，她掩饰着内心的震荡，拍着老汪的肩说，“没关系，瘫了我推你。”当天老汪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为了帮助丈夫治病，刘梅四处奔波，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典后遗症患者，并帮助他们写材料、找政府。

方渤，后来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有关非典后遗症的报道中。2003年，方一家9口人被感染，出院后，听说自己的血清可以治疗非典，方渤领着死里逃生的7口人去捐献血清。不料半年后，自己和两个女婿陆续查出股骨头坏死，接连的打击让家里每一个人都变得极为敏感、暴躁，父女之间、夫妻之间、岳父和女婿之间，“能吵的都吵了”。之后两个女儿先后和丈夫离了婚。家全散了。

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和偏执等几乎是非典后遗症患者的普遍情绪。对这些患者和家属来说，心理康复也许比病痛的治愈更漫长，更艰难。治疗效果的反复、生活的困窘、环境的压力，时时提醒着他们，原来的生活彻底毁了。

有关非典患者的心理问题，2003年已被纳入国家863计划的重点课题。李朝东夫妇也在那段时间接受了心理咨询，只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两年后，他们想要找到当年做调查的心理医生，只能到医院挂80元的专家号。经过多方努力，现在心理治疗终于被纳入了医保范围，但对方渤他们来说，和心理问题纠结在一起的种种现实问题依然无解。

2008年《三月风》杂志的副主编，张立洁在广州双年展上展出《非典的背影》，随后《中国日报》《新京报》等媒体跟进报道，非典之后5周年时开始引起更多的关注。事实上，这十年间，从政府承认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存在，到包括150多名非典后遗症患者在内的医保名单的诞生，以及被病友们称为“7·28方案”生活困难补助的发放，政府在逐步地更多细节地为这个群体解决实际问题，而这些也是靠着他们自己努力让真相更多被政府和公众获知。如今，方渤和他的病友们开通了微博，通过“自媒体”为自己呼吁建立非典后遗症救助基金。

2009年12月，刘梅再婚了，娇小的她依偎在美国丈夫身边，冲着镜头笑得很美。这一天，病友们在望京医院，为刘梅举行了个小小的庆祝仪式。第一次，他们在我的镜头前，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2012年11月1日，董微发来短信，我生宝宝了，在婆婆家坐月子呢。那一刻，我真實地感觉到他们的痛苦与欢笑，不是报道中的一个角色，而是无法回避地、结结实实地与我的生活、我的成长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