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刘子倩

出狱8年，佘祥林还一直梦见自己在监狱里。

虽然在白天他从来不想监狱和当年那些事，但一到晚上，梦境就把他拖进了回忆，那些强加给他的11年的黑色记忆，由不得他，如影随身。

自由这事儿，让佘祥林烦恼很久了，“人家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为什么我会一直梦到自己在监狱里呢？”在监狱时，总是梦想被放出来；真的放出来了，却在梦里把自己又关进笼子

除过这些，佘祥林当下的生活倒是和正常人无异。接受我们的回访中，他反复强调“正常”这个词：像“正常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想出门就出门，想睡觉就回屋子。

1994年，佘祥林“正常”的生活被妻子的失踪扰乱。因被怀疑杀害妻子张在玉，他被捕入狱，其间两度被判“死刑”，两度发回重审，终因证据不足改判15年。

2005年，佘祥林在监狱里服刑第11年，从28岁熬到了39岁，妻子张在玉却戏剧性地归来了。他如英雄般从监狱里被迎接出来，媒体的闪光灯闪晕了他的眼，错抓了他的警察因此而自杀，甚至连国家都跟他说“对不起”，还给了他70万元的国家赔偿。

但仍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11年的自由以及母亲的生命

如同当年的突然失去，正常生活又突然回来了。这个男人有些措手不及。为此他适应至今。

“我是清白的”

2005年4月13日，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洒在一片开阔的油菜地上。阳光下一群孩子正在乡间小道上追赶着一只母鸡。

油菜地的尽头是一堵高墙，里面是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审判。

被告佘祥林，1998年6月，他被该院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一回，佘祥林没有戴手铐，没有穿囚服。但他依旧坐在审判席上，一块并不醒目的“被告人”的牌子此时与他刻意地保持着一段距离。

庭审持续了100分钟。

庭审中，佘祥林表情木讷，声音低沉，夹克衫的领子高高竖起。主审法官与他的一段对话，引起了一片聒噪。

法官：佘祥林，你是什么时候被准许取保候审的。

佘：1994年4月。

法官：你仔细想想，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准许取保候审的。

佘：是1994年4月，我是清白的

佘祥林被获准取保候审的确切时间是：2005年4月1日。但他只记得一句话“1994年4月，我是清白的”

1994年4月，法官认定佘祥林故意杀人罪成立，佘被判死刑。

之后，这个男人的生活一片阴霾。11年里，相信他有罪的人越来越多，先是警官，后是检察官，再后来是法官、大法官，甚至义愤填膺的群众

而相信他无罪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他的母亲。

长达11年罪与无罪的辩驳，让他彻底模糊了其中的過程，逐渐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他只记得“我是清白的”。

京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何正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回首佘案的整个审理程序，几乎每个环节都是合法的、公正的。

但是，“合法、公正”的程序，何以酿成了一件冤案？

《中国新闻周刊》重翻尘封11年的9本案卷，力图大致还原对佘案审理的全部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司法过程中，在一套复杂的司法体系以及一群“铁面”执法者的合力中，这位清白的公民，最终变成了一个“罪犯”。

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将公民佘祥林判为“有罪”的过程，一共经历了4年零两个月，而在大家认定他所“杀害”的人——前妻张在玉——出现后，恢复他的清白，只用了15天。

享受正常

“罪犯”佘祥林重新成为公民佘祥林。但像是在跟来之不易的自由赌气，他的正常生活里充满了偏执：听到有人敲门，他也故意不开。手机总是处于关机状态。没有原因，就是不想开门，也不想听电话。更不要问他现在做什么工作，那一定是，不、告、诉、你！

“这是我的自由，我现在就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一直往前走，享受自由。”他对自由的定义是：如果不跟以前形成对比，怎么能配得上“享受”这个词。

与世隔绝11年，佘祥林唯一感受到的社会变化是狱警的手机。他入狱前，手机还没成为日常用品，但那11年中，狱警手里拿的一直在更新换代，从翻盖到直板；最初出来，人都是蒙的，“雁门口这么小的镇子，居然那么多桑塔纳了；以前一两块钱一包的烟，现在卖到十几块了”

出狱时，女儿已经18岁，因为没有父母，15岁就辍学了。他觉得自己欠女儿太多，“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营造家的感觉，让女儿感觉到家的温暖，最重要的让她感觉到家里有人，每天给她做饭，照顾好这个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我都要保证不能耽误这一条。”

出狱后，佘祥林做过啤酒销售，开过饭馆，但这个工作要跟工商、税务、消防这些部门打交道，实在是太累就放弃了，仿佛还被朋友骗过，但他都选择将这些忘记。

偶尔会跟朋友们聚一聚，他酒量不大，烟也抽得不多，对女人依旧保持谨慎，也没什么特别的爱好。“这算不算不正常？”他敏感地问。

2006年，父女俩搬到宜昌，买了套靠山靠水的房子，130平方米，不到40万。

刚出狱时，总有记者称呼他为“中国式的肖申克救赎”，佘祥林特意看了那部电影。“如果我是肖申克，又是无期，我肯定也会花几十年去凿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