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磊

杨明又点了根烟，深吸两口，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再提起龚建平，这位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语速依然很慢、很片断，事情过去太久了。

龚建平之死不能是事情的结束

2001年12月，一封题为《一个执法过杭州比赛裁判的自白》的信和退给俱乐部的4万元钱，掀起中国足球反赌扫黑风暴。

第二年3月，龚建平因涉嫌商业贿赂被警方逮捕，随后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没人想到，龚竟成为这一轮反赌风暴中唯一一个获罪之人，也成为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个因为受贿、假球、黑哨而被判刑入狱的裁判。

杨明则是当时这一轮中国足球反赌扫黑中写报道最多、最犀利的记者之一。同年，他根据采访结集《黑哨》一书出版，事件核心人物，从足协官员到举报人宋卫平，再到裁判龚建平，杨明在书中写的很详细。

两年后，龚建平因“不明”的血液病去世。龚建平的去世，让大家突然意识到，他其实只是一个小人物，反赌扫黑闹了快两年，传言被检举的裁判名单一长串，但只有这位大学老师被判入狱，而其他裁判、买球中间人、送钱的俱乐部老总都相安无事，赌球和做球的流言依然不绝于耳。

这对很多人触动很大，特别是一直关注黑哨案的球迷和媒体。

得知龚建平病逝的当晚，杨明失眠了。他在家里的观音像前，为龚建平上了三炷香。“我的心绪很混杂。我报道黑哨的时候，还是把足球当做体育。但是后来发现足球不仅仅是体育项目，是社会的缩影。我写书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足坛是不是特别黑，我说恰恰相反，足坛腐败的程度，如果用中国社会其他行业的平均值衡量，它不会突破上限，也就是个平均值。”杨明说，“龚建平被抓，又去世，对他的家庭打击特别大。他女儿比我儿子小几岁，我能够理解一个家庭就家破人亡了，我是有压力的。我认定他是罪人，但是罪不当死，他一个人为所有黑哨背了黑锅。证明‘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裁判）只要不认账，就没问题。我把自己这种情绪转化成对反黑夭折的强烈不满。”

此后，杨明说的越来越少。有媒体开始质疑，龚建平是否成了那一轮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唯一“替罪羊”，也有许多媒体此时因为同情或者暧昧选择了沉默。

编辑丁尘馨和我在事后去拜访一位一直追踪采写龚建平病逝的体育记者，从报道内容看，他和龚建平的家人朋友较接近，我们希望从他那了解更多的情况。在这位记者家，除了聊已经见报的一些内容，关于龚案，他不愿再提及，态度也显得冷淡甚至抵触。

无奈的现实与媒体责任

那时的同事孙文晔三次到居于筒子楼的龚家，诚意和耐心逐渐得到了龚妻索玉华的信任，并独家采访了她。

在龚建平被拘捕前，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曾表示：“这次调查组一个基本调查原则是：只要据实举报、有报必查、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涉及多少人，包括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决不包庇袒护。”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也表示，主动坦白并退款的裁判将不予曝光并继续留用。

索玉华告诉孙文晔，在看守所里，审查人员不止一次要求龚建平立功，示意说判决的绝不会只有龚一个人。

龚建平交代了大连籍裁判员于敬仁、前卫体协裁判员刘雨涛参与对裁判做工作和送钱做“中间人”的事。但在中国足协内部“自首”政策下，裁判们都被免于了处罚，除了龚建平。

而龚建平被捕后，足球反黑扫毒之声戛然而止。

龚建平的代理律师王冰在龚去世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白书是足协领导从绿城俱乐部带回来披露给新闻界的，把它当作一种可利用的手段，整个反黑运动事实上已经走形了。

就在自白书和钱款曝光前两个月，中国男足在韩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出线，第一次晋级决赛圈。

一位足球媒体人在一个饭局上劝杨明退出，说“你别再写反黑扫赌了，不然就是罪人”。他说，在亚洲区预选赛中未能出线的伊朗队已经向亚足联和国际足联提交了申诉书，强调中国足坛有黑哨，所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出线不公正，要求顶替中国参加世界杯。

“他一说，我当时脸都白了。我意识到，真是这样的话，我就是中国足球的罪人之一。中国足球四十年圆梦世界杯，如果因为反黑去不成世界杯了，那社会舆论马上会转向。”杨明回忆说，很多媒体、球迷也将希望国内足坛回到“正常”秩序，他们都需要世界杯。

“我回来又想了一下，我觉得必须要把采访到的东西出书，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杨明清楚，包括国家领导，都不会仅把足球当做足球问题，会跟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综合考虑，做轻重判别，他那时已经预测那次反黑肯定不会下狠手，世界杯名额也必须要保。作为体育记者，“我会特别功利地选择保世界杯，在世界杯后再继续反黑”。

而韩日世界杯早已结束，国内足坛反赌扫黑却不再有任何动静。

如何公正报道这样的事件而不是哗众取宠，这是这个报道给我带来的思考。

“龚建平为什么成为‘中国第一黑哨，为什么他会成为这场风暴的唯一主角？10年之刑从何而来？是否存在看不见的推手？而龚建平的去世又留给世人什么样的思考？”只有这一系列的疑问一一解开，才是作为媒体人对于死者的最大尊重。

——我们不是想为龚建平翻案，作为媒体，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但我们用如此的篇幅去“打搅”一个死者以及死者的家人，是不想让龚建平如此地、慢慢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甚至被遗忘。

你我跟谢亚龙、陆俊有什么差别？

庭审龚建平时，当时控方检察院指控的是“企业人员受贿罪”，法院却最终判处龚“受贿罪”——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罪名，其定罪量刑比“企业人员受贿罪”重得多。这让龚建平的辩护律师王冰很震惊。

就在判决前几小时，控方出示中国足协开具的证明，即足协是营利企业，龚建平行为属企业人员受贿。

龚建平曾提起上诉，但二审没有开庭，直接维持了原判。

直至2009年10月16日，才开始新一轮反赌扫黑，由公安部督办。从侦办到判决历时近3年。此次相反的，很多足球界人士都被要求协助调查，最终25人被判刑，包括足协官员、俱乐部官员、球员、裁判。

第一次在法律层面让所有人意识到，做球、收买裁判，在这个链条上，谁都脱不了干系。

这次入狱的4名裁判罪名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身份相同，但量刑已比龚建平轻得多。

裁判黄俊杰非法收受财物最多，共计人民币148万、港币10万，被判有期徒刑7年。其他三名获刑裁判的金额都超过龚建平收受的37.5万元，但刑期最短的周伟新被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根据龚建平被判的罪名，杨明曾撰文说10年刑期算是该罪名中最轻的一级。后被人转述成“杨明认为判轻了”。

龚建平火化那天，有人带了一些媒体的文章到现场，其中有杨明写的一篇评论。

“听说他夫人看到我名字很激动，我才意识到他们会怨恨我。”杨明说，“十年前我喊抓、重判，那种心态，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多大用，全社会在看反赌扫黑都把它当做故事，热衷探听八卦，收了多少钱抓了多少人，把自己当做看客。其实每个人都要拷问自己：我跟谢亚龙、陆俊有什么差别？如果被人送你购物卡、送电脑，你会不会收？可能他们做的事情，很多人都做过。”

如今，曾在丈夫的葬礼上喊着要“报仇”的索玉华仍在任教，龚建平的女儿也在学校任职。

2013年春节刚过，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也终于开出新的罚单，对涉假球风波的俱乐部、工作人员等进行处分罚款。申花被剥夺最后一届甲A冠军资格，另外，谢亚龙等33人被终身禁止从事足球活动，尤可为等25人5年内禁止从事足球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