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径宇

对待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机构，乃至一个社会，你持有的观点，来自何方？

你为什么认为萨达姆死不足哀？为什么认为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为什么会觉得温水里的青蛙会被煮死，而外国的月亮看上去一定不比中国圆？

很多人对自己持有的观念和观点那么自信，并且越是有人挑战了自己的观点，越加振振有词。很多人从早到晚混战在微博和论坛，一再声张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你深信不疑的这些观点，凡此种种，其来有自。

也许是来自祖母的一次教诲、历史书里的一些记载、思想品德课程上的一些说教、良师益友的一次促膝长谈、政治偶像的一次演说、电视杂志互联网上的一组报道。

那么，祖母的教诲来自哪里？历史书和思想品德课程是什么人编辑的？政治偶像了解当代中国吗？媒体的价值观后面是哪位主编和编辑记者？而多年前自己的良师益友，此刻还能不能让你信服？

很多曾经坚固的，现在都灰飞烟灭了，何况建立其上的见识和判断。我们此刻执著的“坚定不移”，究竟建构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这基础下面的根本是什么？建构的过程有没有“豆腐渣”？有没有一个个建构者的“自我”私念夹杂其中？若都标榜为真话，你相信谁的真话？同样是主义，你相信谁的主义？

如此一路追问下去，我们会堕入类似佛家的空。但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试图从表面的“有”一路追寻到“无”，又从“无”里点滴的“有”，建构起事实本身的逻辑，从而告诉读者，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媒体面对一切言之凿凿者、一切大义凛然者、一切声势浩大者、一切高大完美者，乃至一切自谦者和自我检讨者，都应保持清醒的独立的判断。虽然，所谓“独立”，其实往往也是被各种来历不明的知识和价值谱系所精心打造而成的，我们可以做的，只是尽力保持独立。惟其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盲从，乃至成为帮凶、沦为历史的笑话和炮灰。

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处在这样的警惕之中。我们深知，“真话”往往被选择性表达，“真相”往往是掩人耳目的道具。我们有时会急于下一个定论，然后被无情的调查过程所否定，再否定。真相深不见底，虽穷追不舍而未必水落石出。所以，新闻做到后来，越做越战战兢兢，越做越充满惭愧。

如果有一天，真相足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也没理由继续自欺欺人。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建构在真相和常识之上的，时间将风化掉那些用以作茧自缚的虚假。

真相通常是平淡无奇的

如何最大可能地保持独立性，是媒体需时时经受的考验。我们所追求的，是尽量不依附于某一种成见体系，不在价值观主导之下罗织论据，不在悲天悯人的情怀里掩饰可怜者的可恶，不在嫉恶如仇的情绪里遮蔽为非作歹者的善良之处，更重要的是，不为纯善的行为刻意寻找瑕疵以彰显真实，亦不为恶行者附会更多的恶行以加重罪责。

所以，更多的时候，许多事件经由调查报道后，并没有多少“极致”之处，并不能夺人眼球、摄人心魄，因而也无法在短期内推动杂志的销售。然而，我们仍然只能这么做。只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实事求是者，尽量不夸大其词，亦不哗众取宠。

有的时候，一些评论者会有慷慨激昂的文章，一些记者会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冲动，但通常，编辑或者主编都会删繁就简。我们不想把话说满。这个世界上到现在为止，绝对正确的观点还为数不多。

随着工龄的增长，我们更喜欢一篇新闻稿里尽量不用或少用形容词和副词，尽量不用感叹号，甚至尽量少用定语或状语。遗憾的是，其难度是非常大的。常有满篇形容词、副词的新闻稿成为漏网之鱼，我们为了保持作者的“风格”而有所纵容。

随着一名记者资历的加深，他会意识到，真相和真话容不得这么多繁杂的情绪和修饰。那些感叹号、形容词和副词，多半是作者“自我”的表达，不构成事实本身，反而有混淆视听之累。

因而有人说，新闻报道是冷冰冰的，怀疑一切的，“一个也不宽恕”。我们得努力逼近真相，努力说出真话。为此，我们和很多同行一样，要求多方知情者和当事者互证，要求有证据、有图像、有录音。

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往往顾此失彼。因为，采访过程有太多不能言说的难处。

比如，很多官员是不会跟记者真诚交流的，记者多追问两句，开明一点的会顾左右而言他，修养差的就恼羞成怒，甚至发生过抢夺采访设备和扣留记者的情况。

又比如，各种档案和资料对普通公民和记者的设限，使得正常查阅成为绝无可能，而采访对象又三缄其口。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对牧羊人来说，人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事情莫过于把那些帮助他们管羊群的猎犬饲养成这个样子：它们或因放纵或因饥饿或因别的坏脾气，反而去打击和伤害所保管的羊群，它们倒像是豺狼而不像是猎犬了。

在一定意义上，媒体就充当着替牧羊人监督猎犬的角色。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

真话为什么难讲

对于新闻从业者，说真话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情。

首先，你要有一套话语体系，否则你如何遣词造句？而这套话语体系又是经过很多充满“自我”见识的人搭建起来的，它支配着你。哪种“事实”是最接近真相的，哪句话是你真正发自肺腑的表达？

有时候，你需要痛苦的自我审查。你是一个被贴上左派还是右派标签的人？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是一个人权主义者？你是新儒家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你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个人主义者？或者，你虽不为自己贴上任何标签，但你的话语体系里却有其他话语体系的变种入侵；你可能自称是坚定的改革派，但你所写的文字也许会充斥着反改革的词汇和意识。

对此，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如果作为一个评论者，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作为记者，只能用事实说话。记者一议论，上帝就笑了。

在众声喧哗、言不及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各色人等都能随时随地说话，而不是苛求他们说的内容。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言语付出代价和成本。公共话语空间里自有语言的自净和自洽功能，那些说错话而获得道德警示或法律追究的人，将会在说类似话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长此以往，我们社会可望生长出健康的说话环境，说真话就会成为常态。

领导者欢迎尖锐的批评，其实是大智慧。道路以目的周厉王时代已过去几千年，因言而获的“罪”是需要有效证据和正当程序来依法判定的，不是谁都可以构陷。

说真话难，还在于常识被各种云遮雾罩的概念蒙蔽。

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名词，甚至我们潜意识里的一些意象，往往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更不用说，同一个词语，不同人的价值谱系里有着不同的解释。

但是，人要健康，就应当吃没有污染的食物；人若寒冷，就应该想办法给予取暖设施（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人各有情趣，强求整齐划一只会导致虚伪盛行。如此等等，都是生而为人的基本常识。任何逆常识而动的做法，即使再花样百出，也将被打回原形。

一切言语，应该首先让它被说出来，然后让常识检阅。因为，只有常识之上，才能建构起不自欺的社会、不蹉跎的人生。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诸如“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之类的基本言说，亦当如此。

坚持对真话的信仰

这些年，“回到常识”似乎再次成了坚硬的空话套话。人们追逐着一波又一波新词汇、新概念，掀起一次又一次唾沫的高潮，解构掉一个又一个新偶像，却越来越少人甘当苦行僧，愿意深入下去做一个不被关注的践行者。

所以，作为媒体，我们既要适应社会的“新潮”，但往往还得守旧。

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做类似的选题，是一次又一次试图推动某个顽疾的化解。我们一次又一次重复发出类似观点的评论，是为了一点一滴推动常识的回归。

但同时，我们努力争取让类似的新闻和评论不致让读者厌倦。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各自千差万别的原因，我们记者所要做的是，不被表面的“雷同”所惑，要深入细微处。世间万事万物，如恒河沙数，真相究竟亦参差多态。

作为一本面向价值的杂志，我们所珍视的正是建构在真话基础上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真话其实是一种信仰。

我们相信，说真话的制度是个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们的新闻关注个体的命运，更关注制度的完善。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以德报怨”的告诫，但我们更相信“以直报怨”。对于造成社会不公的假话和假象，我们在心态上可以宽容，但是我们的新闻报道没有办法视而不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努力直陈真相，哪怕好人暂时受损、恶人暂时得势，哪怕遭遇洪水滔天。因为直道而行，是所有方法里对当事人和整个社会最长远最根本的善行。

当然，“真”不仅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

我们在方法论上坚持理性，但我们也会随时警惕理性成为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这个世界的诸多温情脉脉，人所经受的喜怒哀乐，并不是流水作业般的逻辑推理可以严丝合缝地推定。

因此，除了大量冷冰冰的调查报道外，我们仍然关注人的精神变迁，以及新闻事件当中莫辨对错的人性因素。我们没笑，但我们和你一样高兴；我们不怨，但我们和你一样伤怀。

坚持对真话的信仰，才会被真理拥抱。一颗种子破土之前，先要往下生长。真理枝繁叶茂，全靠真话的根深植大地。

世界繁杂，但百川归海。真话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