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清廉一生

王观澜，延安时期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书记，农村工作副部长。他曾在回忆董必武时总结说：“董老的品德，董老的学问，他追求真理的态度，他革命到底的热忱，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等等，都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青年一代学习。”

在中央苏区，董必武是最高法院院长，但他的生活与红军战士和一般干部同样艰苦，没有任何特殊。那时为了节省粮食，干部都是吃“包子饭”，即在蒸饭前把每个人的口粮定量装在一个小蒲草包里，煮熟后每人发一包。董老和毛泽东、林伯渠、谢觉哉、何叔衡等每人都是一包，没有哪个多占。

长征到陕北后，董老任中央党校校长。他同一般工作人员一样，吃煮黄豆、黑豆，小米饭，喝白菜萝卜汤。公家每月发给董老5元钱，他还节省出一部分交党费。在兼任抗大二期四大队政委时，他工作十分繁重，但生活上仍然非常艰苦朴素。大部队有3间房，他和时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长聂鹤亭各住一间，警卫员住一间。他室内只有一张木桌、两条板凳、煤油灯和笔砚等物，炕上是随身铺盖，替换的衣服装在布袋内，睡觉时当枕头用。后来，分给董老一匹马，但他坚持不用，交给大队驮运粮食。

1937年9月，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抗日，董老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警卫员邱南章陪同赴武汉。为了不暴露身份，到西安以后必须换装，要打扮成国民党统治区绅士模样。所谓绅士模样，即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而长袍马褂的质量和样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丝绸的，也有普通布料的。礼帽也分等次，上等的10元钱一顶，下等的3元钱一顶。当时，有名望的绅士都身穿丝绸长袍马褂，头戴上等礼帽。

邱南章想，董老是党的元老，过去在武汉是政界显赫人物，这次代表党中央出来要同国民党政界的高层人物打交道，还免不了要同外国人交往，穿戴总得像个样子。他把这个想法说给了董老。董老听后坚决不同意，告诉警卫员只买一顶3元钱的礼帽、一双普通皮鞋，一身普通布料长袍马褂。

邱南章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这怎么行呢？共产党不比国民党低贱。”董老笑着耐心地解释说：“南章，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摆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抗日，比谁是真正为中国老百姓谋利益，比谁能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不是做‘长命’绅士，只要扮演一个舞台‘绅士’，穿戴得像个绅士样子上台能应付就行了。我是个特殊的演员，不能混同那帮国民党官员。”在董老的要求下，邱南章给董老买了浅蓝色布长袍、黑色马褂、最便宜的礼帽。这套行装，董老穿戴了很长时间。

1945年4月中旬到11月中旬，董老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飞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并从事外事活动。他在美国度过的半年时间中，仍是一切从俭，精打细算，把节省下来的钱为在延安的党中央购买了急需用品。

董必武称自己是革命的一块布头

陈云和董必武在一起

在红安县的董必武纪念馆，收藏着董老当时亲笔记下的一份《赴旧金山会议收支账目单》，其中三项：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元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元整；董交制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元整。

以上三项共计2600多美元，董老都作了公用，从美国为《新华日报》采购了先进的印刷机；和章汉夫、徐永瑛印了《中国解放区》实录，用英文出版了5000本，向世界各国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解放区在经济、政治上的建设成就，影响很大；还买了打字机、留声机和英语唱片。这份收支账目单，每一笔花用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分钱干什么都有记载。

1946年11月19日到1947年3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后，由董老领导南京办事处工作。董老和其他同志吃一样的饭菜，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要通宵达旦。董老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周围同志提出要买一点奶粉给董老早晚冲着喝，他拒绝了，只是自己在吃饭时，留下一小碗饭、半碗菜汤，夜深时热一下，作为夜餐。他告诉警卫人员，我们花每一分钱，都要想到延安的党中央同志，想想前方的战士和解放区人民，他们比我们要艰苦。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董老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外事活动一天天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仍穿着战争年代的服装，与新的情境很不适应。政务院事务管理局要给领导人做衣服，董老也在其中。拿来几种毛料子要董老选，他婉言谢绝了，说：“我有在南京办事处穿的衣服，不用做了，谢谢你们的照顾，先给其他同志做吧。”实际上，董老平日穿的衣服既少又旧，一双皮鞋穿十几年，前掌都裂了，修了修接着穿。穿的贴身背心已成网状，仍继续穿；衬衣是补丁加补丁，还舍不得丢。一件毛衣是在美国买的，穿了30年。这种作风，直到他逝世仍保持着。

1954年，董老率党政代表团访问东欧，各东道主国为了表示友好，送给代表团的每个成员一笔可观的经费，用来买些日用品和纪念品，董老提议把这笔经费留给使馆公用了。

（本组文章由刘建据资料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