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云 成双凤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平稳推进，不仅需要民间的舆论支持和高层的政治决心，同时也需要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丰富的理论知识储备。作为吹响政治体制改革号角的第一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精辟论述对于当下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邓小平指出的我国政治体制的几大弊端依然存在;其次，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实现路径依然具有现实的效力;最后，邓小平是当下凝聚政治体制改革共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象征符号，他本人及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能够为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不可估量的认同资源。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三十多年来关于国内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一是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从宏观上呈现学界的研究趋势和热度;二是就国内业已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归纳、评析;三是对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出一点看法。

一、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文献检索与分析

笔者利用“中国知网”、“万方”、“读秀”等专业搜索引擎和数据库，对自1978年以来国内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系统检索。

1.学术论文检索情况

笔者分别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主题检索，根据获得的数据以及对文献进行初步相关性阅读分析，绘制如下图表。用直观的图表形式从宏观上呈现学界的研究趋势和热度(文中图表1、2 的绘制日期为2013年4 月19 日—笔者注)

2.著作、报刊检索情况

笔者主要利用“读秀中文学术搜索”、“超星发现”搜索引擎检索国内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的著作，得到如下数据:自1978年至今，国内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专著大约30 本。但必须引起关注的一点是，绝大多数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著作、文章都必然涉及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和评述。其中《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出版时间跨度从1983——1993年)、《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1998年出版发行)、《邓小平年谱(上下)》(2004年出版)等一手文献资料的出版对于推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不断深化有着重大意义。此外，笔者还利用“超星发现”对我国主流报刊(如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社会科学报等)进行检索，发现主流报刊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持续了近30年的讨论，这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学界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对于我们理解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笔者对此也做了一定的文献梳理。

3.对文献检索结果的分析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相关理论，同一研究主题在不同年代的文献量存在的差异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度。一般来说，学术期刊、论文的更新速度要快于著作。故此笔者认为，图表1 所反映的趋势基本能够说明学界近三十多年来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态势。

首先，从图表1、2 来看，学界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经历了四个相对活跃的时期。

第一个活跃期大约从1983年——1988年。引发这一学术关注热度的政治因素主要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和党的十三大的召开。从研究人员的情况来看，主要以新闻工作者、党校和各级党政干部为主。从出版物方面看，个人著作了了，主要是以编委会的形式出现;内容主要是汇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党政通俗读物，以及各大期刊、报纸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83年7 月)的学习性文章，尚未有学术类专著出版。这一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迟福林，黄海主编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迟福林等著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问题探讨》、范恒山主编的《政治体制改革辞典》、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编委会主编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大事记(1949——1978年)》。

第二个活跃期大约从1992——1996年。引发这一学术关注热度的政治因素在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以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发行。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在数量上与前一活跃期基本持平，但从质量上而言，由于一手文献资料的补充和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理论探讨在深度和广度有了显著的发展。从研究人员的构成来看，与前一活跃期大体一致。但地域分布更加广泛。此外也有一部分理论工作者、高校教学研究人员。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有:马洪，邢贲思主编的《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 邓小平改革思想卷》、张国胜，支勇智等主编的《邓小平政治观研究》、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纵横》。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特点呈现系统性，研究视角也逐渐多样化，采用诸如比较研究、协同论等研究方法。

第三个活跃期大约从1997年——2000年。引发这一学术关注热度的政治因素是党的十五大的召开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室编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从学术研究的趋势来看，较之前两个活跃期而言，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大幅增加;研究的内容也更加细化，既有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微观的系统性分析;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从研究人员的组成情况来看，研究人员的构成更加多元化，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理论队伍。这一时期主要的学术著作有朱桂谦主编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纲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黄家驹等著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李景治等著的《邓小平政治体制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聂应德著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论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第四个活跃期大约从2000年以后。总体上看，自2000年以后，较之前的三个活跃期而言，对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进入了空前的学术繁荣时期。相关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的数量稳步增加。促成这一学术繁荣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国政治体制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其次从政治因素来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学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热情。第三，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的原始文献，大大丰富了学界研究的素材。如冷溶、汪作玲主编的《邓小平年谱(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07)，杨胜群、闫建琪主编的《邓小平年谱(全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2)以及其他一系列党和国家的文献汇编。这一时期的其他代表性著作有:徐鸿武，郑曙村著的《邓小平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3)、郭伟，张星炜著的《邓小平政治学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秦宣编的《邓小平理论精论集:116 位专家学者论邓小平及邓小平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张书军，秦勤，曹德琪等著的《制度与政府行为:邓小平行政体制改革观》(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前述从宏观上呈现出近35年来学界的研究态势，通过对文献发表背景的进一步分析，笔者判断如下:

1)通过图表1(1983年——2012年)可以直观地看出，上述四个活跃期以党的十五大(1997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学界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较大，学术研究的态势波动明显，研究成果的总量相对较小;后一阶段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中，学界研究的理论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显著上升，并逐步迈向研究的繁荣期。这从侧面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自身存在的一些制度弊端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愈发完善的制度自信。这种必要的“制度自信”是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深入进行的重要主观要件。

2)每一个学术研究的高峰，与该段时期内召开的党代会(党的十三大——党的十七大)或该段时期内出版的邓小平本人的著作和党和国家文献的汇编有着明显的相关性。通过对著作、报刊检索的出版年份对照，证实了上述的关联性。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推动国内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迫切需要;二是邓小平理论自身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邓小平本人的著作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出版，其中所包含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理论问题和解决思路为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三是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宽容的政治氛围，为国内研究者营造了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促进了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使得国内研究者具备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

二、关于国内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述评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随着邓小平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前述从宏观上呈现学术研究的活跃态势，并就可能的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本节主要就国内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进行归纳总结。

1.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生成和发展阶段

目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分歧较大，据有关学者统计大约有十几种之多［1］。但大致有“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三阶段”说主要是“萌芽(酝酿)——初步形成——和成熟(发展)”三阶段。四阶段说主要是“萌芽——基本形成——发展——完善”四阶段。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上:第一个时期是萌芽(酝酿)阶段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另一个是发展、完善时期即1982年到1989年这段历史时期。

就萌芽(酝酿)阶段而言，学界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比较有代表性四种看法是:“1940——1976年”说［2］;“1966——1976年”(“文革期间”说)［3］;“1972——1975年”说［4］;“1975年全面整顿说”［5］。这是学界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发展阶段的第一个分歧。就形成阶段的起始时间而言，学界的看法基本一致。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高放教授认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8.18 讲话”)［6］;还有学者认为，从1978年10 月(工会九大讲话)到1982年1 月(《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讲话)，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形成时期。学界的另一个主要分歧是是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期。在一部分学者看来，从1981年以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就进入了发展和完善期。但也有学者认为，1986年6 月10日(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到1987年十三大，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发展时期，1987年——1992年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完善期。［7］

造成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认识不同，主要表现为学者对政治体制改革概念界定的宽泛程度不一。由于概念内涵界定上的宽泛不同，对文献资料的选择侧重自然就不尽相同;二是相对有限的文献资料使得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生成的过程无法十分准确把握，当然也和学者个人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三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评价依据不同。有的学者主要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来阐释和评价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这就使得他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和实践方面，因而对这段时期的阶段划分就更加详细;而有的学者主要从邓小平本人关于我国政治制度整体认知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其时间跨度就相对更大些。

2.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论述

学界对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因进行了深刻分析。从研究思路上来说，主要是基于对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文本分析。有学者以1980年“8.18”讲话和1986年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几次谈话为时空轴点，分析邓小平在不同时期论及如何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侧重的变化。黄卫平教授认为，在20 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着重强调“要从体制上防止和杜绝‘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基于对苏联体制弊端之类的悲剧”［8］;到1986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8］还有诸多学者从宏观上概括了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论述。主要观点如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客观要求［9］;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0］;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11］;三是政治体制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

3.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

邓小平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大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或长远目标是在1986年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也有学者撰文认为，作为全面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同全面改革的总目标无疑是一致的，即三个“有利于”。［12］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总目标是围绕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这个核心而展开，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13］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多数学者认为，邓小平是在1986年11 月9 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谈话首次完整地予以表述。关于近期目标的三个子内容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研究认为，第一个目标是后两个目标的基础和保证。［13］还有学者根据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概括出政治体制改革近期目标的五个方面:“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行政运行的高效化，决策活动的科学化，党政职责的分明化和制衡机制的完备化”。［12］也有观点从政治系统分析的视角出发，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制度目标和价值目标。［14］

就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的关系而言，学界的论述也十分丰富。一般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近期目标的规范和向导，而近期目标是逐步实现长远目标的可行路径。［15］也有学者指出，一九八九年以后，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愈发趋向保守，尽管取得了一些小的进步，但“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根本弊病、三大民主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16］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着手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他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而言，有学者认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主要有三大原则:“(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二)不能丢掉自己的优势，照搬西方那一套;(三)长期、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种观点把政治体制改革原则概括为五大原则:一是坚定性原则;二是系统性原则;三是渐进性原则;四是控制性原则;五是实践性原则。［17］

此外学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原则的其他概括有:不搞群众群众运动;人民民主原则;法律制度化原则;［18］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19］

4.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辨析

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而言，有学者认为，它既是“由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所决定的，也是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展开的。”［20］一般地看法认为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三项内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当中最突出、最根本的弊端。此外，还包括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而言，“是相互联系的，并共同服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系统”。［8］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学界从多维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主流的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动力。学界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阐释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发展。但也有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它可以不依赖经济体制改革而独立进行。［21］有学者指出，“从当时全面改革的格局来看，邓小平同志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具有独立改革价值的项目提上改革日程的……政治体制并不居于从属地位”。［22］

5.关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就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贡献，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评价:首先表现在对我国政治体制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判断政治体制好坏的标准;其次我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作了充分估计，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最后系统科学论证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与其他方面改革的关系，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就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历史地位而言，学界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指出:“对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如此深刻的解剖，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完全独创性的。多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的上述突破性论断，是进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指导方针”。［23］“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是对国内外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和凝聚了全党的智慧，构成科学的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24］

三、关于深化研究的一点想法

对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就，但就研究成果的总体质量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来说，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研究文献存在重复选题，原创性研究成果较少，基础研究不扎实，特别是对所使用的分析概念的界定模棱两可，研究方法上也显得相对单薄。对此，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要突出“问题意识”，要把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相结合，积极挖掘和丰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理论深度，从而为当下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是加强比较研究。既要加强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对比，也要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古巴)和亚洲发达国家(新加坡、日本)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

三是彰显时代特征。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与党十七大、十八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结合起来，用发展的眼光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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