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玉莲 曾福生

一、引言

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流转影响农业生产的规模、结构与技术，进而作用于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农村生态环境，并波及周边地区，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容量变化，其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必须走以人为本、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在抓农村土地流转经济效应的同时更要注重生态效应。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总的来说研究颇多。宏观方面，主要围绕农村土地流转的背景、模式、动因、政策、意义、障碍、方式以及机制问题;微观方面，主要集中于分析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农户行为和影响因素，如税收、经济增长、农业比较利益、人口增加、距离城市远近、收入水平变化、政府干预以及其它自然条件等(主要研究者有:杨学城、杨继瑞、张红宇、钱忠好、邓大才、陈锡文、韩俊、刘永湘、商春荣、黄祖辉、刘红梅、Binswanger、Basu.A.K.、James K.S.K 等)［1］。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主要是围绕农地本身的生态效应进行的，一是农地的资源、环境与生态保育效应，如防洪、防止土壤流失、防止土石崩、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及保育野生动植物。二是农地的作物残余物利用，主要包括:处理有机废弃物，分解与消除污染物质，调节微气候以及净化空气，维持及活化乡村社区。三是农地的地理景观效应，如提供牧场田园风光等娱乐服务等(郑蕙燕，2005;Rosenberger and Walsh，1997;Bromley，1997;JohnC.Bergstrom，2001;Daniel Hellerstein et al 2002;Aliza Fleischer，2005)［2］-［7］。总而言之，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生态效应的探讨较少。本文则试图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带来的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基于效应分析的原理，对各地区农村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进行评估，并进行区域间的比较，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农村环境优化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土地流转可以看做为土地这种特殊商品及其相关权利在土地市场的流通，而土地作为权利的载体在流通中不发生商品转移。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可以借鉴贸易环境理论，分解为规模生态效应、结构生态效应、技术生态效应，土地流转通过这几个途径累积作用于整体生态系统。

1.规模生态效应

农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经营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称之为规模生态效应。农地流转改变原有经济活动的规模，促使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对区域环境产生生态损害和生态改善的双重影响。生态改善表现为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有利于集中化管理，有利于生产中污染源的治理，有利于生态脆弱地区环境改善;另一方面，通过运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能够使农业对环境的损害降到最小。生态损害则是随农地规模化经营对农药、化肥等的使用增多，从而扩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如机械动力污染、二次污染等。此外，规模化经营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发生变化，这也间接作用于农村环境。

2.结构生态效应

结构—生态效应是指土地流转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假若区域内总的农业生产规模不变，那么生产结构中所包含对化肥、塑料薄膜、机械、农药使用量等需求高的生产类别越多，排放的污染也就越多，生态承载压力随之也更大。因此，农地流转的结构效应取决于土地流转之后新的农业生产结构对原来的生产结构而言污染排放程度的大小。此外，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的要求也有变化，可能释放部分农村劳动力，也可能需要拥有新技能的劳动力，这对于农村生态也具有重要影响。

3.技术生态效应

技术—生态效应是指土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引致的技术进步、扩散、转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如果生产过程中仍然使用原来的技术，在生产量扩大且缺乏有效环境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将增加，从而恶化生态环境［8］。因此，理论上，技术—生态效应是积极的，其一，土地流转后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使土地经营效益提高，土地经营者增收、生活水平提高，从而更加注重环保;其二，技术的使用存在正溢出效应，使周边地区可以通过引用来获得环境保护的技术诀窍。同时，技术效应还受劳动者知识水平制约:劳动者知识水平越高，技术生态效应就会越明显。

(二)模型设定

基于以上农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分析，我们构建五等式联立方程对农地流转的生态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基本思想是通过构建联立模型探讨从农地流转到农业生产规模、结构、方式到最终农村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我国不同省份农地流转与农业污染排放之间的联系，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Zt 表示总生态效应，用农用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以及农药使用量表示;根据经济增长与环境理论，规模生态效应、结构生态效应、技术生态效应与农地流转变量都包含在该等式中。在结构生态效应、技术生态效应等变量不变时，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生态的影响相对较多，所以规模效应G 的系数是正的，即z＇(Gt)＞0。结构生态效应反应了一个地区的产业内结构变动对生态的影响，如果生产规模不变，结构效应对生态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内部结构对环境污染较大行业的占比情况，所以结构生态效应的系数z＇(Jt)待定。对于技术生态效应而言，在规模生态效应和结构生态效应都不变时，相关技术越先进或者应用面越广污染就较少，所以技术生态效应的系数为负，即z＇(Tt)＞0。因此，农地流转对环境影响是多重性的，它通过影响生产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生产技术等而产生。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数据选择与实证方法

本文选取了2000 -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与《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Gt:表示规模效应;用农林牧渔总值表示。Jt:表示结构效应，用粮食播种面积的占比表示。Peop:人口变量，用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LSt:表示技术生态效应(Tt)，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用劳动生产率表示技术的生态溢出，其中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员。NDt:土地流转变量(Dt)，用农村户均经营耕地面积表示，农户户均耕地面积=农户平均人数*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同时农地流转强度也会受到上一年的技术生态效应(LSt-1)、规模生态效应(Gt-1)以及农业机械化水平(NTt)的影响。NT:农业投入变量，用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表示，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其中2000年至2006年的数据则由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以及支持不发达地区支出构成。NJ:表示农业机械总动力变量。NEt:表示各地区农村居民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比。在分析农地流转与环境变化以及各相关要素之间的关系时，为消除异方差等，本文将模型进行了对数转换，具体采用如下模型:

运用EVIEWS 软件进行模型筛选，首先进行似然比检验，似然比检验的零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是冗余的。从检验结果来看(表1)，四个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cross -section F)的值均在1%水平高度显著，都小于0.01，拒绝冗余，摒弃混合模型。接下来看hausman 检验结果(Cross -section R)，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选择最优模型，hausman 检验结果的值也都小于0.05，而hausman 检验的零假设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假设，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到31个样本区间的差异性，本文采用为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估计，表1中给出了四个截面加权(cross -section weights)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模型拟合优度值(R2)，四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表1 模型的最优化检验

(二)农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分析

从表2 中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在总生态效应中，首先，农地流转对农用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的直接影响为正，对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使用量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农地流转强度每增加1%，对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的使用量都减少约0.09%，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则分别增加0.01%和0.1%。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耕种制度对化肥、农药的使用量相对较少，人们大都通过牲畜粪便肥料和稻草秸秆来替代肥料，农地流转之后进行规模化种植，对肥料和农药的使用量增加;而农地流转后对农用塑料和农业柴油的减少则来自于规模化后的节约减少。其次，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高度显著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每增加1%，农用化肥、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和农药的使用量分别增加0.28%、0.39%、0.27%和0.44%，因此农地流转的规模生态效应是负生态效应。其三，粮食总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对农用化肥、农用柴油和农药使用量的影响为正，只对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为负影响。粮食播种面积越大，对化肥、柴油和农药的需求更多，排放也越多，环境承担压力越大，而我国粮食种植为非大棚种植，所以在整体种植面积相对不变的情况下，粮食种植占比越大，塑料薄膜的使用量就相对减少。其四，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态压力是增加的。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农用化肥使用量增加0.01%，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增加0.06%，农用柴油使用量增加0.09%，但农药使用量则减少0.06%，这可能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有关，生活水平的提升使人们对环境和食品质量的关注增多，因此，减少了农药使用量或者使用了替代品。而对劳动生产效益的追求，可能导致过多的使用化肥以及其他技术，环境压力增大。因此，在偏远贫穷的山区，人们的生产方式较为落后，对机械、技术的依赖性弱，从而生态环境越好。所以，适当的放缓发展速度对保护环境有利。

在规模生态效应中，农地流转对生态有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农地流转可以促进农地向耕种能手和种植大户集中，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促使对农地的投入增多，从而使农业机械化能力增强，进而一方面促使农业经营管理有序化，另一方面也导致投入增多，即二次污染加剧。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农业投入和农业机械化导致对农用薄膜、农用柴油、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加，生态压力增加;上一期的农业生态条件越好越有利于生态保持;而农地流转对农村生态的直接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农地流转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结构生态效应中，技术的生态影响显著为负，农地流转的生态影响显著为正，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生态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即科学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对生态的影响为正效应，但劳动产出率越高人们越不趋向于从事粮食生产，而更可能从事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因为粮食的经济收益相对低。所以，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这映射了我国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政策出台的科学性以及提高补贴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必要性。而农地流转能够提高粮食种植比，具有生态正效应性，因为农地流转能够提高粮农收入。从分析结果看，农地流转强度每提高1%，粮食种植比例提高0.07%。

表2 农地流转生态效应的参数分析

在技术生态效应中，农业产值总量对生态的技术效应显著为正，农林牧渔产值每增加1%，技术生态溢出效应在1%左右。上一期的农用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当期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而上一期的农用塑料薄膜和农业柴油的技术效应则显著为正，这正好说明了农业生产资料如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辅助作用，而化肥和农药则会冲抵技术生态效应。此外，模型的分析结论还显示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技术生态效应的影响是负的，但并不显著，这受我国的现实国情影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愿意参与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以获取更多的收益。因此，农村劳动者的技术生态效应对环境的溢出较小。

最后，劳动生产率和农林牧渔产值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均为负，即农业产出越高人们越趋向于拥有土地不进行流转;而农业机械化对农地流转则是正向的推动力，机械化程度越高，人们越愿意参与农地流转，机械化程度提高1%，人们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增加0.18%。

表3 农地流转生态效应的区域比较分析

(三)农地流转生态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

虽然31个省份的规模生态效应、结构生态效益、技术生态效应以及农地流转对生态的影响倾向相同，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第一，生态个体固定效应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省份，如山东、河南、河北、浙江、江苏、福建等;固定效应最差的省份则主要分布在西部较为落后地区，如西藏、贵州、宁夏、重庆、青海、内蒙古。生态个体固定效应越强说明农地流转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就相对小，从分析结果来看，在靠后的几个省份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土地流转强度低，农业机械化程度相对低，很多山区基本靠人力耕种，对化肥、农药、柴油以及塑料薄膜的使用较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就相对较低。而排在前面的几个地区则相反，为经济高速发展地区，且有些是粮食主产区，更多的受农地流转及其规模、生态、技术效应的影响。第二，规模个体固定效应最强的为上海、海南、福建、广东四个沿海省份;较差的则为山西、河南、陕西、山西、宁夏、甘肃、西藏以及青海。这反映出四个沿海省份中的农业投入、农业机械化以及农地流转对规模生态溢出效应较大;而靠后的一些省份则主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三，结构个体固定效应中最强的有河南、山东、四川，且这几个省份都是农业大省，说明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和农地流转更多的影响了农业大省的农业内部结构;最差的为西藏、北京、上海，说明这三个省份的农业产业内种植结构更多的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四，技术个体固定生态效应中表现最强的为上海、天津、西藏、北京四个省份，说明这四个省份中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农业规模产值以及上期的生态环境对技术生态效应的影响最大;最差的有河南、四川、山东、湖南，这几个省份为农业大省且地形复杂，受自然条件制约，部分区域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技术生态效应差。第五，农地流转个体固定效应最强的为黑龙江、内蒙古、宁夏;最差的有上海、浙江、北京，这反映出明显的地区特点，最强的地区为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更多的受劳动者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上期的农业产值规模影响;而最差的地区为经济发达地区，说明这几个地区的农地流转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截面加权的固定效应分析，分析了各省份农地流转生态效应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对省域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检验结论如下:①在总生态效应中，农地流转对农用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的直接影响为正，对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使用量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粮食总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对农用化肥、农用柴油和农药使用量的影响为正，只对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为负影响;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技术的依赖性增大，对环境的压力也是增加的。②在规模效应中，农地流转对农业产出有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农业投入和农业机械化导致对农用薄膜、农用柴油、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加，生态压力增加;上一期的农业生态条件越好越有利于生态保持;而农地流转对农村生态的直接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说明农地流转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③在结构效应中，技术的生态影响显著为负，农地流转的生态影响显著为正，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的生态影响为负，但不显著。④在技术效应中，农业产值总量对生态的技术效应显著为正，农林牧渔产值每增加1%，技术生态溢出效应在1%左右。上一期的农用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当期技术效应显著为负，而上一期的农用塑料薄膜和农业柴油的技术效应则显著为正，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技术生态效应的影响是负的，但并不显著。⑤劳动生产率和农林牧渔产值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均为负，而农业机械化对农地流转则是正向的推动力。⑥31个省份的规模生态效应、结构生态效益、技术生态效应以及农地流转对生态的影响倾向相同，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通过以上结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设中应当考虑土地流转的生态效应影响，在地区发展和制度建设中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及土地流转管理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循环发展。规模化经营能够依赖机械能力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能在提高农业产出的同时为城乡一体化提供支撑。一方面，依赖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管理制度创新，加强对土地的管理与监控，进一步规范中介组织、交易程序、交易行为、收益分配等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更高的产出—更多的投入—经营范围扩大”这样一个循环路径，提高土地收益，促进经济发展。

2.完善地区功能区划，建立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面对日益紧张的环境、资源压力与经济发展需要，应当结合土地功能区划和产业结构调整，严格控制土地用途;其次，在开展土地流转之前，要进行充分的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可行性论证制度，确定其对土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时才可以进行;再者，对农业用地实施适当的休耕计划或者套种作业，结合生态恶化的土地审批制度和土地有偿使用等综合管理制度，避免土地资源疲乏。

3.构建土地流转效应动态监测机制。生态环境恶化与利益驱动的土地流转有关，在农村土地流转中重视生态效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表现，是保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的前提。在土地利用的干预机制基础上，各地区对土地流转后的生态环境要进行动态监测，通过预警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和环境修复机制，及时掌握情况、适当调整，保障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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