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华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025）

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意愿调查法）是目前评价非市场价值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同一环境物品的WTP（支付意愿）和WTA（受偿意愿）之间的差异。根据经济学理论，无论是WTP还是WTA都是衡量由于同一物品供应的改变带来的效用变化，都可以诱导出个人对物品或服务水平变化的偏好［1］。但WTP与WTA在CVM应用中呈现出与经济理论预期不符的差异，使得这两个福利测度指标的选择成为CVM研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1 WTP与WTA差异的研究现状

WTP与WTA的差异性一直是国际上相关研究比较关注的问题。理论上WTP与WTA是由于同一物品变化所带来的福利变化，应该差距较小。但是研究结果表明两者差距较大，并且WTA大于 WTP平均倍数在2－10倍［2］，这也是CVM受到质疑的主要原因。

在CVM研究中，WTP/WTA之间有差异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国际上最早的研究得出WTA大概是WTP的4－5 倍［1］。Horowitz 和 McConnell［3］综合研究了 45 份调查后得出比例为7.17，最小为 0.74，最大为 112.67。此后，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Knetsch得出WTA大概是WTP的2－4倍［1］。WTA与WTP较大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在价值评价中两者差异的合理范围和选用合理指标的两个问题。Hanemann认为 WTA是 WTP的5倍是比较合理的［4］。Thomas通过大量案例研究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从1.4倍到6倍［5］。Carson认为合理指标的选择取决于评价对象的产权（property right）归属，如果消费者尚未获得对评价对象的法定权力，应采用WTP指标;如果消费者对评价对象拥有法定权力，若让其放弃这种权力，则应采用WTA进行评价［6］。

通过梳理知网1979－2011年CVM评价遗产资源价值的文献，发现绝大部分案例都采用了WTP指标值评价，只有2个案例对WTP与WTA进行了比较分析（见表1）。

在CVM评价遗产资源价值的文献中，只有谭超（2009）采用WTP评价了工业遗产资源北京焦化厂遗址。

如表1所示，在2个对WTP与WTA进行比较分析的案例中，刘亚萍（2004）通过对武陵源遗产景区的测算，得出平均 WTP55.04，平均 WTA202.35，平均 WTA/WTP 为3.7;刘亚萍等（2008）通过对黄果树风景区的测算，得出平均 WTP90.52，平均 WTA175.06，平均 WTA/WTP 为 1.93。通过这两个遗产价值评价案例也可以看出WTA显著大于WTP，但比值在国际研究的范围之内。

表1 遗产资源案例WTP/WTA的选择Tab.1 Choice of WTP/WTA for heritage cultural cases

在实际评价中，大部分研究倾向于采用WTP，主要原因在于WTA数值过大缺乏客观性，数值变化大，更容易引起一些策略行为，而WTP值相对稳定。NOAA（1993）也公开支持使用 WTP［16］。

随着西方国家CVM的普遍应用，WTP与WTA差异性原因的研究也逐步展开。WTP与WTA差异化原因可以采用一般的经济理论，如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17］、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18－21］、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效应［22，23］、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等进行解释，还有其他因素可能造成WTP/WTA的差异，比如交易成本，存在价值、利益驱动、合法性［24］和责任义务［25－28］、引导方式等。

我国CVM研究一般也都是采用WTP。WTA/WTP的主观性比较强，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和文化、习俗背景下表现出的差异程度不同，目前我国专门研究WTP/WTA差异方面的论文还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对WTP与WTA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者在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以面对面调查问卷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回归分析，找出造成WTA/WTP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2 WTP与WTA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次调研的目的是对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进行评价。应用CVM方法，采用支付卡式问卷，在火车站、飞机场、码头等人口密集处进行面对面的调查。

本研究共发放400份问卷①按照统计学的计算公式:n=在置信度95%，误差率不超过5%的精度下，要求最小样本量为384。，其中200份用以调查受众的WTP，200份用以调查受众的WTA，分别调查受访者一次性WTP及一次性WTA，旨在找出最符合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评价的关键技术指标。同时，本调查采用了面对面的调查方式，进一步保证了调查的准确率。

2.1 一次性WTP与WTA的分布差异

2.1.1 总体WTP与WTA的分布特点

在WTP的有效问卷中，选择零支付意愿的有86人，109人愿意支付一定费用;在WTA的有效问卷中，选择零受偿意愿的有52人，要求赔偿的143人。可以看出选择零支付意愿的人数较选择零受偿意愿的人数多，这种结果是符合一般常识的，毕竟更多的人愿意接受赔偿而不愿意捐资。零受偿意愿的选择率低于零支付意愿的选择率，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受访者不希望辽宁工业遗产遭到破坏的意愿较为强烈，而对进一步改善辽宁工业遗产状况的意愿较为薄弱。

2.1.2 正WTP与正WTA的分布特点

在109个正支付意愿的被调查者中，全部回答了WTP问题，回答率为100%，而在143个正受偿意愿中，回答WTA问题的有114人，缺失29人，回答率为79.72%。WTA问题的回答率低于WTP，这与WTA问题的难度较大，受访者对于辽宁工业遗产的破坏程度、规模、价值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对赔偿存在质疑等原因有关。

在正WTP与WTA中，WTP的选择基本上随投标值的增大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愿意支付50元的人数最多，为25人，占非零样本的22.9%;其次是支付100元的人数23人，占21.1%;支付200元的人数16人，占14.7%;支付10元的人数15人，占13.8%。四者合计占非零样本的72.5%，也就是说支付意愿值主要集中在10－200元之间，占非零样本的89%，其中5－50元之间就占到了50.5%。因此支付意愿主要还是集中在较小值附近，这也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WTA的选择基本上是增加的趋势，并且WTA值相比WTP值较大。WTA人数最多的是600元，为37人，占非零样本的32.5%;其次是100元者18人，占15.8%;200元者10人，占8.8%;500元者 9人，占 7.9%，这四者合计占非零样本的64.9% 。此外，受偿意愿分布比较分散，在10－180元之间有30.7%，200－500元之间有 23.7%，600元以上有45.6%，从这点也可看出WTA金额数高于WTP金额数。

2.1.3 WTP与WTA的平均值与中位数

本研究中，109份有效样本的WTP平均值为122.29元，而中位数为50元。114份有效样本的WTA平均值为11 451.67元，中位数为500元。剔除异常值①WTA的平均值为一万多元，从表1也可以看出，WTA的取值最大达到了100万，严重影响了平均值的计算，分析原因可能是受访者受不满情绪的影响，存在乱填的现象。因此我们把WTA太大的一些数值剔除（100万、20万、3万、1万）。之后，108份有效样本的WTA平均值为421.2元，中位数为人500元（以后的数据分析中，均以剔除异常值之后的统计为准）。

2.1.4 WTA/WTP 的分布特点

剔除异常值后，WTA/WTP的有效样本数为76，均值为 8.88，中位数为 3.0，非零最小值为 0.2，最大值为100。从图1可以看出，WTA/WTP差异的比值范围主要集中在1－3区间段上。WTA与WTP相等的样本数为16，占21.1%;比值大于1小于等于3的样本数为19，占 25% 。

图1 WTA/WTP的频数分布图Fig.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map of WTP/WTA

2.2 各样本因素对WTP与WTA的影响

通过采用列联表分析和相关分析，对WTP与WTA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显著性检验，发现对于WTP来说，与月收入、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对工业遗产的了解程度极为显著相关，即收入越高、较常去工业遗产地及对工业遗产越了解的受访者，WTP值越高。特别指出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及收入对WTP的影响呈现出最显著正相关，表现出受访者对WTP的严肃性。受教育程度、年龄对WTP有较显著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WTP越大。年龄与WTP呈现负相关关系，在17－45岁之间的受访者所表现的WTP相对较大。所在地、性别、职位、对辽宁历史的了解程度与WTP无相关性，即这些因素对WTP影响不明显。对于WTA，受教育程度表现为较显著相关，且学历越低其WTA越大;性别、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对WTA表现为相关性不显著;其余的与WTA无相关性（见表2）。

表2 各因素与WTP/WTA的相关性分析Tab.2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and WTP/WTA

2.3 WTP与WTA差异的回归分析

为了得到影响 WTP与 WTA差异的影响因素，以WTA/WTP为被解释变量，对WTA/WTP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解释变量定义见表3，用向后消除法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见表4。模型1为饱和模型，经过8次回归后，得到模型8为最终模型。

结果表明，WTA/WTP与受教育程度、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两个因素显著相关，而与其他因素无显著相关关系。其中，WTA/WTP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者，WTA/WTP越小;WTA/WTP与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显著正相关，即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越多的受访者，WTA/WTP越大。

表3 问卷调查中解释变量的定义Tab.3 Definition of the Variable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表4 WTA/WTP差异的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WTA/WTP

3 WTP与WTA差异化原因分析

3.1 受访者收入的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TA值与受访者收入不相关;WTP与WTA的差异值与受访者收入不相关。这与收入效应理论认为“WTP受收入约束或限制，WTA不受收入约束，可以大于收入”的提法是吻合的。

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增多，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收入与WTP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因此，在我国现有的收入水平上，由于工业遗产保护带来的福利的“无形性”，导致目前可用于保护工业遗产资源的支付能力还较低。CVM主要通过向人们描述被评估物品的变化所带来的福利，从而询问公众的支付意愿（WTP）。对于大部分人（除了少部分文化遗产的经营者）而言，工业遗产保护所能带来的福利更侧重于文化、精神等无形方面，并不像自然环境改善等能直接让公众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提高，因此，在现有收入水平下，避免零支付意愿甚至是抗议性支付的大量出现等都成为CVM测度指标选择的重点研究问题［29］。可以预见，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WTP将呈现上升的趋势。

虽然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WTA值与受访者收入不相关，受WTA值的影响，WTP与WTA的差异值表现为与受访者收入不相关，也就是说，WTP与WTA的差异值不受受访者收入的影响。

3.2 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次数的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TA值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相关不显著;WTP与WTA的差异值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人们去工业遗产地次数的增加，对工业遗产认知程度的加深，人们意愿支付的金额也不断增多，这与替代效应理论是吻合的。替代效应理论认为认为资源物品的替代效应一般较小，缺少替代品会造成主观价值上升。工业遗产资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复杂性。工业遗产是与人类工业历史相关的、有代表性的稀缺资源，既包括有形的工业遗产，也包括无形的工业遗产;既包括可移动的工业遗产也包括不可移动的工业遗产;既包括纪念物、建筑和遗址等单体工业遗产类型，也包括城市历史工业建筑、工业遗产廊道等与周围环境不可分割的大型文化景观类型等等，具有代表性、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29］。正是由于工业遗产资源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通常人们对自然遗产资源的认知要高于对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工业遗产资源）的认知，因此，随着人们去工业遗产地次数的增加，对工业遗产了解的加深，认识到了工业遗产的不可替代性，人们意愿支付的金额将呈上升的趋势。

收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替代物的有效性和价格。因为一个拥有该物品的WTA将不会超过该价格所购买到一个完美替代品的价格。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完美的替代品，这种差异就会得到加强。当某种物品十分合意，并且收入的需求弹性足够大——即收入足以限制购买的能力，WTA则会超过 WTP。若考虑替代效应，WTA与WTP之间将产生巨大差异。越是市场上普及的商品，其WTA/WTP比值越低;人们面对独一无二的资源物品，可能索取无限的货币补偿，替代物越少，差异越大。

由于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WTA值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相关不显著，从而WTP与WTA的差异值更受WTP值的影响而表现为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WTP与WTA的差异值受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次数的影响。

3.3 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WTP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WTA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WTP与WTA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WTP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WTP越大;WTA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人们受教育程度越低，要求赔偿的金额越大，这与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理论和规避损失（loss aversion）理论是吻合的。

禀赋效应理论认为，当个人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便倾向于给予它更高的价值评价;当要求此人放弃该物品时，此人通常需要对方支付更高的费用来获得它，即人们对损失的估价通常总是要高于同样量的所得，而对损失减少的估价又会明显高于所放弃同样数量的所得。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知受价值观的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公众对工业遗产资源的认知状况受社会价值观影响比较大，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工业遗产长期以来被社会视为污染或废弃物而遭到大量拆迁或破坏，2006年“无锡会议”后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政府的重视，近年来，公众对工业遗产的价值也开始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遗产的保护意识也相应提高，支付意愿越强烈，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倾向于给工业遗产价值更高的评价，表现为WTP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

规避损失理论认为人们厌恶损失，由WTA所反映出来的损失远大于由WTP所反映出来的获得。在我国，由于教育程度的局限，我国居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尤其是遗产教育水平更低，这给受访者正确理解工业遗产的价值增加了难度;我国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性及市场机制的不完备性，使受访者面对一个陌生的假想市场，往往难以理解，从而不能完全正确地表达其真实支付（受偿）意愿;大多数选择零支付意愿的受访者认为对工业遗产资源的保护属于政府的事情，在对工业遗产资源等公共产品的保护意识上，公众对政府机构表现出高度的依赖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群，这种倾向性越大，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低，要求赔偿的金额越大，表现为WTA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

由于WTP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受教育程度越低，WTP越小;而WTA值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人们受教育程度越低，要求赔偿的金额越大;受WTP值和WTA值这两种倾向的拉动，表现为WTP与WTA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价值观和资源环境禀赋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种变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使得我国WTP与WTA的差异研究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

4 结论

由于CVM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结果必然与所调查地理区域的特殊的社会构成方式、转型经济特征、政治制度因素、经济水平、工业遗产保护意识、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等因素紧密相关。

（1）本研究采用WTP、WTA两种方法分别对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进行评价，受访者回答率较高，表明本次问卷设计合理，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受访者的WTP及WTA。同时，正WTA的回答率较正WTP回答率低，说明WTA这种提问方式在我国还不够成熟，人们还不太能接受这种以补偿的方式做问卷的形式。WTP更适合对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进行评价。

（2）WTP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法，是NOAA指定指标，适合福利改进的评价，更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WTA适合福利损失的评价，对收入不敏感。

（3）从统计结果看，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对工业遗产的了解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愿意支付的金额增多;随着人们对工业遗产的了解的加深，人们意愿支付的金额也不断增多。WTA值的大小主要与受教育程度相关，并且呈负相关关系，即人们受教育程度越低，要求赔偿的金额越大。

（4）WTP与 WTA的差异在我国同样存在，本文WTA/WTP均值比值为8.88，中位数比值为3.0。从影响因素分析上来看，WTP值的大小与受访者收入和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正相关关系;WTA值只与受教育程度呈较显著负相关关系。

（5）通过相关分析，WTP与WTA的差异值与受访者去工业遗产地的次数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与替代与收入效应理论、禀赋与规避损失效应理论基本是吻合的。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社会价值观和资源环境禀赋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各种变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使得我国WTP与WTA的差异研究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

（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WTA与WTP较大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在价值评估中选用哪个指标更合理的问题。选取的指标不同将对以CVM结果为依据的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应用CVM对工业遗产资源进行价值评价，必须建立在对CVM调查各个环节的精心设计、严谨实施和审慎分析的基础上。这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工业遗产资源的特殊性及测度指标的差异，对CVM的测度指标进行严格的筛选及本土化改进。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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