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英

(常州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言语社区指的是生活在相同地区或地点,经常进行频繁的言语互动,并且通过相同的语言变项进行自我认同的社会群体。在地处苏浙皖交界处的江苏省溧阳市辖区内,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河南方言社区,与本土大范围的溧阳方言社区形成泾渭分明的对比。习惯上,河南方言社区成员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两种不同的方言: 一种是隶属于官话信阳方言区的河南话(下文中笼统地称之为河南话),一种是隶属于吴方言区的溧阳话。在溧阳市辖区内,能否说“河南话”和溧阳话两种不同的方言,并在特定的语境下非常流利地进行两种方言之间的语码转换,已经成为不同言语社区之间区分、认同的重要标志。2010年4月份以来,作者在河南方言社区学生余舒静的配合下,先后两次深入溧阳农村,通过对30位不同年龄、性别河南方言社区居民的面对面调查访谈,形成这篇文稿。

1 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的成因

和苏南地区其它河南方言社区的形成一样,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地理原因,它的形成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移民历史大背景有关,也与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河南移民族群和族群文化意识有关。

1.1 河南移民大批迁入溧阳农村的历史背景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公元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苏浙皖三省为其主要战场。溧阳地处三省交界地区,是太平军与清军往来三省的必经之地和争夺的重点地区。历时14年之久的残酷战乱杀伐,加上战后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导致三省交界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江、浙、皖三省被贼蹂躏之地,几于百里无人烟。 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1]47为了迅速恢复经济,苏浙皖三省战后制定相关政策,积极招徕外地农民前来垦荒。为了鼓励移民的积极性,官方借给垦荒移民籽种和农具,并许诺给以无主(主人因战争死亡或逃亡他乡)的空地和空屋。在如此优厚的条件吸引下,“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2]。来自苏北、浙江、安徽、河南、湖北等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趋之若鹜地纷纷前往就垦,从而掀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浪潮。就在这样的移民历史大背景下,大批大批出生光山、罗山的河南人移民到溧阳。

光山、罗山等地当时隶属于豫南光州,历史上素有“十年九灾,非旱即涝”之称。 祖籍地的灾荒频仍、谋生的需要、清廷的优抚,促使光山、罗山等地的人背井离乡,成群结队向苏南地区移民。最早移民的,或者全家、宗族同行,或者少数人先来,以后戚族攀附而至,往往同姓同宗成为一村,或者联姻成为一村,在溧阳的偏远农村重新寻找安置定居的机会。一个半多世纪以来,这些移民而至的“河南人”在溧阳本土垦荒造田,种稻植桑,畜牧养蚕,繁衍生息,一百多年来为溧阳本土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表1 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词语及语法变化例举

1.2 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河南族群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所谓血缘,通俗地说就是指血亲相连。“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血缘关系深深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靠着血缘这条纽带,维系着各自的亲属网络。”[3]在平时的生活中,族众、亲朋之间的相互赈济和帮助,往往被看成个人应尽的义务。对于背井离乡迁居溧阳的河南移民来说,他们迫于生计需要,离开家乡的亲人和熟悉的一切,“一副箩担”迁居异地他乡,自然会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对故土的留恋和漂泊他乡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在溧阳地区甫一出现,就因为文化、语言以及经济方面的格格不入,而被当地人贴上“河南佬”的标签,不得不去面对人类学家们关注的移民普遍遭遇的边缘化处境。从彼此之间面对面遭遇伊始,河南人和本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由经济纠葛、文化殊异、语言隔阂所引发的种种冲突。“客民始来,土著视为异类,或以绅之士而欺负客民者有之,或以衣冠之尊而藐视客民者有之。甚至涉诉公庭,官长或徇豪绅巨室之私,或受劣监刁生之请,而袒土抑客者有之。 客民无所控告,冤屈难伸,郁郁不平,久之遂成积忿,以致不能相安。”[1]306在当地土著对自己的溧阳人身份深感优越、绝对自诩的情形下,“河南人”这个用以界定原籍的族群概念得以形成,共同的传统、文化、语言以及共同的移民经历,直接强化了他们的族群身份和日益增长的共同性意识。

出于心理上的需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移民后的“河南人”在溧阳选择戚族或是乡邻聚居于同一迁入地的生活方式。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是传统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移民身上的体现。血缘关系进一步扩大即成地缘关系,所谓地缘关系,是“同居一地的人们在本乡本土以外的地区里,即外乡外土上的人际关系”[3],主要体现为同乡关系。 初来乍到一个思想、文化、社会背景、语言完全陌生的环境,移民们选择具有相同生活习惯,操同一口音的亲族、乡人聚居在一起,浓浓的乡音、温馨的乡情会舒缓背井离乡的离愁别绪。同时,当本地人的畛域观念和排外心理引发土客冲突时,移民们往往求助于“河南人”在溧阳成立的同乡会。“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与他乡遇之则尤洽”[1]205,怀念故土的天然情结和文化本能,以及谋求在新居地发展的心理使然,在移民历史大背景下溧阳地区产生了以故土文化为凝聚内核的河南人族群。这个族群内部团结,以同乡同籍之义,在联络乡谊、救济贫疾、养生葬死、传承文化、争取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3 河南方言社区是移民族群文化意识的反映

溧阳农村大大小小的河南移民社区,表现出内聚性极强的族群文化意识。“河南人”身在他乡异地,却努力营造乡井文化的氛围,原籍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得以移植传承。譬如,族群聚居地的房屋今天仍保留着原籍的建筑风格,一明两暗的堂屋三间,正屋客厅设置供奉“祖宗昭穆神位”的“中堂”,下面摆设方桌长几。这种别具一格的房屋构造,在四周苏南小楼的包围下,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河南人”普遍注重家谱的承续和编修,家谱里多有关于自己祖籍地、移民历史和移民前后族人辈分的名录与排序记录,体现了传统中国人以血缘性为基础的宗族意识。“河南人”每年都有两次“吃土地会”的俗例:一次在农历二月二十,一次在农历十月二十。 事前村中选出三至四户人家承办筵席,村民交纳一定费用,到承办筵席家中吃饭。 席间笑声不断,其乐融融。这些习俗,一方面体现了整个族群眷恋原籍乡土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是族群成员之间联络感情、增强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在年节习俗、婚丧嫁娶、饮食娱乐等方面,这些“河南人”移民也与溧阳本地人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

语言是传承文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语言心理是“河南人”族群文化意识的集中体现。语言心理也叫语言态度,是个人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价值评判或行为倾向。“河南人”对原籍语持有强烈的忠诚和极力维护的语言心理,他们顽强地移植并传承了原籍方言,在溧阳本土优势方言的包围下,形成与溧阳方言社区泾渭分明的河南方言社区。一个半世纪多以来,移民社区在与溧阳本土居民以及来自其它地方移民杂居相处的过程中,坚持沿袭使用河南方言,秉承了官话方言区的许多共性特征: 语音方面,古全浊声母今读清音,古平声调分归阴、阳两个调类,全浊上声字变成去声,因为古入声调经消失,分归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只有- n, -ŋ两个鼻辅音韵尾,而没有典型的吴语入声字具有的喉塞韵尾。 词汇和语法特征方面,则与陈章太、黄伯荣等学者描述的北方官话区方言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

语言建构了世界存在的方式。毋庸讳言,除去交际作用外,河南话更是维系“河南人”族群内部团结协作、相互认同的重要纽带。 在方言社区内,河南话是认祖归宗、联络乡谊、凝聚人心的润滑剂,在族群内部,任何个体(特别是早期移民个体),因为移民所引发的思乡愁绪和土客冲突,都能在母语所建构的族群文化内部获得归宿、认同和有效的化解。

2 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和溧阳方言社区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客民与土著一个半多世纪以来混杂相处的过程中,两种不同方言对不同习俗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起了无与伦比的促进作用。 与溧阳方言社区的频繁交往,使族群内部的河南话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潜在变化,“河南人”的语言心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1 河南话与本地话的相互影响

早期迁居溧阳的河南移民,仍有族人或亲戚留居原籍,血缘关系的纽带促使移民与原籍的联系不致中断,再加上与溧阳土著居民接触过程中,利益、习俗、交流方面的扌干格不入常常引发土客之间的冲突,出于对故土的感情和现实安全的考虑,第一代移民决绝地固守着母语这个重要的族群标志,在语言使用上表现出与溧阳本地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语言保守意识。 然而,长期混杂居住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不同方言社区之间的接触、交流和互相影响。为了尽快适应族群之外的语言和文化,从第二代移民开始,河南方言社区内部开始出现同时会说溧阳话的双语现象。伴随着经济、文化、婚姻、教育等方面与本地人日趋深入交流的需要,使用双语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河南方言社区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利用双语口头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能力。

如今,河南方言社区的居民与溧阳方言社区居民相处时没有丝毫语言隔阂,交流畅通。行走在河南方言社区内,随处可见这样的情景:两个人聊天时一个人用的是河南话,另一个人用的是溧阳话。二人在交谈过程中通过悄无声息的语码转换,彼此又都可以使用溧阳方言来交谈。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两种不同的方言彼此渗透、扩散,最终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对方的影响。以下结合对溧阳社渚镇河南方言社区的调查资料进行粗浅分析。

通过对表1进行分析可知,方言社区内的河南话大部分字词仍袭用传统河南话的说法,如: “不要”、“不要紧”、“特地”、“穿”、“扔”、“端”、“拾掇”、“睡”、“洗澡”、“姥爷”、“爸爸”、“晚娘”、“脖子”、“后个”、“今个”、“洋碱”、“痱子”、“蛛蛛”、“宽”、“小底”等。在本地强势方言溧阳话的影响下,方言社区内的河南话已经有相当部分词语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部分既保留了河南话的说法,也吸收了本地溧阳话的说法,比如“也许/作兴”、“呆/蹲”、“化/炀”、“木刀菜/搛菜”、“公公/阿公”、“姑姑/娘娘”、“事情/事体”、“东西/物事”、“走sa/走pa”等,另一部分则直接吸收溧阳本地话的说法,河南话本来的说法则已弃之不用,比如用“推板”取代“差劲”,用“夯不郎当”取代“零零总总”,用“弄损”取代“作弄”,用“化”取代“洇”,用“老婆”取代“媳妇(妻子)”,用“爸爸”取代“旦”,用“促狭”取代“窄”,用“猪蹄胖”取代“猪肘子”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从溧阳本地话吸收过来的词语,无一例外地都经过方言社区河南话的声调处理。溧阳话对河南话的语法特征也有影响,比如,受溧阳话影响,方言社区内的河南话现在用“把”取代表示“给予”意义的“给”,使“把”在传统信阳话的介词、量词之外,又多了表示“给予”意义的动词用法。 并且,在表达“给我书”这样的双宾语结构时,也开始大量使用“把书我”这样典型的吴方言组合结构。在个别语义表达上,河南方言社区结合了河南话和溧阳话的不同叫法,比如溧阳话用“滴格晨光”表示“什么时候”,如今的“河南人”在保留“么暂”的基础上,结合两种不同方言的表达,使用“么时晨光”的词语组合。另外,根据调查过程中下发的《吴方言区内河南方言岛语音声调变化调查简表》数据分析,“穷陈床才唐平寒神徐扶鹅娘人龙难麻文云”等阳平字,在第二代移民的发音中调值标示为35,受本地话阳平字调值45的影响,从第三代移民后代开始阳平字的发音调值改变成为45;“五女丑老暖买有近柱是坐淡抱厚社似父”等阳上字,在第二代移民发音中的调值为212,受本地话阳上字调值为24的影响,第四代移民后代发音调值普遍读为212,并影响到部分第三代移民。河南方言社区一位曾经外出打工巧遇大批光山人的28岁居民说: “听说我是清末民初移民溧阳的河南人后代,那些光山老乡对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所说的河南话与他们所说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诚然,受经济、文化、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一个半世纪多以来,河南移民祖籍地的河南信阳话必然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但相比较移植到异质方言土壤中的河南话而言,前者的变化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尽管本地优势方言对移民社区河南话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河南话也反作用于溧阳本地话,对其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如: 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内部的溧阳话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弗好”、“弗要”、“勿碍”、“掼”、“蛮娘”之类的叫法,而分别以河南话的“不中/不好”、“不要”、“不要紧”、“扔”、“晚娘”取而代之;另有一部分词语,如“阿公/公公”、“娘娘/姑姑”、“物事/东西”、“颈梗/脖子”、“搛菜/木刀菜”、“蹲/呆”、“物事/东西”、“事体/事情”等,则显然兼收并蓄了本地强势方言与河南客方言的不同说法。这里面固然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但“河南话”的“近邻”作用却是直接有效的。比如“怪”的韵母在溧阳县城保留了传统溧阳方言中[ua]的读音,但在方言岛附近的溧阳农村却改读为[uai];“不”在溧阳县城方言中读作[fo],而在方言岛附近的溧阳方言中改读为[pu]。“城市里的方言变化较快,农村的方言变化较慢,城市周围的方言往往跟着城里的方言变化。从乡下方言的现状可以看出城里方言以往的历史面貌。”[4]30溧阳县城和河南方言社区附近乡镇溧阳话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变化规律,正是河南话在附近乡镇溧阳方言社区渗透、扩散的结果。

2.2 河南方言社区移民后代语言心理的变化

在土客杂处的过程中,不同方言之间免不了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从第二代移民开始,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内部就出现了河南话和溧阳话并存的双语现象。双语现象是不同言语社区成员互相接触、交际的必然产物。一个言语社区之所以产生双语现象,是“因为社会生活需要有一种以上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各有自己的社会功能。”[4]61在河南方言社区内部,河南话一般在家庭、社区内部或碰到同族时使用,在方言社区外部则说溧阳话或普通话,比如在买卖交易场景中,如果不说溧阳话,就可能因“语言歧视”遭遇种种不便,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实现由河南话向溧阳话的语码转化。河南方言社区居民(包括因婚姻关系迁入的溧阳方言社区居民)两种方言说得都比较纯正地道,能够根据交际情景的需要适时在两种不同方言之间进行语码转化,而没有杂七杂八的感觉。但在溧阳方言社区内部(因婚姻关系迁入的河南方言社区居民除外),却很少有人会说两种方言。 这是语言心理作用的结果,因为溧阳人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活,溧阳人是主人,外来的河南人应该学会本地话,而本地人没有必要会说“舶来”的河南话。

溧阳方言社区这种普遍的语言心理,体现了溧阳方言的优势地位。两种不同方言接触的过程中,在使用人数以及经济、文化地位上与生俱来的悬殊,必然地决定了溧阳方言的优势地位,也影响到移民后代对待母语的语言态度,并引起其语言心理的相应变化。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随着社会交往的频繁,移民后代对作为族群文化重要认同标志的河南话的语言忠诚度在逐代减弱。根据几位70岁以上的老人描述,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的第一代移民,对母语秉持绝对忠诚的语言心理,小心翼翼地抵拒着四周强势的溧阳方言的“入侵”,以保护族群方言的纯洁。从第二代移民开始,双语现象扩散到整个河南方言社区。而今,55岁以上的移民后代仍时时强调自己“河南人”的身份,一再表示自己说溧阳话实在是情非得已(或者出于交流的需要,或者怕被歧视,怕买东西时被宰等等),强调溧阳话只是一种生存工具,自己对其并无感情可言。30岁到55岁之间的移民后代,已经不太强调自己的“河南人”身份,河南话也因借用许多吴语成分变得不再纯粹。在他们眼里,溧阳“城里话”是有文化、素质高、信誉好的标志,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往往以会说城区溧阳话为荣,并将之视为体现个体身份的重要资源,之所以还说河南话,是因为自己在方言社区里总要表现“合群”的心理需要。30岁以下的移民后代,即便是在河南方言社区内部公众场合下也主要使用溧阳方言和普通话,河南话只是其祖籍河南的一个标志,会不会说已经无所谓了,少部分人甚至难以熟练地使用河南话了。“族群内部一定数量的人放弃本族语直接影响到本族语的使用程度,造成本族语社会功能的消弱,而语言社会功能的弱化就意味着语言活力的衰退。”[5]语言是靠社区成员代代相传不断延续的,在与溧阳方言以不对等的关系长期对峙抗衡的过程中,溧阳方言以优势方言的地位逐步“侵蚀”河南话的生存空间。伴随着河南话在族群里年轻一代使用场合、谈论话题的减少和流利程度的降低,河南话已经开始在族群内部衰退,并面临失传的危险。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愿意让河南话在族群内部消失吗? 30岁以上的所有接受调查者都给以否定回答,共同的原因是担心后代忘记自己的祖籍。一位38岁的小学女教师说得非常干脆: “如果河南话消失了,对河南老祖宗和自己都是不公平的。”然而, 每位被调查者也都对河南话在方言社区内的衰退趋势束手无策,并深深叹息。

3 结 语

在双语言语社区内部,当象征族群标志的母语处于一定比例的代际断层时,就意味着母语已经开始朝着衰退的方向发展了。完全可以拟测:在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内部,如果河南话持续在年轻人中间得不到充分运用,再过几十年完全有可能退出社会交际活动,仅成为一段时间内留存在少数人(尤其是老年人)记忆中的符号,并随着这些老年人的相继离世最终彻底消失。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可以想象,如果溧阳农村河南方言社区彻底消失了,将给清末以来的移民历史和移民文化研究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鉴于此,建议溧阳地区相关政府部门从保护文化的角度出发,制定一定的语言教育和保护政策,以保护溧阳本土河南话的完好承继。在河南方言社区内部,族群成员也不能“坐以待毙”,应利用传统民俗、传统戏曲等体现族群文化的形式,甚至通过加强与苏南其它河南方言社区的交流互动,不失时机地提高族群成员对河南话的语言忠诚度,自觉承担起对新生代在传承祖籍方言及培养情感方面的教育。只有官方和民间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遏制和延缓河南话的衰变速度,减轻河南话消失给当地文明成果带来的损失,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生态环境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

[1]葛庆华.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郭熙.苏南地区的河南方言岛群[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5(4): 120-125.

[3]方李莉.血缘、地缘、业缘的集合体—— 清末民初景德镇陶瓷行业的社会组织模式[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10(1): 8-20.

[4]游汝杰, 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5]徐世璇.语言接触性衰变的阶段性和质变标志[G]∥薛才德.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