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 磊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翁方纲作为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诗人，他一直重视着诗歌的选评。从其不同时期编选、评点的诗歌选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翁氏诗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他早年有两个唐诗选本:《唐人七律志彀集》和《唐五律偶钞》。从两书的“凡例”中可知两部选集编订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加之翁方纲的评点，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这两个选本只选唐人七律和五律，就编选宗旨及诗歌评点来看，翁氏对唐诗的推崇很明显，且多处评点延用王士祯“神韵说”的观点。

翁方纲在督学广东时(乾隆二十九年至乾隆三十七年)，编选了《五言多师集》、《五言诗余师集》、《七言诗余师集》三部唐宋诗兼收的选集。至乾隆四十七年《七言律诗钞》的刊刻，翁方纲的诗学思想可以说是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转变。《七言律诗钞》共收入唐、宋、金、元四朝七律诗767首，其中前8卷唐诗是在《唐人七律志彀集》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七言律诗钞》相比之前诗选集而言，增加了宋、金、元诗及其评述。“《七言律诗钞》凡例中对唐诗评述，也一改《唐人七言志彀集》以盛唐为高格的主张，而是从唐诗发展史的角度，更为客观的评述唐诗的风会与流变。”[1]

诗歌的选评能折射出编选者的审美爱好和理论倾向。从《唐人七律志彀集》到《七言律诗钞》，可看出翁方纲诗学主张由“独主唐音”到“兼收唐宋”的转变轨迹。他早年选诗重唐，受“神韵说”影响较大，但这一主张并没有贯穿他诗学思想的始终，后来由唐入宋，逐步发展出重“肌理”的诗学思想。通过探究翁方纲早年的文化活动，可以了解到这种诗学发展轨迹转变的原因。

一

乾隆帝擅诗文，兼长书画。自述其“平生结习最于诗”[2]，“笑予结习未忘诗”[3]，“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4]。

乾隆帝有以命题作诗考核大臣的嗜好。皇帝出题考诗，对于身边大臣来说也是一个官职升降的关键点。如乾隆二十四年三月，乾隆帝出题《富而可求也，馆人求之弗得》，翁方纲赋得“披沙拣金”，列一等第五名，六月即被任命为江西乡试副考官，去给新增的“试帖诗”命题。乾隆二十六年，时值皇太后七旬生日，翁方纲献颂诗，“恩诏加一级”。所以对于翁方纲来说，诗便具有了特殊功用，成为他维持地位的法宝。他经常御前和诗邀宠，多次凭借献诗获得君主的好感。

乾隆帝不仅在重大典礼、重要节日上要作诗，就是巡游各地期间也常常随时因灵感所至而诗兴大发。乾隆帝在位60年，其中有6次顺运河而下南巡。南方的人文俊杰、自然山水之境，触发了乾隆帝的雅致，这期间就作有大量的即景抒情诗。尤有很多和苏轼有关的诗作，这些御制诗都体现了乾隆帝的审美情趣。

“翰林文化是在帝王的提倡之下奠定的，此时词垣宗宋崇苏之风亦受乾隆帝趣味的影响。乾隆之诗宗宋，于宋代诗人中尤重苏轼。”[5]作为文学侍从的翰林，在君主的影响下，翁方纲诗风的转变也是自然的。

乾隆帝不仅擅作诗文，而且对古玩字画也有着很高的鉴赏力。在其南巡至各地期间，地方官吏便在行宫中摆放了很多古玩字画和名贵花草以迎合君主。君主的这些雅好，在翁方纲是心领神会的。

二

翰林院中引导翁方纲诗学转变的重要人物还有钱载。钱载(1708-1793)是浙江秀水人，乾隆十七年(1752)与翁方纲同中进士，同选翰林院庶吉士。两人比邻而居，钱载诗文画兼善，翁方纲时常向其请教。钱载长翁方纲25岁，中进士时，钱载已是著名诗人，其诗名早已驰誉南北。翁方纲《热河怀人诗五首同习庵瘦同赋》之《钱萚石》也称钱载“塞上名早传”[6]。而此时的翁方纲，诗艺尚处于初学阶段。翁方纲在《喜兰雪卜居近巷之作》自注中云“昔与萚石邻巷论诗，每清晨欵户者，不问而知钱兄诗艸来也。”可知他们经常在一起论诗，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从《钱载评〈翁覃溪诗〉》可看出翁方纲对钱载虚心求教的态度:“诗内纰缪，乞逐细拣出。务祈于年内，拨冗一办。至开岁初旬，即有便使入京，专人走领，仍乞封付伊带回。诗甚浅稚，不可以视人也。拜托、拜托。”[7]此乙酉年萚石所批。乙酉年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也是翁方纲出任广东学政的第二年。钱载亦反复敦促翁方纲，“要观古人诗多，要书卷多，要路头开阔得多，则无一字无来历”，“至于偶然离书，而从毫无关系处，信意纠缠，又无书卷，则谁肯俛首信之”[7]。宋诗派的钱载主张为诗须多读书，多读古人书，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呈现出学人之诗的理论特征。诗歌重学，是清初以来的一种普遍倾向。翁方纲使粤期间，重学的倾向也渐趋体现在其诗论中。不能说翁方纲宗宋重学的意识完全受钱载的影响，但和钱载的书信往来至少起到了加速强化的作用。

翁方纲本人对此也有过叙述:“方纲与箨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谭艺知心于同年中为最。自己卯春箨石自藜光桥移居宣南坊，方纲得与晨夕过从，至今十有八年。中间方纲使粤者八年，而前后共吟讽者则十年。十年论文之交，世固有之，至于心之精微人所难喻，方纲于箨石则固敢谓粗喻矣。”(《复初斋文集》)

翁方纲这种虚心求教的做法，一直持续到离粤回京之后。在自粤归京的翌年，寄给钱载的信札中说:“弟之前抄，盖犹滞于唐人间架色相而未能各指所之。承兄细批后，已处处水落石出。……今日一天草草抄一底本，务求兄动笔一遍，附前三册之后。弟数日在家静味此理，如再得此本寻绎互证，不特受益更深，而亦将从此自定下手之法。”[8]从中亦可看出翁氏的承教受益。

翁方纲极其推重钱载诗歌，与翁方纲同时的法式善说，翁方纲“于近人中颇许樊榭、萚石两家”[9]，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曰:“翁覃溪、钱萚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11](P125)覃溪一生钻研杜诗，自16岁“始得读杜少陵、李义山诗”，至1800年68岁时写成《杜诗附记》。从自序“甲申(1764年)、乙酉(1765年)以后，按试粤江，舟中稍暇，录成一帙”可知，《杜诗附记》草成于翁方纲使粤期间。据此可推断，钱载对杜诗的推崇和评点对翁方纲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

正如潘务正师在《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一文中所说:“正是翰林院风气使然，翁方纲诗学宗尚由学唐转向宗宋，并在广东学政任上进一步明确。”[5]

乾隆二十九年，翁方纲提督广东学政，直至三十七年返京。学政署的任务，是继承前代文教历史官署的传统任务发展而来的。从宋以来，一直有着广泛的文教管理职能。发展到清雍正年间，有“谕旨”作出“督学(学政)一官，尤人伦风化所系，要表扬忠孝节义，崇祀光圣先贤，访求山林隐逸，搜罗名胜藏书”的规定。翁方纲连任广东学政的8年，“访求山林隐逸，搜罗名胜藏书”，曾亲自搜罗广东各地金石碑刻，编成《粤东金石略》等著作，其崇苏宗宋的诗风也得以确立。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最后的时光里对自己的一生，给予了最贴切也是最真实的诠释。来到山水俊杰的岭南，作为学政的翁方纲也自然会被这人文、自然所吸引。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此期他创作了大量与苏轼有关的诗。

乾隆三十三年十月，翁氏以六十金购得坡公《天际乌云帖》墨迹，因撰《天际乌云帖收藏世系表》。次年又摹广东英德南山山崖坡公手迹，勒石两片，一嵌广州使院壁，一留以自随，自号“苏斋”自此始。由此可见翁方纲对苏轼的喜爱程度。

完成于乾隆三十三年的《石洲诗话》，给杜甫、苏轼以极高的地位。也肯定了宋诗以学问为基础的实境:“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石洲诗话》卷四)宋诗之所以能开创出自身独特的境界，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盛行的义理学的影响，“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石洲诗话》卷四)诗坛的苏轼、黄庭坚等，他们的代表诗作无不饱含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而宋诗这种尚理的特质恰恰被翁方纲把握住了，这与他尊崇理学的思想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翁方纲崇尚杜甫，宗法宋诗。诗的题材又以题书画金石为主，在作品中充满着浓郁的学问气。这是翁方纲在浙派的基础上，加之受清中期繁盛的经学研究的影响，进一步打通了诗与学问之界。“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石洲诗话》卷四)这恰是翁方纲论诗之核心所在，因此他对宋诗推崇备至，处处为宋诗张的。

乾隆四十四至四十六年，翁方纲都在十二月十九日召集友人为苏轼过生日，并把“同观宋椠《苏诗施顾注》”做为重要内容，可见翁方纲对苏轼的重视。而至乾隆四十七年《七言律诗钞》的刊刻，亦说明了翁方纲宗宋的诗学宗旨的践行。

翁方纲诗学由唐入宋，是他的诗学思想与学术思想调和的必然结果。宋诗“妙境在实处”的“实”的特征，正可与其质厚学风相亲。其独具一格地倡导“肌理”说，以“理”来标举宋诗区别于唐诗的特质，“(翁方纲)肌理说崇尚实境，宋诗乃是代表;他的肌理说崇尚精细，宋诗也是代表。所以我们说，肌理说乃是宋诗的理论。”[11](P718)

[1]韩胜.翁方纲的诗歌选评与“肌理”说的形成[J].中国文学研究，2009，(3).

[2]乾隆.御制诗四集·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乾隆.御制诗五集·题玉澜堂[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乾隆.御制诗初集·初集诗小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潘务正.翁方纲督学广东与岭南诗风的演变[M].2012。

[6]翁方纲.复初斋诗集(卷二十一)[M].《续修四库全书》本。

[7]钱载.钱载评〈翁覃溪诗〉(萚批一)[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8]钱载.钱载评〈翁覃溪诗〉(《七律补钞·前识》)[M].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9]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一)[M].《续修四库全书》本。

[10]姚元之.竹叶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