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青

(长沙大学外语系，湖南 长沙410003)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交流日渐频繁，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外宣资料的翻译研究也不断深入，但受传统的翻译理论的影响，外宣资料的翻译过分强调原语向目的语的转化，忽视了译者的客观存在及其主观能动性，这就造成外宣翻译的质量不高，进而影响了对外交流的效果。

一、关联理论翻译观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关联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影响深远的认知语用学理论，是由Sperber和Wilson提出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Gutt首次将其运用于翻译研究领域的。关联理论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涉及到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三者共同参与其中，其中译者既是兼有接受者和交际者的双重身份，他可以根据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来选择适合读者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是连接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据古特(Gutt)的说法，翻译应该做到两点，一是译文要“与译文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或“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二是译文表达的方式“让译文读者无须付出任何不必要的努力”，在这一原则下，译者应该时时以“寻求最佳关联作为翻译的指南”［1］。译者通过对原文的理解和推理得出作者的交际意图，然后通过恰当估计读者的认知语境将其有效地传达给译文读者，使译文读者在处理交际信息时付出最少的努力而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然而，译者的认知语境与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译者要发挥其主体性才能实现最佳关联。因此，无论是译前对翻译要求的理解，对文本的选择，还是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译者始终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体现出其独特的主体性。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新视角，也把翻译主体的研究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国内一些学者如许钧，查明建，田雨，仲伟合，李占喜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探讨了译者的主体性［2－5］。通过梳理前人的观点，笔者认为译者主体性的概念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主体性是译者的本质属性，是译者本身存在、活动的方式，翻译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译者;第二，译者主体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条件的制约，是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的翻译目的，读者的期待等因素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通过对翻译过程进行自觉的控制和调节，顺利完成翻译活动。

二、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世界各国都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外宣翻译的目的就是要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不同国家的译入语受众全面、真实、准确地宣传介绍中国，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塑造正确的国家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外宣翻译是以译文读者为中心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要使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的国外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毫无疑问起着重要的主体作用。

(一)翻译材料的选择

对外宣传针对的是国外受众，鉴于英汉语言和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沈苏儒先生最早提出了外宣翻译要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6］。同时他还指出此原则一般认为内外有别主要是指涉及读者、宣传的目的、内容、方法和语言等五方面。这其中，读者即受众的不同显然是首先要考虑的要素。读者的不同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客观上，国内外受众在政治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及其关注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主观上，作为传播主体的国内受众和作为传播对象的国外受众对宣传效果抱有不同的期待。因此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时必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一是翻译的材料是否能被国外受众接受，二是译文传递的信息是否有利于正面塑造和传播我国国家形象。陈小慰指出导致外宣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目前的对外宣传(包括外宣翻译)缺乏内外有别的意识，没有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共性、心理习惯、信息需求和言语表现方式等因素，造成受众对其缺乏认同。”［7］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译者必须要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心理和认知语境。可见，译者在进行翻译材料选择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化因素。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让外国受众了解，或者外国读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的，译者必须发挥主体性，对外宣材料做一定的选择，而不是什么都报道。如某村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提出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的口号，像这类标语中国人犹觉惊愕，要是翻译给外国人，他们不仅不能理解，还会对我国的人权以及国家的形象产生误解。因此，诸如此类与外国读者无直接关系又不容易使他们理解的材料译者应选择不译。又如在中国各种公共场合的某些标语如“请勿随地乱扔垃圾”、“请勿随地吐痰”也无需翻译。因为此类标语主要是针对某些素质不高的国人，大部分外国游客在公共场合比较文明，如果他们看到这类译成英文的标语，就会觉得中国人对他们不够尊重。某些服务窗口专门针对中国人的“请讲普通话”、“请写规范字”也不需要译文。外国读者容易接受的是他们感兴趣的、关心的题材。例如，外国读者关心某些社会问题，如青少年犯罪、离婚率和失业率等问题，他们很想知道在中国是否有类似的问题，以及中国政府是怎样解决此类问题的。

选择翻译材料是外宣翻译的第一步，而能否恰当选择翻译材料则与译者的素养和水平有关。外宣翻译覆盖面广，门类众多，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医学等内容;形式多样，如有印刷出版物、电视网络形式的作品。外宣翻译者需有较高语言基本功和知识水平，同时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

(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

根据关联翻译理论，翻译过程可以分为两步:一是译者作为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过程，即他对原文作者意图和认知语境进行假设和推理的过程;二是译者的表达过程，即译者对译文预设读者的确定，并对其认知语境和阅读期待进行推理的过程。可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犹如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桥梁。翻译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能否找到原文作者认知语境与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

1.译者对原文的主体性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是翻译过程中的第一步，发生在原文语境之中，这是原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交际，虽然在这个阶段原文作者是交际的主体，译者是交际的受体，但因原文语境在译者对原文理解的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的影响，译者往往需要根据对原文语境、原文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其他百科信息甚至是查阅资料才能对原文作者的意图有较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可以说译者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我国的外宣资料大部分是由中文写成的，译者要理解原文的语境和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得出最佳关联的结论。如果译者不能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明示背后的交际意图，就谈不上准确地翻译。

例如:一栋乡村小学的教学楼，建了七年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译为:The teaching building in a countryside school remains an uncompleted project though it was started seven years ago.

译文有三处错误。“teaching building”是已经建成的教学楼，译文中与“remains an uncompleted project”矛盾;乡村小学应为”village school”; 第三个错误是对“半拉子工程”的误解，“半拉子工程”是指不可能完成的工程。

正确的译文应为: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building of a village school，which was started seven years ago，has ended up becoming a“never-to-be-finished project”.

以上实例说明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原文(如某些词汇的深层含义)就难免产生误解，即使付出最大的努力也不可能找到合适的关联以达到最大的语境效果。

又如例句:益阳花鼓文化也流光溢彩，还有节日喜庆的采莲船、龙舞、狮舞等民俗文化。

例句中的“采莲船”很容易成为译者理解原文的难点。不熟悉地方文化的译者很容易将其按字面意思译为“lotus gathering boat”。事实上，“采莲船”又称旱船，是洞庭湖一带的一种传统民间习俗舞蹈，以采莲船为道具，多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表演。在不熟悉原语文化时，译者要查阅相关资料，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在译文中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因而，上例的译文应为“Yiyang，a city in Hunan Province，welcomes its visitors with rich folklore:flower-drum opera，the land-boat……a folk dance performance by a girl gliding about in a cloth boat and a man making rowing motions with an oar，singing a racy ditty as they dance……and dragon and lion dance.”从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准确地理解了原文中“采莲船”这种民间舞蹈的表演形式并且考虑到了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通过翻译中增加解释的方法，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也实现了其交际意图。

2.译者对译文的主体性

进入翻译过程的第二步，译者应将其在第一步推理得知的原文作者的意图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因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者的认知语境不相同，译者要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作出假设，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和阅读期待，将自己从原文中推理得出的原文作者意图以合适的译文形式传达给译文读者，实现原文的交际意图。由于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不尽相同。原文读者耳熟能详的信息，在译文读者的语境中也许并不存在。因而，在翻译时，译者必须要考虑信息的内容和语言的形式，并做出正确的选择，而能否实现原文意图与读者期待相吻合的关键就在于“语境效果”和“读者理解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8］。在外宣翻译中，必须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否则不能给译文读者提供最大语境效果而增加译文读者理解上的困难。

例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译为:To thoroughly apply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we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Party’s basic line of t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central task and upholding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known as“one central task and two basic points.”

中国的许多政治术语内涵丰富，形式简练。如“三讲”、“双学双比”、“三个代表”等。国内受众一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理解他们的隐含意义，而国外受众却缺乏相关的背景知识。

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直译为:one central task and two basic points.

上例译文会令读者迷惑不解。根据关联理论的“最小最大”的原则，译者首要考虑的是为读者提供译文语境的最佳关联，因而他要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和语言形式来传递原文的交际信息，以确保他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符合。王东风曾提出:“翻译策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译者本人，因为目标文化与出发文化相比，孰强孰弱，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译者主观决定的。”［9］从译文可看出译者运用了直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既保留缩略语形式传达了字面意义，又通过解释缩略语的内容传达了其隐含意义，无疑会给国外受众更加直观的印象。

又如:

译文:Today’s examinations are increasingly difficult，despite educational reforms;to reduce the burden of students is.Our educational still centers around examinations despite years of educational reforms.

原文下划线部分的表达生动形象，有助于激活原文读者的心理认知图式，使其产生相关联想，实现原文的最佳语境效果;但因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中并无“钻牛角尖”、“减负”、“山还是那座山”这一类的知识，不可能在其社交语境中找到相关联的话，考虑到这一点，译者用了一个简单朴素的词“merely empty talk”准确表达了原文的语境效果，将原文的暗含转为明示，既顾及到了译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认知能力，又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相关信息，同时，在语言上也符合英语简朴的风格;虽然，译文读者不能产生和原文读者相同的历史文化联系，却实现了原文的交际功能。

无论是在外宣翻译材料的选定上还是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应该看到译者的主体地位并不是译者主观愿望争得的“地位”而是译者在认知推理与语码转换中的关联位置决定了译者的主体地位［10］。当然这种主体性也不能过度张扬，而是受到一定的制约的。

三、外宣翻译中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因素

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客观方面，译者通常是受客户即“发起人”的委托而进行翻译的。发起人出于某一目的或是针对目标语文化中特定读者群的需要而要求译者对某一文本进行翻译。因而，译者受到发起人、原作、特定读者等因素的限制。主观方面，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处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中，其主体性受到自身双语能力和知识水平的限制。

(一)客观因素

翻译的目的是多层次的，但外宣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树立较好的国家形象，服务读者。发起人提供的信息是原文作者在源语文化的条件下创作的，原文作者仅对原文的风格特征负责。译者在译前要向发起人了解他的翻译要求和目的，与发起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着手翻译，当然其实在动笔翻译前，译者就已经对目标语读者群的文化背景、认知能力、审美水平有了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会考虑译文是否符合心目中的预设读者的需要，考虑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期待和接受水平。如中国企业在对外推介本企业时往往把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奖项都列上。如某企业介绍中就有“企业先后被评为明星企业、全国机械工业管理示范企业、全国首批重点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等。这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该企业的历史和成绩，是可行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外国读者并不了解这些荣誉的来源和重要性，如果将其机械翻译，不但加重读者理解的难度，也达不到宣传的目的。

(二)主观因素

外宣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还受到译者个人素质的影响。译者的政治敏感性，两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都影响译文的质量。如“摸着石头过河”常被用来形容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某些译者并未认真思考俗语“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而是根据字面意思译为“crossing the river by feeling the stones”。其实，外国人常用的表达是“wade across the stream by feeling the way”。所以，译者只有夯实双语的基础，提高理解和表达能力，才能保证译文的质量。

综上所述，在外宣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非常重要，关系到外宣质量的好坏。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等对外宣材料的选择上，对原文本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就是要实现实现目的语读者对原文以及原文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理解，如未能达到这一点，则表明译者在实现二者关联认知中的主体功力还有所欠缺。当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限制，任何夸大译者主体性的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是不恰当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应避免走向极度张扬和极度压抑两个极端，也只有在制约中合理地发挥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提高译文的质量，实现外宣翻译的目的。

［1］GUTT，E.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24－41.

［2］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3］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19－24.

［4］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7):42－46.

［5］李占喜.译者主体性意识的语用透视［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2):1－7.

［6］沈苏儒.对外报道教程［M］.增订版.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37.

［7］陈小慰.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7(1):60－65.

［8］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296.

［9］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态度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7.

［10］马瑞香.关联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讨［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6(4):112－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