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勋鸿

(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 济南250061)

战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文学，由于创作主体的离散经验，不但表现出台湾作家独有的怀乡情结，而且表现出离散者在乡土追寻中所亲历的放逐漂泊之苦。作为漂泊离乡的放逐者，他们在离散文化的断裂空隙中观看自我的放逐和放逐的自我样态，由此流亡叙述和放逐语言一直是战后台湾文学特有的美学品格。“放逐”、“离散”主题一直被作为解读的视角。尽管历经半个世纪，离散第一代外省族群成了后辈口述中的离散神话，但半个多世纪的漂泊与放逐，最终会安安稳稳地认同与融入居住地的社会，不过来自原乡的记忆，仍缠绕一代代的外省族群，他们精神上的苦闷与认同上的焦虑仍然存在。经历二次放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旅美作家书写了一系列的“流浪的中国人”形象，“浪子”突出了离散主体的意识，据此诠释了冷战时期离散华人的认同困境和精神悲剧。在“异乡人”身份的多重焦虑中，造就了漂泊流浪的放逐主题。

在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书写流亡的女作家群中，聂华苓是最受瞩目的一位。这位出生于湖北的女作家的成长经历就伴随着流亡的经验。她的青春年华伴随着动荡的历史和苦难的人生。其父亲聂洗身为桂系的人，1934年到任仅8个月，不幸被枪决，于是失去经济支柱的母亲带着全家逃亡至湖北省的乡下。14岁时，聂华苓一人坐船到巴东就读中学，也开始流亡学生的辛苦历程，194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由于不善数理科及对文学的喜爱随即转入外文系。因为家庭背景之故，1949年解放前夕，举家逃亡台湾。又由于1960年雷震《自由中国》事件，她遭受波及，于是于1964年离台赴美。1970年创作《桑青与桃红》，作品凝聚了作者半生飘零的流亡经验，是为离散者唱出的“一曲浪子的悲歌”。更为吊诡的是，《桑青与桃红》作品本身也历经了离散与漂泊的过程，它初次与台湾读者见面是在1970年的《联合报》副刊，却因为当时的政治及语言尺度的原因被腰斩，之后于香港《明报》月刊继续连载，1980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本，适逢美国学院女性主义思潮正风起云涌，这本小说叙述技巧及心理描写被视为女性心理的开山之作，因此获1990年美国书卷奖金。1980年，内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删节本，(将有性描写的第四部分删掉)，而直到1988年，才在台湾汉艺色研出版社首次出版全文汉语本。强烈的政治隐喻和性议题的率真表现让这部作品个性泼辣鲜明，叙事和结构的刻意经营也使得作品亮点突出，而女性身体的越界漂泊与精神的跨国流亡更使作品意蕴深幽促人回味。

《桑青与桃红》以寓言式的书写策略，叙说了20世纪“流浪的中国人”的故事，融合了作者自身“逃亡”的经验，将主人公的流离命运和人格分裂融入了民族国家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下，体现了个体的无根飘零与民族国家的紧密联系。“逃”与“困”是小说中极力表现的主题。

聂华苓在讲到该书的逃亡主题时说到:“我是在抗战时期长大的流亡学生，总是逃。十几岁就逃离家乡，十四岁日本人来到武汉，我们就逃、逃、逃!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我去了北平，共产党来了，又逃。到了台湾，以为可以不逃了吧!结果在台湾这个岛上，也在逃。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就说你在自己家里吧，可能也在逃，我们也可能是被困在家里面的。所以我就是写人，尤其是现代人。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1］她还曾自言:“我不仅是写一个人的分裂，也是写一个在中国变难之中的分裂，和整个人类的处境:各种的恐惧、各种的逃亡……”［2］

作者以近现代中国自抗战、国共内战、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家国分裂史为时代背景，写出主角桑青如何惶惶终日逃亡奔走，最终不得不去国离乡，赴美逃难的故事。在每个危难的关键时刻，桑青一方面背弃自己的身份、国族认同，一方面藉由背弃父母、丈夫、女儿的方式获得逃亡的契机，这一连串的困顿、背叛、逃亡、再陷入困顿、再背叛、再逃亡的心灵创伤史就是聂华苓想写的“人类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使桑青发生人格上的分裂蜕变。在每一次“困与逃”的流亡过程中时，主角由纯真的中国内地女孩桑青变成了在美国游荡纵欲的狂人桃红。小说正是借女主人公桑青一生多次被动或主动的逃亡，以致最后精神分裂的悲惨遭遇，向世人倾诉了那一代离散的中国人特有的流浪无根的生存境遇。通过国族的、家庭的、性欲的流亡，书写了女性主体的流亡和重构过程。

《桑青与桃红》一书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由桃红给美国移民局的一封信和桑青的一段日记组成。通过日记的形式把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浓缩于四个生活阶段，每个阶段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每个部分既是独立的，又具有延续性和连贯性。且“四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主题:逃亡、威胁、困陷、‘异乡人’的处境”［3］334。小说四部分勾勒出桑青的逃亡经历:从抗日战争末期逃家搁浅在瞿塘峡，到国共内战结束前夕围城之际的投奔北平夫家，再到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被困阁楼，最后流浪到美国独树镇。

第一部分瞿塘峡被困，描写抗战后期少女桑青因为偷了家里祖传的玉辟邪而离家出走，乘一只木船沿长江逆流而上逃亡四川，船在瞿塘峡搁浅被困整整七天，在绝望的境地中，船上的男男女女演出了一场纵饮狂欢的悲壮闹剧。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被放逐的中国浪子的意象，读者从中很容易窥见种种象征性寓意——破木船逆流而上，而且要经过黄龙滩、鬼门关、百牢关等众多急流险滩，这无疑象征了中国人处境的艰难和命途的多舛。在这部分，作者借着“逃亡学生”之口，道出了“流浪的中国人”那种无根、漂泊之感:“一个人吊在那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四面是黑压压的山，下面是轰轰的水。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从开天辟地就吊在那儿的。你就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哪儿?我到底是什么人?这儿还有别的人吗?你要找肯定的答案，就是为了那个去死你也甘心的。”［4］25

该部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桑青的首次逃家被困瞿塘峡，并不是想要到重庆做一番大事业，而是偷了传家之宝玉辟邪，这块玉是桑青的曾祖父传下来的，历代单传，传男不传女，象征家族正统的继承权，桑青自小被禁止碰玉辟邪，曾经因为碰这块玉而遭受母亲的责打并被关在黑暗的阁楼里。而由于父亲的无能和失势，母亲保管玉辟邪，桑青又偷走玉辟邪，最后玉辟邪被摔成两半，也预示了封建社会的松动和男权的去势。玉辟邪是父权社会的象征物，更象征着桑青的原生家族史。传统家族史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女性没有发言权，女性寻求自我，只能离家出走，成为离散族群的一份子。女性在近百年的中国离散文化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被困瞿塘峡船上的象征传统旧文化的老先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你问的哪一个时期的女人?南京大屠杀里的女人呢?还是重庆大轰炸里的女人?”［4］54

符合传统价值观的贞妇烈女昭昭于史册，口口相传，而在父权文化中受苦受难的女性故事却是支离破碎、面目模糊。女性为了解构国族和父权的双重压迫，必须出走，在身体不断的位移中，去除性别疆界，以主动的姿态来重塑自我认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从桑青窃取玉辟邪逃离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自我放逐和流亡，在被困瞿塘峡时，主体自我得以在困境中被唤醒，第一次以性欲的松绑逃脱监控，以和流亡学生发生性关系自我放逐于父子传承的原生家庭之外。

小说第二部分写桑青在北平的困境。正如作者所说:“其实像写北平围城，也是写一种人的困境，一堆人被围在那里，旧有的文化崩溃了，新的文化还没有来，是那种人的精神崩溃。”［1］抗战胜利后，桑青为摆脱“逃家”的罪恶感，她选择逆向逃往国共内战的北方北平，为的是去依亲结婚，重组一个家。然而北平给桑青的感觉竟是“我在沈家仍是个外乡人”［4］99。解放军进城后，她和丈夫沈家纲又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仓惶逃离充斥着旧中国腐败气味的家，辗转来到另一个被围困之地——台湾。

桑青的瞿塘峡的自我放逐和放纵，自有其挣脱束缚建构主体自我的积极层面，然而放纵不见得可以获得自由。小说的第二部分桑青还是带着对原生家庭赎罪、忏悔的心理按照既定的婚约从南京逆行逃到了北平。从南京逃到北平，桑青不只带了半边玉辟邪，还带了小金锁。小金锁是桑青与家纲双方家长许婚的信物，她带着小金锁，走进北平，“北平是个大回字。皇城。内城。外城。”［4］88她一层又一层，走进回字最内里，把自己锁进回城内的沈家，沈家也是一层又一层，重重地将她包围:“沈家住在西城太安侯胡同一幢四合院里:大门。垂花门。跨院门。”［4］88作者用丰富具体的意象象征桑青将走进另一个重重封闭的牢笼，其象征笔法，既投射出北平围城的社会事实，也预示着桑青个人的命运，婚配家庭同样是一个封建的牢笼。如果玉辟邪是原生家庭进行压迫的权力象征，小金锁就是预示着婚配家庭的禁锢。

桑青从南京逃离到北平，只是从原生家庭中结构性的弱势地位，走进婚配家庭中另一个结构性的弱势地位，婚配家庭的弱势地位由沈母的角色所强化，家纲的母亲当年凤冠霞帔，被花团锦簇的轿子抬进沈家时，是这辈子最光彩的时候。后来的日子就困在婚姻里，生活重心全是为了把丈夫捏在手里、把儿子捏在手里，她是生活在另种围城之中的旧时代女性。在这样的旧式家庭里，桑青还是无法逃出内化了的父权机制。洞房花烛夜丈夫发现桑青不是处女时的恼怒，预示着桑青以后的家庭地位堪忧。然而，桑青毕竟是经历过流亡和逃亡的桑青，在旧世界分崩离析轰轰倒塌之时，她怀着腹中的生命选择了和丈夫再次逃走。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她将玉辟邪留在了北京城，象征着女性主体的确立必须扬弃传统的宗法大家庭。

第三部分写逃到台湾后，桑青的丈夫因挪用公款被台湾警方通缉，全家人终日藏匿在一个昏暗狭窄的小阁楼上，过了两年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的“阁楼人”生活。作品以象征的手法，描写了20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那“摇摇欲坠、尘埃满布、老鼠横行、时钟停顿”的几乎让人窒息的小阁楼“很恰当地象征着台湾本身恐惧孤独、暂与外界隔绝的情况”［1］，作者还通过对百看不厌的故都风物的描绘，反映出桑青在极度的恐惧和苦闷中，回归故乡的强烈愿望，流露出“失根”浪子的怀乡之情。

桑青是怀着另建新家庭重新出发的憧憬离开北平的封建家庭，离开了北平，也就离开了原生家庭与婚配家庭的两相夹杀。然而，以核心家庭为迁移单位，桑青的女性移民身份，是丈夫的随行者、配偶，在宗法父权的架构下，男性家长的社会阶级身份决定了妻儿的阶级与身份，沈家纲因挪用公款躲避于台北阁楼，桑青和女儿桑娃也跟着走进了黑暗低矮的阁楼。在阁楼里，更是受来自父权机制下家纲的百般折磨和羞辱，然而在面对国家强权和家庭父权双重压迫下，桑青并没有退却，她选择了再次出逃。

第四部分，写桑青只身逃离台湾来到美国，在美国得不到承认，受到移民局的追捕，乘车漫无目的地四处逃亡，过着流浪的生活。此时的女主人公在生存的逼迫和精神的折磨下，已堕落成一个纵欲狂，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于是代表中国传统神圣典雅女性形象的“桑青”由此分裂为放浪形骸、沉迷于肉欲的“桃红”。在这一部分，作为二度流浪漂泊于异乡的桑青，更体现了“流浪中国人”的放逐、无根的离散主题。当移民局的官员问及她的出生地时，她的回答是:“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4］5当被问及递解出境时打算去哪儿，她回答说“不知道!”这种回答揭示的也是桑青精神主体的流浪特征，而桑青“我是中国人”［4］203的回答，也为流浪者的国族认同作了最好的诠释。小说结尾部分还借主人公之口写道:“长城那儿是故乡……我们一起回大陆我们一起为国家工作我们一起抚养孩子。孩子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起来”［4］206，更是表现出了一代浪子根深蒂固的寻根意识和国族认同。

小说中，作者并不执著于中国原乡认同书写，也不执著于生根成家的传统观念，而是藉由身份的转变和地域的变迁，展现女性家国流亡、家庭流亡之外的情欲流亡，建立其有别于传统的性别主体意识。桑青的人格分裂和桃红放浪形骸正好印证了女性在流亡过程中通过情欲流亡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性别认同。桑青在美国逃亡的过程中精神分裂为桃红，不断宣称桑青已死，与多位男子发生关系并怀孕，其放浪的行为与传统的桑青大相径庭。正如白先勇所说:“她想藉主角的人格分裂，桑青渐渐变成桃红——一个放浪形骸，道德破产的女人，来反映中国传统社会价值崩溃的乱象。”［5］

桑青的前两次出走，第一次从父权结构下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出走，第二次从被夫所累困于台北阁楼的险境中出走，都是女性摆脱父权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积极行径。恰如台湾学者范铭如所论:“桑青的逃亡史，正式与家庭离合的关系。从她第一次跷家逃到重庆开始，每当离家，她才享有自由解放;每当她试图定居，从北京道台北，她就感受挫败与恐惧。”［6］所以，从台湾逃到美国，桑青变成了桃红，表面看是精神分裂，实际上未尝不可视为是桑青的改变，是桑青追求自由和建构自我的成长过程。就如聂华苓所说，桑青是长在中国土地上的桑叶，象征传统文化，而桃红鲜艳奔放，象征的是并发的生命力［1］，它们同时存在于桑青的身上。小说中桑青变为桃红时曾有一段自白:“你死了!桑青!我就活了。我一直活着的。只是现在我有了独立的生活。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和你完全不同。我们只是借住在一个身子里(多么不幸的事!)我们常常是作对的。即令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因为你限制了我的自由。现在，你死了，希望你不要复活了，我就完全自由了!”［4］229桑青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守和压抑的一面，桃红则代表打破传统束缚的主体自由。也可以说桑青代表的是过去的、中国与台湾不堪回首的国族与家族记忆，桃红代表的是现在的、在美国的流浪自主的生活。从桑青变为桃红，女性备受压抑的自我得到了彻底的解放。

聂华苓在《桑青与桃红》里，写桑青以漠视礼教的欢乐做爱来消散作为流亡者的集体文化记忆，一再地透露其自由追求下对家国与民族思想的解构，也从而暗示了历史文化与集体建构记忆中的国族想象，在女性实质生活体验等思维模式中所占有的份量。小说作者也正是借桑青的被困与逃离，书写了一部女性生命的流浪史。作者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时代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桑青的逃亡、精神分裂、流浪异乡的背后，是无根浪子漂流无根的生活真相，是永远无法逃脱的“异乡人”的处境。而桑青的家庭流亡和情欲流亡，则是漂泊异乡的流浪中国人一种安顿生命自我的方式。《桑青与桃红》看似寓言式地再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上的精神分裂，实则以女性的观点聚焦于华人族群的流放经验，在解构父权社会单一的国族认同的同时，进而释放了女性身体的颠覆动能，以敏锐的空间政治批判和前卫的女性主义思维先声夺人地呼应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性别与空间论述。

［1］廖玉蕙.逃与困，聂华苓女士访谈录(上)［N］.自由副刊，2003－01－13(35).

［2］彦火.海外华人作家掠影［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18.

［3］梦花.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334.

［4］聂华苓.桑青与桃红［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

［5］蔡祝青:当贱斥转换恐惧——论《桑青与桃红》中分裂主体的生成与内涵［EB/OL］.［2013－04－10］.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27/journal_park210.htm.

［6］范铭如.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143.